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卷一四《魏书·郭嘉传》：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也。……先是时，颍川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嘉。
汝南郡与颍川郡相毗邻，同属豫州，按曹操信中所说，此地多有奇士。征诸历史，“汝颍固多奇士”并非曹操一人、一时之见。西晋时，汝南周顗“神彩秀彻”，同郡人贲嵩见而叹曰：“汝颍固多奇士！自顷雅道陵迟，今复见周伯仁，将振起旧风，清我邦族矣。”[1]十六国时，后秦主姚兴赴三原，慨然谓群臣：“古人有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2]从汉末历西晋至十六国，汝颍多奇士的说法屡见史籍，这表明汝颍地区的名士确有特殊性。据姚兴之语，在他活动的时代，“汝颍多奇士”已成旧说。
“奇士”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汝颍多奇士？为什么这种说法主要流行于汉普之际？

一、释“汝颍固多奇士”
“奇士”一语，泛泛而论，应指才能出众的名士。但仅仅这样理解汝颍奇士是不够的，因为出众的才能多种多样，不同时代，人们推崇的才能也各不相同。那么，汝颍名士究竟在哪些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殊才能呢？
士人的活动主要在学术与政治两方面。就学术而论，自东汉初至顺帝年间，汝颍地区曾涌现出一批经学大师，汝南戴凭、钟兴、许慎、周举、蔡玄，颍川张兴、丁鸿等均蜚声海内。他们或是享有“五经无双”、“五经纵横”之美誉，或是招收弟子成千上万，为一代宗师。
顺帝以后，汝颍地区又涌现出一批风格迥异的名士。颍川荀淑于顺、桓之间，知名当世。荀淑八子，号称“八龙”，其中只有荀爽自幼好学，“耽思经书”，故颖川语曰“荀氏八龙，慈明（荀爽字）无双”。[3]与荀淑同时代及稍后的汝颍名士如韩韶、钟皓、陈寔、杜密、陈蕃、范滂、许劭等人，在学术上大多没有或少有建树。其中只有汝南袁氏家族足可称道。袁安祖父袁良，西汉平帝时习《孟氏易》，袁安、袁安子京、京子彭、彭弟汤均传家学。但袁汤以下，如袁汤之子袁成、袁逢、袁隗及袁成之子袁绍、袁逢之子袁术等不再见有传承家学的记载。《后汉书》卷七四《袁绍传》只记袁绍“壮健好交结”，同书卷七五《袁术传》称：袁术“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
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缺乏儒者气象，当时人也如此看。西晋豫州刺史解结曾与僚佐讨论汝颍名士。解结说：“张彦真以为汝颍巧辩，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陈頵反驳道：“彦真与元礼不协，故设过言。老子、庄周生陈梁，伏羲、傅说、师旷、大项出阳夏，汉魏二祖起于沛谯，准之诸州，莫之与比。”解结闻此而叹：“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虚。”[4]张彦真，汉末陈留人，《后汉书》卷八〇有传。他认为汝颍人士仅仅是善于巧辩，不如青徐人士有儒雅之风。陈頵举例反驳所提人物及于老庄、汉魏二祖，地域已超出了汝颍，实际是把讨论范围扩大到整个豫州，因此解结才会产生“豫州人士常半天下”的感叹。陈頵偷换地域概念是因为有机可乘，张彦真以两郡与两州相比，本身欠妥，留下了空子。陈頵并非汝颍人士，却采用了“汝颍巧辩”的方式为汝颍人士辩解，不过并没有驳倒张彦真的看法。
汉末的汝颍名士虽然在学术上没有出众的表现，但政治上却人材辈出，在士人群体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中，列举了党锢名士核心人物，即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共三十五名。“三君”中有汝南陈蕃，“八俊”中有颍川李膺、荀翌、杜密，“八顾”中有汝南范滂、蔡衍，“八及”中有汝南陈翔。汝颍名士共七名，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这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单纯的数字统计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因为李膺、陈蕃等人在党锢名士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是士大夫公认的领袖。
