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18日，民国规模最大的葬礼，在上海举行。
已经去世一年半的大清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1844—1916），走得风风光光。为了这场葬礼，盛氏家族斥资30万大洋，出殡仪仗队长达2500多米，用了64名杠夫抬棺。
盛宣怀去世后，他的夫人庄氏决定为老头子举办一场世纪葬礼。庄氏说，老头子一辈子为朝廷和家族做了许多事情，自己却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是被活活累死的。她提了两个要点：第一，老头子一生为大清累死累活，要让皇帝的抬棺班子，来为他抬棺；第二，老头子大半生在上海度过，出殡队伍一定要走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
钱不是问题，就是要把葬礼做大，做出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的效果。
当天，整个上海几乎倾城出动，争睹这场世纪葬礼。出殡队伍所经马路，两旁的商铺全部停业，纷纷搭棚设座，收取座位票，盈利是平时的三倍还不止。
盛宣怀大出丧，成为上海富豪身后财力比拼的一个标杆。1920年代，“上海滩地皮大王”周扶九出丧，媒体有的说场面胜于盛宣怀，有的说不如。1930年代，永安公司总经理郭标出丧，上海市民普遍评价，远不及盛宣怀那次。
时代在变化，但葬礼作为一个“大人物”最后高光时刻的表现形式，从未改变。
尽管早在民国成立后（确切地说，是在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被后世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的盛宣怀，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了，新的商业巨子早已崛起。但他们所走的道路，跟这名前辈相比，似同非同。
盛宣怀的葬礼，就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近代实业发展的一段旅程，在表面风光中落幕了，接下来的路，会怎样呢？

1
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之路，发端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与“先轻后重”的工业化路径迥异，中国是从兴办一批军事工业开始的。
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高官为代表，晚清在“自强”的口号下，自上而下对西方军事技术进行了大规模移植。这批移植过来的军事企业，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推行的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
但是，这批军事企业办着办着，变成了财政的无底洞。
政府强力推进的重工业发展模式，本质是传统官僚体制与近代工业技术结合的怪胎，其生产运营完全与市场无关。当财政变得日益困窘的时候，军工企业资本投入不足，主导的洋务派这才想到工业化、资本与市场的联系。
于是，洋务派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了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以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赋予这些民用工业企业各种垄断特权。中国的工业化，由此进入最早的起飞阶段。
李鸿章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人物，但实际上，他在经济事业上的成就，全赖他的幕僚盛宣怀。
晚清有一批实干家，并非由传统的科举出身，而是在外交、洋务、商战等实践的摔打中成长起来。
1970年，26岁的秀才盛宣怀在三次乡试落榜后，进了父亲的同榜进士、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府。他不是纨绔子弟，很快就显露出才干和胆识。他在中国最早提出官督商办的办企业形式，以及企业应以盈利为主的经营原则。
28岁时，盛宣怀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大型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他得到李鸿章的好评，年轻人的脑子就是好使。作为李鸿章的经济事业操盘手，两人紧密合作，直至1901年李鸿章去世。
在随后的30年间，盛宣怀成长为大清帝国的商业巨擘。他先后兴办、创造了10余个“中国第一”的企业，做了无数筚路蓝缕的开山工作，这其中包括：
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
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
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
