赵国货币的种类及特点 战国时期，赵国流通的货币，以布币为主，兼有刀布和圜钱。它们都是铜铸钱。
布币系由农具-镈演化而来。镈是一种铲形农具。战国时期的布币都铸有地名，以釿为货币单位，大致可分为早晚二期。流通中的早期布币有二釿、一釿及半釿三种，币面标明釿数：二釿的布币重约20--30克；一釿的布币重约１２--１７克，半釿的布币重约6--9克。晚期布币则只有一釿、半釿两种，面且晚期布的币面铭文多不纪重，仅某些半釿布币有铭文“半”字。这是因为“釿”单位行用已久，流通中主要已只是釿忻、半釿币两种。人们从布币的大小一望就可知道了。晚期一釿的布币重约10--13克，半釿布币重约4--6克。
布币的形制，以尖足大布、尖足小布及方足布为主。从铸造地与形制结合来看，统计赵国布币，有尖足大布、尖足小布和方足布等。面铸造地则有多处。
尖足大布。面文地名文字有：兹、兹氏、甘丹等。均为赵国地名。兹、兹氏，即今山西汾阳县。汉为兹氏县。《山西历史地名录》记述：“汉兹氏县在今县南15里巩村，尚有遗址”。甘丹即邯郸。
尖足小布。面文地名有：兹、兹氏、中阳、寿阳、篱石、阳邑、武安、晋阳、榆即半、平周、平陶、平洲、虎俿半，晋阳半、武平、蔺半、安平、中都等。
方足布。面文地名有：安阳、兹氏半、马雍、平阳、朱邑、敷垣、涅、中邑、平阴、阳邑、王氏、唐是、彘邑、祁、兹成、（辛阝）邑、同是、土匀、中都、藿人、平阳、鸟邑、西都、北阳等。
山西阳高县天桥村发现的布币数量最多，总重量102公斤，共计13000枚。出土时，埋藏在地表以下1.7米处，放置得相当规整，呈宽厚0.33米，长0.66米的一堆，布币的首部能看出绳索捆扎的痕迹，但没有陶器或其它遗物同出。这一大批布币中，以平肩方足布为主，计11630枚，占出土总数的90％；平肩尖足布417枚，仅占3%，另有耸肩方足布，数量不详，估计应近千枚。平肩方足布又以形制较小的居多，占三分之二以上，长4。5--4。7厘米，宽2。 5厘米，重5--5.5克，而较大的一种，长5厘米、宽3厘米，重12--14克。耸肩方足布的尺度和重量，均未详。这些
布币中又以赵国最多，共计7000余枚，占总数的将近60％。
刀币原铸行区域只限于齐国。后燕国也开始铸行。据史学家分析，赵国因与燕、齐接壤，在燕、齐的影响下，也铸造了刀币。最初，可能是在燕军占领齐国大片国土，燕国国势最强盛的时期，赵为适应与燕、齐接壤地区商业交往的需要，开始铸造刀币。开始铸造的是明刀。“明刀”一词，系由这种刀币的币面铭文“明”而得名。后来，赵又铸造了“直刀”。“直刀”是赵国铸造的带有典型性的刀币，它的刀身与齐大刀、燕尖首刀相比，相对平直，所以把这种刀币称为“直刀”。赵直刀的币面铭文有“甘丹(邯郸)”、“白人(柏人)”、“白”、“成白”、“成”、“王人”等。“甘丹”刀、“白人”刀，在赵刀币中较常见。1963年山西原平县武彦村出土的大批战国刀币中，就有“甘丹”直刀450枚，“白人”直刀420枚，另有“王人”直刀10枚，“成”直刀一枚。柏人为赵邑，在今河北隆尧西，与邯郸相距不远，故先秦文献中常把“邯
郸”“柏人”并提。“甘丹”、“白人”直刀，一般长约14厘米左右，重约10--12克左右。“成白”、“王人”地望不明，较少见。还有“蔺”直刀，也少见问世。其刀身稍呈弧形，刀体亦稍小，重量不足10克。蔺即今山西省离石县西，在战国时期，时而属韩，时面属赵，时而属秦，铸造这种刀币的时间，应系属赵之时。赵国直刀中。最晚出的是“圁阳小直刀”，这种小直刀，铸造粗率，长约1O厘米左右，重约7克，为直刀中最小者，刀身完全平直，是名符其实的小直刀。它的币面铭文有“圁阳化”，“圁化”、“圁阳亲化”、“圁半”四种，都是同一地固阳所铸的刀币。圁阳，在今陕西神木县东，原为魏地，这种刀币可能是在改属赵以后铸造的。
赵国在特造刀币以后，仍铸行布币，于是赵便成为刀、布并行流通的区域。(荀子》一书中就屡言“刀布之敛”，并有“余刀布，有囷窌”之语，说明刀、布并行流通，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
战国中期以后，商品交换更为频繁，不同货币流通区域的界限逐渐突破，钱币的形制也向同一发展，圜钱的出现即为标志。