党锢之祸以后，汝颍名士在政治上仍不容忽视。中平六年，操纵政局并将宦官一网打尽的是汝南袁绍，其后率先打出讨伐董卓旗帜，开启军阀割据局面的也是袁绍。而帮助曹操打败袁绍、统一北方的主要谋臣则是颍川荀彧。颍川枣祇兴立屯田的建议对北方经济的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影响后世极深的九品官人法是由魏吏部尚书颍川陈群提出的。该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汉末汝南许劭主持的月旦评。魏晋禅代进程始自司马懿，司马懿为河内大族，由荀彧推荐而来。
顺帝以前，汝颍地区产生了几位经学大师，但那时却没有汝颍多奇士的说法。汉晋之际，缺乏儒雅之风的汝颍名士中涌现出诸多政治人物，他们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才能，而正是这一阶段流行着汝颍多奇士的说法。因此，所谓奇士，应该是指具有出众政治才能的名士。这也正是上文所述曹操急需的人才。
为什么汉末以来汝颍名士会在政治上有突出的表现呢？这既与汝颍地区的文化面貌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
据《史记》载，西汉时，关中、三河、中山、郑卫、赵代、颍川、齐、邹鲁、梁宋、东楚、西楚、南楚等地风俗各不相同。汝南属于西楚：“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5]《汉书》卷二八《地理志》：“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关于汝南，只称“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
按《史记》、《汉书》记载，西汉时颍川属韩之故地，汝南在西楚地界，两地风俗明显有别。颍川受法家传统影响，“高仕宦，好文法”，士人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
东汉时期，汝南地区的风俗发生了很大变化。汝南旧俗，十月飨会。百里内县皆赍牛酒到郡府宴饮。建武年间，太守欧阳歙在一次宴饮前，极力称赞西部督邮繇延“天资忠贞，禀性公方，摧破奸凶，不严而理”。可是，郡功曹汝南人郅浑却突然发难，当众揭露繇延的种种丑行，进而指斥欧阳歙等“以恶为善”、“以直从曲”。郅浑的举动破坏了飨会的气氛，“遂不宴而罢”。[6]应劭《风俗通》卷四亦载此事，内容略同。应劭对郅浑的举动大为不满，评论道：“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气决。然自君章(郅浑字)之后，转相放式，好干上怵忮，以采名誉，末流论起爱憎，而政在陪隶也。”应劭将汝南士风的转变归咎于郅浑一人是不妥当的，但应劭作为汝南人，认为汝南士风从郅浑的时代，即东汉初年开始转变，这应该是可信的。按他的说法，转变后的士风是放纵不羁，敢为犯上之举，士人以此博取名声，发展下去，终于导致“论起爱僧，而政在陪隶”。所谓“论起爱憎”，是指士人间的朋党交结，这是当时人斥责浮华朋党的常用语。“政在陪隶”，是就范滂事迹而说。汉末，南阳宗资为汝南太守，委政于汝南人范滂，歌谣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7]
从东汉初郅浑的干上之举到东汉末范滂操纵本地政治，汝南士的政治力量愈来愈强，士风的政治色彩也越来越浓。“西楚”风俗不再见。
与汝南不同，东汉时，颍川旧有风俗依旧存在。《后汉书》卷二〇《王霸传》：“王霸字元伯，颍川颍阳人也。世好文法。父为郡决曹掾，霸亦少为狱吏。”注引《东观记》云：王霸“祖父为诏狱丞”。王霸生活在两汉之际，“世好文法”主要指西汉家学而言。东汉好文法的家族当首推颍川郭氏。郭躬，颍川阳翟人，父弘，习《小杜律》。郭躬少传父业，官至廷尉。从此“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者二十余人”[8]。此外，颍川钟氏也是法律世家。《后汉书》卷六二《钟皓传》：“钟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也。为郡著姓，世善刑律。”钟皓孙钟繇，魏文帝世任廷尉，“辨理刑狱，决嫌明疑，民无怨者”。钟繇子钟毓，魏末又为廷尉，在法律上多有改革。“君父已没，臣子得为理谤，及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9]皆钟毓所创。