第一家国人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
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
正因为这些成就，盛宣怀在后来赢得了“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的美誉。但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实业家，就像李鸿章所说的，盛宣怀“欲办大事，兼作高官”。终其一生，盛宣怀基本上是沿着以“办大事”作资本，从而达到“做高官”的目的的道路往前走的。
我们可以看到，盛宣怀创办的企业，在立足之初，可以凭借国家津贴的底气，与外商同类企业进行价格战，并取得胜利，实现盈利。而必要的时候，他又可以与外国合作，以“联夷制夷”的名义，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以及个人的仕途升迁。
1900年，当清廷向帝国主义宣战的时候，亦官亦商的盛宣怀却没有响应最高统治者的号召，不惜一切代价投入战争之中；而是作为枢纽人物，串联起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与列强缔结了“东南互保”的和平条约。
就大清的权力中枢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叛国”行为。尽管事后迫于列强的压力，盛宣怀不仅未被治罪，还获得清廷奖赏，但是，不能因此高估盛宣怀主导“东南互保”的公心。因为东南战事一启，他在长江沿岸苦心经营了二三十年的实业，势必毁于一旦；而这些实业，不仅关乎他的身家，更关乎他的仕途，是他借以步入帝国政坛高官序列的资本。
东南互保的成功，从大的方面讲，是帝国离心力强大到足以消解中央权威的结果；从小的方面讲，则是盛宣怀等帝国官商群体为了保持个人利益、不愿作出牺牲的反映。
结果恰如盛宣怀所谋划的，由于他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工业企业，在经济上成为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柱石，是慈禧太后口中的“不可少之人”，因此在大清的最后十年，他的的官阶扶摇直上。从大理寺少卿、会办商务大臣、工部左侍郎，到1911年升任邮传部尚书。清皇族内阁成立，他又以邮传部大臣领国务院之衔。
清朝最终“死”于铁路建设，这是盛宣怀预料不到的。在他权位的最高峰时，他掌管了全国的铁路权。
中国本应在1860年代有自己的第一条铁路，当时有外商拟在中国修筑铁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拒绝了：“如果在中国领土上要有一条铁路的话，它必须是属于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企业。”这一非正式表态，很长时间内上升为大清的国家政策。但是，清政府无力自建，也不让外资进入，致使中国的工业基础设施长时期建立不起来。
盛宣怀跟李鸿章还是有所不同。1911年，他领导的邮传部发起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得到清廷批准。官方的理由是，川汉、粤汉铁路原由商民集资筹建，由于资金迟迟不到位，导致修路进展缓慢，严重影响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清廷不得已决定收回商民股权，改由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修建。
可以看出来，这是盛宣怀“联夷制夷”、为我所用的习惯性招数。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之后，他随即与英德法美银行签订了600万英镑的铁路借款合同。然而，这一次，因为针对商民的股权赔偿计划迟迟未出台，“卖国”的谣言不胫而走，保路运动一发不可收拾，连带催生了武昌起义。
盛宣怀的政治生涯，至此画上句号。他被清廷推出来作为替罪羊，褫夺了官职，还要绞杀他，吓得他逃亡日本。
到1912年底回国，民国政府才把大部分不动产还给了他。
在生命的最后三四年，坐拥1100多万两白银资产的巨富盛宣怀，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在遗嘱里，他将全部资产均分为两半，一半用于社会公益，一半分给子孙。
临死前，他对儿子们说，他有几个遗憾，一个是不能像其祖父和父亲一样考取功名，另一个是一生办洋务，却未曾去过欧美。
就在盛宣怀去世与风光大葬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教科书所说的“黄金时代”。据学者估计，1912—1920年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高达13.4%。

2
盛宣怀在世时，对他的评价就出现了明显的撕裂。状元实业家张謇的评语颇不客气：“盛宣怀的为人，虽稍有才具，但不顾大局，全无国家观念。”
办实业，如果只是追求个人升迁和企业利润，这种格局，张謇是看不上的。
1894年，41岁的张謇迎来人生转折点。这年，甲午战争爆发，也是慈禧六十大寿，特设恩科会试，张謇考取了状元，成为翰林院编修。这个南通贫寒子弟，人到中年，终于实现了阶层跃升。