圜钱是一种圆形有孔的铜铸币，它比布、刀币更便于携带。所以说，是一种更符合商品交换需要，便于携带，使用方便的金属铸币。
圜钱在秦的铸行很广泛。赵国受秦的影响，在蔺与离石地方也铸行圜钱。蔺与离石二地相近，均在今山西离石一带，属赵地，也曾为秦所占。在蔺地和离石所铸圜钱形制和大小均相同，直径约3。5厘米，圆形圆孔，但有外廓，显示出赵币的特色。在赵国晚期，还铸行一种圆肩圆足有孔的布币，圆孔位于颈部及两足。故又称“三孔币”。这种三孔币的形制、大小，与无孔的“葡”、“离石”圆肩圆足布大致相同，亦分为大小两种。币面有地名。有“上厶下木”、
“上尃”、“下尃”、“上(匕卩)阳”、“下(匕阝)阳”、“安阳”等十余种，最突出的特点是：三孔布的背面为纪重，而且是采用秦国的重量单位，大者曰“两”，小者曰“十二朱”。从三孔布所纪的地名看，多位于赵国的东半部。
黄金的流通 赵国货币制度的一个特点是黄金作为货币开始流通。
战国时代，诸侯割据，争战不休，货币也反映出形制繁多，大小不一，各通其域的特点。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有一个通行全国的货币流通。但在各种货币中，只有黄金既具备了作为货币的所有功能，又是唯一能够超越各国国界，通用于全国的货币。
赵国在日常社会活动中，黄金的流通也较广泛。人们相互估计家产，以“千金之家”、“万金之家”相称。国君赏赐臣下，贿赂、祝贺等活动也常使用黄金。赵孝成王见虞卿后，引为重臣，“赐黄金百镒”(《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赵国受冯亭所献上党之地后，为拉拢民众，也以黄金作赏赐，对下层吏民“皆赐之六金”(《史记·赵世家》)。而在长平之战时，赵王用赵括为大将，也赏赐以黄金，而赵括用其“槐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黄金还是国君给予臣下的重要活动费用：苏秦曾入赵游说李兑，得其所赠“黄金百镒”，作为周游各国的
活动经费(《战国策·赵一》)。而当其后又入赵，使赵王同意自己的合纵主张时，更是从赵王手中得到了大量的黄金，计有“千镒”之多，作“以约诸侯”的费用(《战国策·赵二》)。同样，当秦想拆散合纵之士在赵的聚会时，秦相范雎也给唐雎“五千金”，到赵作活动费用。结果只用了“三千金”就达到了目的，可见黄金魅力之大(《战国策·秦三》)。
同样，黄金也成为赵与各诸侯国之间相互贿赂用作反间阴谋活动的重要支付手段，例如：赵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于郑朝。郑朝曰：君勿患之，臣请以三十金复取之。周君予之。郑朝献之赵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谴之曰：周之祭地为祟。赵乃还之。(《战国策·东周》)三十两黄金就解决了问题。长平之战时，“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最终达到了目的，撤换了廉颇。王翦灭赵时也同样用黄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使李牧被害，才取得了灭赵的胜利。而廉颇居魏思赵之时，“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使其陷害廉颇，终不得用。
黄金还是用来祝贺、祝寿的重要物品。“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为赵孝成王寿”(《战国策·燕三》)。平原君以“千金为鲁仲连寿”(《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赵国，黄金已成为上层统治阶级最重要的货币了。黄金的大量流通，是当时社会货币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展。