汉代家学通常是指世传儒经。但以上颍川士却是“世好文法”、“世善刑律”，郭躬家族由此而显达于东汉，钟氏家学延至曹魏时代。这都是“高仕宦，好文法”旧俗的继续。
《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颍川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这些风俗在东汉也可以看到。钟皓之嫂为李膺的姑母，李膺的妹妹又嫁给了钟皓的侄儿。陈群之妻为荀彧之女。钟繇为荀勖的从外祖。荀、陈、钟、李四家为东汉颍川第一流高门，他们也是“相与为婚姻”，只是西汉“相与为婚姻”的是豪杰大姓，东汉则是名士。人物虽已变换，但风俗依旧。东汉颍川士好为朋党，也有史为证。李膺“性简亢，无所交结，唯以同郡荀淑、陈寔为师友”。[10]陈寔，“年不及(钟)皓，皓引以为友”。李膺常叹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11]韩韶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陈寔、杜密、荀淑等为立碑颂焉”。[12]陈寔开门教授，“时颍川荀慈明、贾伟节、李元礼、韩元长皆就陈君学”。[13]汉末名士好朋党交结是普遍的风气，不独颍川如此。但上述颍川一郡内诸名士过从甚密的关系，在其他地区确属罕见，这应与本地历史传统有关。
汝、颍相比，颍川士“高仕宦，好文法”、结朋党源远流长，而汝南士风染有政治色彩则始自东汉之初。可见，汝、颍结合，不是颍川向汝南靠拢，而是汝南向颍川靠拢。汝颍名士热衷于政治的风尚是这一地区在政治上多有奇士的重要原因。
但是，这样的解释仍嫌不够，因为独特的历史传统、独特的风尚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发挥作用。事实上，汝颍名士在政治上崛起只是从顺帝时才开始的。所以，具体的历史环境也必须在考虑之中。
东汉自和、安以后，外戚宦官轮流执政，政洽日趋黑暗。顺帝时，宦官势力进一步发展，孙程等十九人被封为列侯。阳嘉四年，又允许宦官养子袭爵。宦官干政使皇权不能正常运转。与此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激化。安帝、顺帝两朝，为镇压西部羌人的反抗，支出军费达三百多亿钱。内地的动乱也此起彼伏。到桓、灵之际，“主荒政缪”，亡国之兆已经显露。险恶的政治形势使士人群体不可能再把注意力集中到学术上。安帝一朝，太学中“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至顺帝时，太学生激增至三万余人，“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14]。顺帝以后，士人群体奔走呼号，“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15]，力图挽狂澜于既倒。他们的兴趣全在政治上。《后汉书》卷七六《仇览传》记载的一段对话反映了当时士人的心态。陈留人仇览入太学学习，与同乡符融为邻。符融有高名，日日宾客盈门，而仇览刻苦读书，不与符融过从。符融颇感奇怪，劝说道：“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仇览不为所动，答道：“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仇览在政治风云激荡的年代仍潜心经学，这在当时已不多见。符融所谓“虽务经学，守之何固”一语却表现出多数士人对经学的态度。与此相适应，往日“五经无双许叔重”、“五经纵横周宣光”之类有关学术的评语不复再见。新流行的评语是：“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16]、“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17]。其中的政治含义不言自明。
士人在政治上的活跃，很大程度上又表现为地方政治的活跃。歌谣称：“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18]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削弱了。宦官告发党锢名士“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19]“诸郡生徒”就是党锢名士在各个地区的政治基础，而“太学游士”也大都来自地方。许多地方士人通过游太学，成为全国著名人物。太学成了各地区士人联系的纽带。地区的活跃影响了人物品评。东汉后期，人物品评并不局限于对单个士人的品评，而是发展成对以地区为单位的群体人物品评。所谓“汝颍巧辩”、“汝颍多奇士”、“青徐儒雅”等等评语都是如此。一个地区是否为人仰慕，主要取决于政治斗争中杰出人士的多寡。这是一个政治才能备受推崇的时代。
东汉顺帝以后儒风不竞，士人兴趣由学术转向政治，各个地区普遍活跃起来。这对于缺乏儒雅之风而热衷于政治的汝颍名士是天赐良机。在这种条件下，汝颍地区的特殊优势由隐而显，汝颍名士遂乘时而起，雄居士林之首。

三、汝颍名士的复兴与分裂
党锢之祸后，著名的汝颍人士中只有汝南袁氏在朝廷中保存下来。汝颍名士的复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的。
中平六年，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大将军何进与太傅袁隗共同辅政，袁隗参加辅政，象征性地预示汝颍名士即将复兴。当然，以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汝颍名士的复兴主要不是成于袁隗，而应归功于袁绍，是袁绍与何进的政治联盟为汝颍名士带来了生机。
何进，南阳人，灵帝皇后之兄，因外戚身份在政治上异军突起。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后，何进由河南尹升任大将军。
关于何、袁联盟，《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载:
进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硕图己，及秉朝政，阴规诛之。袁绍亦素有谋，因进客张津劝之曰：“黄门常侍权重日久，又与长乐太后专通奸利，将军宜更清选贤良，整齐天下，为国家除患。”进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虎贲中郎将术亦尚侠气，故并厚待之。
这是中平六年何进刚刚辅政后的事，不过，何、袁联盟恐怕并不始于此时。早在宦官注意到袁绍时，袁绍就立即结束隐居生活，“起应大将军之命”[25]，为何进掾。到中平五年，他已位至西园八校尉之一的中军校尉，迅速接近权力中心。何进辟召袁绍为掾，袁绍也乐于入何进幕府，而且此事又发生在他引起宦官注意之后，以后又有袁隗与何进共同辅政。这些都说明何、袁联盟不是朝夕之间形成的。
在何进与袁绍的关系中，袁绍具有何进故吏的身份。汉代习俗，府主与故吏恩同父子，故吏对府主的隶属性极强。但是，何、袁关系不具有这种性质。何进在政治上骤起，缺乏基础，袁绍四世三公，潜在的政治势力极大。因此，何、袁联盟是以袁绍为主，何进为辅。
为消灭宦官，何进采纳袁绍“更清选贤良”的建议，“博征天下智谋之士”二十余人，见于记载的共有十三人。他们是：荀攸、何顒、庞纪、郑泰、陈纪、王匡、王允、王谦、伍琼、鲍信、刘表、华歆、蒯越。[26]其中荀攸、陈纪为颍川人，伍琼即伍德瑜，汝南人，他与何顒(伯求）同为袁绍的“奔走之友”。这张不完备的征召名单透露出袁绍在拟定中起了重要作用。以后消灭宦官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更是由袁绍一手包办的。这些都是汝颍名士在政治上即将复兴的讯号。
不过，汝颍名士的全面复兴还是在董卓入洛阳以后。当时，董卓虽有军力，然而在政治上却无亲信可用。主持选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周毖与汝南人伍琼、许靖。周毖，汉阳人，“卓信之，而阴为绍”[27]，地位同于汝南士。可以说，以袁绍为核心的汝南士操纵了当时的选举。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官吏调动与任命。荀爽任司空，陈纪为尚书令，韩融官至太仆。原尚书韩馥出任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剌史，张咨为南阳太守，孔伷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以上八人中，荀爽、韩融、陈纪、张咨、韩馥均为颍川士。奇怪的是汝南士无人入选。这可能与当时形势有关。汝南士中的著名人物如陈蕃、范滂等均死于党锢之祸，而汝南袁氏、许氏又都已有代表人物在朝，汝南地区再找出著名人物恐怕不易，袁绍与名望不显的伍琼交往已是降格以求了。这样，操纵着选举大权的汝南士要想在汝颍地区挑选有足够声望的名士，就只能把目光投向颍川士。