布币系由农具-镈演化而来。镈是一种铲形农具。战国时期的布币都铸有地名，以釿为货币单位，大致可分为早晚二期。流通中的早期布币有二釿、一釿及半釿三种，币面标明釿数：二釿的布币重约20--30克；一釿的布币重约１２--１７克，半釿的布币重约6--9克。晚期布币则只有一釿、半釿两种，面且晚期布的币面铭文多不纪重，仅某些半釿布币有铭文“半”字。这是因为“釿”单位行用已久，流通中主要已只是釿忻、半釿币两种。人们从布币的大小一望就可知道了。晚期一釿的布币重约10--13克，半釿布币重约4--6克。
布币的形制，以尖足大布、尖足小布及方足布为主。从铸造地与形制结合来看，统计赵国布币，有尖足大布、尖足小布和方足布等。面铸造地则有多处。
尖足大布。面文地名文字有：兹、兹氏、甘丹等。均为赵国地名。兹、兹氏，即今山西汾阳县。汉为兹氏县。《山西历史地名录》记述：“汉兹氏县在今县南15里巩村，尚有遗址”。甘丹即邯郸。
尖足小布。面文地名有：兹、兹氏、中阳、寿阳、篱石、阳邑、武安、晋阳、榆即半、平周、平陶、平洲、虎俿半，晋阳半、武平、蔺半、安平、中都等。
方足布。面文地名有：安阳、兹氏半、马雍、平阳、朱邑、敷垣、涅、中邑、平阴、阳邑、王氏、唐是、彘邑、祁、兹成、（辛阝）邑、同是、土匀、中都、藿人、平阳、鸟邑、西都、北阳等。
山西阳高县天桥村发现的布币数量最多，总重量102公斤，共计13000枚。出土时，埋藏在地表以下1.7米处，放置得相当规整，呈宽厚0.33米，长0.66米的一堆，布币的首部能看出绳索捆扎的痕迹，但没有陶器或其它遗物同出。这一大批布币中，以平肩方足布为主，计11630枚，占出土总数的90％；平肩尖足布417枚，仅占3%，另有耸肩方足布，数量不详，估计应近千枚。平肩方足布又以形制较小的居多，占三分之二以上，长4。5--4。7厘米，宽2。 5厘米，重5--5.5克，而较大的一种，长5厘米、宽3厘米，重12--14克。耸肩方足布的尺度和重量，均未详。这些
布币中又以赵国最多，共计7000余枚，占总数的将近60％。
刀币原铸行区域只限于齐国。后燕国也开始铸行。据史学家分析，赵国因与燕、齐接壤，在燕、齐的影响下，也铸造了刀币。最初，可能是在燕军占领齐国大片国土，燕国国势最强盛的时期，赵为适应与燕、齐接壤地区商业交往的需要，开始铸造刀币。开始铸造的是明刀。“明刀”一词，系由这种刀币的币面铭文“明”而得名。后来，赵又铸造了“直刀”。“直刀”是赵国铸造的带有典型性的刀币，它的刀身与齐大刀、燕尖首刀相比，相对平直，所以把这种刀币称为“直刀”。赵直刀的币面铭文有“甘丹(邯郸)”、“白人(柏人)”、“白”、“成白”、“成”、“王人”等。“甘丹”刀、“白人”刀，在赵刀币中较常见。1963年山西原平县武彦村出土的大批战国刀币中，就有“甘丹”直刀450枚，“白人”直刀420枚，另有“王人”直刀10枚，“成”直刀一枚。柏人为赵邑，在今河北隆尧西，与邯郸相距不远，故先秦文献中常把“邯
郸”“柏人”并提。“甘丹”、“白人”直刀，一般长约14厘米左右，重约10--12克左右。“成白”、“王人”地望不明，较少见。还有“蔺”直刀，也少见问世。其刀身稍呈弧形，刀体亦稍小，重量不足10克。蔺即今山西省离石县西，在战国时期，时而属韩，时面属赵，时而属秦，铸造这种刀币的时间，应系属赵之时。赵国直刀中。最晚出的是“圁阳小直刀”，这种小直刀，铸造粗率，长约1O厘米左右，重约7克，为直刀中最小者，刀身完全平直，是名符其实的小直刀。它的币面铭文有“圁阳化”，“圁化”、“圁阳亲化”、“圁半”四种，都是同一地固阳所铸的刀币。圁阳，在今陕西神木县东，原为魏地，这种刀币可能是在改属赵以后铸造的。
赵国在特造刀币以后，仍铸行布币，于是赵便成为刀、布并行流通的区域。(荀子》一书中就屡言“刀布之敛”，并有“余刀布，有囷窌”之语，说明刀、布并行流通，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
战国中期以后，商品交换更为频繁，不同货币流通区域的界限逐渐突破，钱币的形制也向同一发展，圜钱的出现即为标志。