新的政治格局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初平元年（190年），与董卓闹翻的袁绍亡奔冀州，当上了讨伐董卓的盟主。那些新任命的州牧郡守纷纷加入了关东联军。形势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毫无军事才能的一批大小名士突然以军阀的面目在地方出现，而缺乏政治头脑的正牌地方军阀董卓却入主朝政，控制着岌岌可危的洛阳城。位置的互换使政治失去重心。一连串的宫廷政变终于不可逆转地演化为全国范围的大动乱。在这富于戏剧性的变化过程中，汝颍名士再次走到历史的前台。党锢之祸以后的沉寂局面从此结束。
关东联军以讨伐董卓为名，但不久就彼此兵戎相见，关东地区陷于分裂之中。袁绍在河北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初平二年七月，他逼迫韩馥交出冀州，自领冀州牧。这时的袁绍政权中主要有三种人。首先是与袁绍一同逃奔冀州者，如南阳许攸、逢纪；其次是韩馥的颍川同乡，如荀谌、辛评、郭图等；还有河北本地豪强势力，如广平人沮授、钜鹿人田丰、魏郡人审配等。引人注目的是，除袁绍家族成员外，河北政权中几乎看不到汝南士的活动。
袁绍在冀州曾“遣使迎汝南士大夫”[28]，试图借同乡之谊以自固结，但是未能成功。汝南士中，只有应劭一人于兴平元年（194年）自泰山郡逃奔冀州。本年内，曹操的父亲曹嵩自琅邪入泰山郡，被徐州牧陶谦遣轻骑追杀。身为泰山郡守的应劭畏惧曹操前来征伐，弃郡而逃。
汝南士不应袁绍之召，与他们在汉末的去向有关。董卓入洛阳后，许劭看到王室将乱，为老幼计，携家人先南逃广陵，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孙策平吴后，又与刘繇南奔豫章。许靖惧董卓诛杀，逃离洛阳，先投孔伷，又依扬州刺史陈祎，祎死，南投会稽太守王朗，孙策渡江后，逃亡交州。与许氏兄弟相类似，当时不少汝南士均亡命江东以避战火。胡综，汝南固始人，“少孤，母将避难江东”。吕范，汝南细阳人，避乱寿春，“将私客百人归策”。吕蒙，汝南富陂人，“少南渡，依姊夫邓当。当为孙策将”[29]。周访，“本汝南安成人也，汉末避地江南”[30]。此外，吴将领蔡珪、尚书令陈化、尚书仆射屈晃等也都是汝南人。因地理便捷，不少汝南士逃亡江东，这势必影响袁绍召汝南士大夫计划的实施。
与袁绍召汝南士大夫相反，曹操对尚未离开汝南的袁绍支持者采取了镇压的政策。《三国志》卷二六《魏书·满宠传》：“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佘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坐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按袁氏门生宾客据坞壁自守，以“渠帅”论，他们当不属于袁绍所要征召的有影响力的士大夫，而应归入地方豪强一类。虽然如此，他们在政治上还是站在袁绍一边的。这是曹操的腹心之患，必须予以镇压。此事发生于建安二年(197年）以后[31]。建安二年，曹操与袁绍的矛盾进一步尖锐，正月，曹操败于张绣，“绍益骄，与太祖书，其辞悖慢”[32]。曹操与荀彧、郭嘉开始讨论未来战争部署。荀彧建议曹操先东取吕布，镇抚关中势力，以便将来能够集中兵力与袁绍决战。调满宠任汝南太守，镇压袁绍门生宾客，当是属于这个总体战略规划中的一个环节。
尽管曹操预先作准备，但官渡之战爆发后，汝南地区还是出了问题。当时，汝南黄巾刘辟部突然发动叛乱响应袁绍，袁绍随即派刘备率军赴汝南，配合刘辟进攻许下。这次行动对曹操威胁极大，“自许以南，吏民不安”。[33]叛乱中未见袁绍门生宾客的活动，说明满宠前一阶段的镇压是较为彻底的，袁绍不得不用黄巾军。汝南黄巾军过去与颍川黄巾军合为一部，建安元年二月，曹操曾将其击败。官渡之战时，汝南黄巾军复起，为袁绍而战，而颍川黄巾军却不见踪影。可以推测，随着曹、袁矛盾的激化，汝颍地区已陷于分裂之中。这个推测可以在多年以后魏文帝的诏书中得到印证。《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载黄初二年春正月诏：“复颍川郡一年田租。”为何要复颍川郡田租？非常幸运，裴注所引《魏书》保存了此诏书的详细内容：“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昔汉祖以秦中为国本，光武恃河内为王基，今朕复于此登坛受禅，天以此郡翼成大魏。”由此可知当年汝颖的分裂是确凿无疑了。
刘辟的叛乱很快被曹操大将曹仁平息。但袁绍并没有放弃在汝南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不久，他再次派刘备至汝南，与当地龚都部汇合，有众数千人。这次行动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官渡战场上袁绍大败后，曹操南击刘备，将其驱至荆州，龚都势力亦随之瓦解。
从迎汝南士大夫去冀州，直至龚都起兵，袁绍一再试图调动本乡力量以为支援，均未成功，而曹操则反复镇压汝南各种力量。曹胜袁败的事实决定了汝南士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衰落命运。曹操要荀彧推荐汝颍奇士，但实际上荀彧只推荐颍川士而从未推荐汝南士。曹魏政权中少数汝南士，如和洽、孟建、周斐等在政治上均不具有重要地位。那些流寓江东的汝南士，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落籍当地，失去了汝南士的资格。
《艺文类聚》卷二二载后汉孔融《汝颍优劣论》：
融以为汝南士胜颍川士。陈长文难曰：“颇有芜菁。唐突人参也。”[34]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亲止千乘万骑，与光武皇帝共揖于道中。颍川士虽抗节。未有颉颃天子者也。汝南许子伯，与其友人共说世俗将坏。因夜起，举声号哭。颍川士虽颇忧时，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许掾，敎太守邓晨图开稻陂，灌数万顷，累世获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韩元长虽好地理，未有成功见效如许掾者也。汝南张元伯，身死之后，见梦范巨卿。颍川士虽有奇异，未有鬼神能灵者也。汝南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颍川士虽多聪明，未有能离娄并照者也。汝南李洪为太尉掾，弟煞人当死。洪自劾诣阁，乞代弟命，便饮酖而死，弟用得全。颍川士虽尚节义，未有能煞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文仲为东郡太守，始举义兵以讨王莽。颍川士虽疾恶，未有能破家为国者也。汝南袁公著为甲科郞中，上书欲治梁冀。颍川士虽慕忠谠，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孔融回避现实，执意要在东汉历史中寻找汝南士的业绩，认定“汝南士胜颍川士”。—向不识时务、好打抱不平的孔融突然为汝南士辩解，其中原因不难猜想。曹魏时，汝南周斐撰写了《汝南先贤传》，然而现实的情形却是汝南先贤后继乏人。
与汝南士的衰落相反。颍川士随着曹操的胜利，迎来了政治上更为繁荣的时期。继戏志才、郭嘉之后，又有一批颍川士如荀攸、荀悦、钟繇、陈群、杜袭、辛毗，赵俨等由荀彧推荐而入曹操幕府。他们是曹氏政权中一支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其中尤以荀氏家族最为显赫，荀彧官至侍中，守尚书令，居中持重，建安八年封万岁亭侯；荀攸居谋主之位；荀衍以监军校尉之职守邺城，都督河北事；荀悦为秘书监、侍中。前引《艺文类聚》只录孔融语，《三国志》卷一〇《魏书·荀彧传》注引《荀氏家传》载陈群答辞：“荀文若、公达、休若、友若、仲豫，当今并无对。”陈群不提前代而只论当今，不贬汝南而只列荀氏，言简意赅。以荀氏家族为代表的颍川士，的确是“当今并无对”。

四、汝颍名士的结局
本文篇首曾引西晋时贲嵩赞周顗之辞。贲嵩先提“汝颍固多奇士”之旧说，后又寄希望周顗能“振起旧风，清我邦族”，是知当时不独汝南，而且是整个汝颍地区都已旧风不振，地位大不如前，这种情形至东晋之初也未改变。东晋初年，河北人祖纳、陈郡人王隐与汝南人梅陶、颍川人钟雅共论汝颍之士。《晋书》卷六二《祖逖传附祖纳传》：