圜钱是一种圆形有孔的铜铸币，它比布、刀币更便于携带。所以说，是一种更符合商品交换需要，便于携带，使用方便的金属铸币。
圜钱在秦的铸行很广泛。赵国受秦的影响，在蔺与离石地方也铸行圜钱。蔺与离石二地相近，均在今山西离石一带，属赵地，也曾为秦所占。在蔺地和离石所铸圜钱形制和大小均相同，直径约3。5厘米，圆形圆孔，但有外廓，显示出赵币的特色。在赵国晚期，还铸行一种圆肩圆足有孔的布币，圆孔位于颈部及两足。故又称“三孔币”。这种三孔币的形制、大小，与无孔的“葡”、“离石”圆肩圆足布大致相同，亦分为大小两种。币面有地名。有“上厶下木”、
“上尃”、“下尃”、“上(匕卩)阳”、“下(匕阝)阳”、“安阳”等十余种，最突出的特点是：三孔布的背面为纪重，而且是采用秦国的重量单位，大者曰“两”，小者曰“十二朱”。从三孔布所纪的地名看，多位于赵国的东半部。
黄金的流通 赵国货币制度的一个特点是黄金作为货币开始流通。
战国时代，诸侯割据，争战不休，货币也反映出形制繁多，大小不一，各通其域的特点。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有一个通行全国的货币流通。但在各种货币中，只有黄金既具备了作为货币的所有功能，又是唯一能够超越各国国界，通用于全国的货币。
赵国在日常社会活动中，黄金的流通也较广泛。人们相互估计家产，以“千金之家”、“万金之家”相称。国君赏赐臣下，贿赂、祝贺等活动也常使用黄金。赵孝成王见虞卿后，引为重臣，“赐黄金百镒”(《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赵国受冯亭所献上党之地后，为拉拢民众，也以黄金作赏赐，对下层吏民“皆赐之六金”(《史记·赵世家》)。而在长平之战时，赵王用赵括为大将，也赏赐以黄金，而赵括用其“槐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黄金还是国君给予臣下的重要活动费用：苏秦曾入赵游说李兑，得其所赠“黄金百镒”，作为周游各国的
活动经费(《战国策·赵一》)。而当其后又入赵，使赵王同意自己的合纵主张时，更是从赵王手中得到了大量的黄金，计有“千镒”之多，作“以约诸侯”的费用(《战国策·赵二》)。同样，当秦想拆散合纵之士在赵的聚会时，秦相范雎也给唐雎“五千金”，到赵作活动费用。结果只用了“三千金”就达到了目的，可见黄金魅力之大(《战国策·秦三》)。
同样，黄金也成为赵与各诸侯国之间相互贿赂用作反间阴谋活动的重要支付手段，例如：赵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于郑朝。郑朝曰：君勿患之，臣请以三十金复取之。周君予之。郑朝献之赵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谴之曰：周之祭地为祟。赵乃还之。(《战国策·东周》)三十两黄金就解决了问题。长平之战时，“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最终达到了目的，撤换了廉颇。王翦灭赵时也同样用黄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使李牧被害，才取得了灭赵的胜利。而廉颇居魏思赵之时，“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使其陷害廉颇，终不得用。
黄金还是用来祝贺、祝寿的重要物品。“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为赵孝成王寿”(《战国策·燕三》)。平原君以“千金为鲁仲连寿”(《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赵国，黄金已成为上层统治阶级最重要的货币了。黄金的大量流通，是当时社会货币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