（祖纳）尝问梅陶曰：“君乡里月旦之评，何如？”陶曰：“善褒恶贬，则佳法也。”纳曰：“未益。”时王隐在坐，因曰：“《尚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贬！”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隐曰：“《易》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称家者岂不是官？必须积久，善恶乃著，公私何异？……”时梅陶及钟雅数说余事，纳辄困之，因曰：“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持我钝槌，捶君利锥，皆摧矣。”陶、雅并称：“有神锥，不可得槌。”纳曰：“假有神锥，必有神槌。”雅无以对。
汝南月旦评在东汉为世所重，由此发展出九品中正制，但月旦评本身在东晋之初却遭人非议。河北地区一向被人轻视，魏末，何晏、邓飏称其“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仁贤之例”[35]。西晋豫州刺史解结问僚佐:“河北白壤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36]尽管如此，“钝如槌”的幽冀之士终于嘲弄了“利如锥”的汝颍之士。玩笑之间，可以看出汝颍名士的地位确实是今非昔比了。
前文曾指出，东汉后期士风由学术转向政治，各个地区的普遍活跃是汝颍名士兴起的重要条件。既然如此，这两个条件的变化也必然会影响到汝颍名士的政治命运。魏晋之际，士风再次发生重大变化，这就是玄学思潮的兴起。在新的形势下，汝颍名士的表现究竟如何呢？周顗的事迹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周顗自称“学不通一经”，终日醉酒，东晋初任官仆射，“略无醒日”。时人称之为“三日仆射”。庾亮对周顗说：“诸人咸以君方乐广。”[37]乐广，西晋玄学名士，“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38]周顗与乐广相类，又放荡不羁，当为玄学名士无疑。贲嵩之所以对他寄予厚望，可能就是因为他适应新时代的新风尚。这或许说明，大多数汝颍名士已不能适应新的环境。检索史籍。汝颍名士入玄风者的确不多。以荀氏家族为例，荀彧诸子中只有荀粲一人“独好言道”，而诸兄“并以儒术论议”，[39]不改汉魏大族传统。荀彧同族荀融曾与王弼、钟会讨论《易》、《老》，荀、王意见相左，“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40]这种分歧究竟是玄学内部的分歧，还是玄与非玄之分歧，由于史料缺乏，难以下结论。但至少颍川钟会并非玄学家，他年轻时，“博学精练名理，以夜继昼，由是获声誉”，死后，留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41]
田余庆先生在论及两晋玄学与士族关系时说：“两晋时期，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42]这是就具体家族而言。具体家族人物有别，其兴衰更多与政治斗争相联系，似不完全依赖入玄风与否。但是，讨论地区问题，上述见解极具启发性。如前所述，汉末士风重政治，因而有此特长的汝颍名士得以乘时而起。魏晋以后，士林中玄风大作，而汝颍名士在这方面并无特殊优势可言，因而不能继续维持其显赫地位，“旧风不振”也在情理之中。
进入魏晋，政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专制皇权由于受到世家大族的侵渔而有所削弱，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加强。我曾提出，魏晋之际九品中正制度的重要变化是州中正的设立与司徒府参预九品评定工作。这一变化的实质在于剥夺地方郡姓操纵选举的权力，以利于加强中央集权。[43]与制度变化同时，过去士人品评人物、浮华朋党、议论朝政的局面也一再遭到制止。这些变化使得各个地区由活跃转变为沉寂。汝颍名士作为地区士人群体，失去了活跃的理由，因此必衰无疑，而其他地区也不可能取代汝颍昔日的地位。
须要指出，汝颍名士群体虽然入晋而衰，但这并不排除某些汝颍家族继续保持过去的尊显地位。颍川荀氏、陈氏家族在晋代依然是冠冕相继、布列朝廷。汝南周顗享誉海内，与广陵戴若思并为“南北之望”。[44]颍川庾氏更是盛极一时，继琅邪王氏之后，与司马氏皇权共天下。历史的趋势是士族政治愈来愈发达，家族的活跃取代了地区的活跃。那些显赫如初的汝颍名士家族只是以当时社会上最具声望的诸家族之一的面貌出现，而不再标志着汝颍地区的繁荣。在士族政治下，士族关心的不是地区，而是家族。他们标榜郡望，并非出自对故土的眷恋，而是为了说明血统。所谓“琅邪王氏”，不过说明不是别的王氏而已。检索《隋书经籍志》，可以看到像《汝南先贤传》、《陈留耆旧传》等以郡为单位的记录本地先贤的书籍，更多地出自落后地区，如庐江、东莱、襄阳、豫章、零陵、长沙、桂阳等地。而产生了著名家族的琅邪、河东等郡却无此类书，只有《王氏谱》、《裴氏家传》之类的家谱书。这些留存下来的书目似乎告诉人们，在士族政治的时代，地区远不如家族更为重要。

注释：
[1]《晋书》卷六九《周顗传》。
[2]《晋书》卷一一八《姚兴载记》。
[3]《后汉书》卷九二《荀淑传》。
[4]《晋书》卷七一《陈頵传》。
[5]《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6]《后汉书》卷二九《郅浑传》。
[7]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传》序。
[8] 《后汉书》卷四六《郭躬传》。
[9] 《三国志》卷一三《魏书·钟繇传》及注 引《魏书》。
[10] 《后汉书》卷六七《李膺传》。
[11] 《后汉书》卷六二《钟皓传》。
[12] 《后汉书》卷六二《韩韶传》。
[13] 《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管宁传》注引《先贤行状》。
[14]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序。
[15]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传》序。
[16]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传》序。
[17] 《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附朱震传》。
[18] 《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崔寔《政论》。
[19]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传》序。
[20] 《世说新语·德行》。
[21] 《后汉书》卷六七《范滂传》。
[22] 《后汉书》卷六七《李膺传》。
[23] 《后汉书》卷六二《陈寔传》。
[24]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传》序。
[25] 《三国志》卷六《魏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26] 参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27] 《三国志》卷六《魏书·袁绍传》。
[28] 《三国志》卷二三《魏书·和洽传》。
[29] 分见《三国志》卷六二《吴书·胡综传》、卷五六《吴书·吕范传》、卷五四《吴书·吕蒙传》。
[30] 《晋书》卷五八《周访传》。
[31] 据满宠本传载 , 满宠任汝南太守前为许令, 曾负责处理杨彪案。杨彪入狱在建安二年袁术 称帝后。此时满宠尚为许令 , 因此他升任汝南太守应在建安二年以后 。
[32] 《三国志》卷一○《魏书·荀彧传》。
[33] 《三国志》卷九二《魏书·曹仁传》。
[34] “颇有芜菁。唐突人参也。”以上十字，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八三从《文选》任昉《到大司马记室笺》注补。
[35] 《初学记》卷八引《冀州论》。
[36] 《晋书》卷七一《陈頵传》。
[37] 《晋书》卷六九《周顗传》。
[38] 《晋书》卷四三《乐广传》。
[39] 《三国志》卷一〇《魏书·荀彧传》注引《晋阳秋》。
[40] 《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
[41] 《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钟会传》。
[42]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版，356页。
[43] 胡宝国：《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44] 《晋书》卷六九《周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