但他很快就发现了整个帝国溃烂的秘密。
慈禧从颐和园回紫禁城，适逢大暴雨，文武百官跪在一二尺深的积水里迎接太后，一个个被淋成落汤鸡，连七八十岁的老臣都在水里接驾。可是，太后坐在轿子里，连头都不回。张謇看后，整个人很难过，他问自己：“这种官，是有志气的人应该做的么？”
中日两国正在开战赌国运，而帝国高官匍匐在权力脚下，毫无尊严。难怪我们会打输？人都没有尊严，国家怎么有尊严？
张謇果断弃官，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

当时流行“商战”，中国人办企业就是要和列强展开经济战，这是国家之间的隐形战争。
1895年，张謇在家乡筹办大生纱厂。过程并不顺利，招股融资极为困难，逼得他只能上街卖字筹钱。最后不得已，求助于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集资，历时4年，直到1899年才正式投产。
大生纱厂虽然引入官股，但官方只取官利，不参与工厂经营管理。这是张謇独创的企业模式，叫做“绅领商办”，区别于盛宣怀的“官商合办”模式。
随后的15年间，大生纱厂获净利约540万两，是一战前华资纱厂中唯一成功的大型纱厂。
作为企业家，张謇成功了，但他的理想并非办厂赚钱。他奋斗的目标是“实业救国”，希望以自己的实践，搭建起中国的工业生产体系，更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改造中国的社会基本面貌。
用他的话说，这是他毕生信奉的两个主义：经济上的“棉铁主义”，以及政治上的“村落主义”。
他的产业链条无限延伸：
为了增加棉花来源，1900年办了通海垦牧公司；
为了解决棉籽出路，1902年办了广生油厂；
为了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1904年办了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
为了维修和制造机器设备，1906年办了资生铁冶厂……
他立志要把南通建设成为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文化教育等全面发展的典型工业区，作为全国可以效仿建设的样板。
他又像重视实业一样，重视教育，办起了从幼稚园到高等院校的完整教育序列。他还先后办起了许多在当时中国是“第一家”或“第一次”的企业和事业，兴办了图书馆、博物馆、俱乐部、气象台、医院、公园……他真的以一己之力，造就了一个近代化的南通。
一个理想主义的爱国实业家，终因承担了过重的社会责任，使得他的企业被拖垮。1925年，大生集团债台高筑，债务达906万两，被债权人上海财团全面接管。
第二年，1926年8月，73岁的张謇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的三哥俯身对他耳语：“你来有所自，去有所归，我看时机已到，你要把定神志，好好地归去罢。”张謇听后，微微颔首，闭目离世。
张謇虽然最后失败了，历史还是铭记住这位伟大的失败的英雄。正如胡适所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张謇考中状元那年，28岁的周学熙，在安徽省乡试中考了个举人，分配到浙江当个小官。日后，周学熙成为中国北方实业崛起的扛把子，与张謇一起，被人誉为“南张北周”。
不过，两人出身截然不同。张謇来自世代务农的贫寒之家，而周学熙是典型的“官二代”，其父乃后来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周馥。
1897年，周学熙在父亲的帮助下，开始涉足实业，当上了开平矿务局董事及驻上海分局的监察，负责监督推销开平煤炭。他后来投入袁世凯幕下，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其父与袁世凯关系很好。
1902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把周学熙调到天津，督办直隶银元局。周学熙带领团队日夜加班加点，只用了70天就让造币厂开工生产，稳定了庚子事变后纷乱的金融局势。袁世凯大为赞赏，称他为“当代奇才”，从此一切工业建设都委托给他办理。
周学熙由此成为袁世凯经济事业的操盘手，如同当年盛宣怀成为李鸿章的操盘手。

周学熙应时而动，创办了周氏资本集团的龙头企业——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以此为起点，京师自来水公司、华新纱厂、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相继成立，短短20年，他的企业已形成了一个包括重工业、轻纺工业、民用企事业及金融银行业等20余个门类的企业集团。
1912年后，周学熙更是两度出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期间，他提出“振兴实业”计划，着手保护工商产业，希望从9亿元的国家预算中划拨1亿元，作为资助10种新兴事业的专款。他确信，这个计划能够实行，中国的富强就有希望。
可惜，因为政局突变，他的“振兴实业”计划未能实行。
形势比人强，这是他第二次强烈感受到个人在历史进程
已经去世一年半的大清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1844—1916），走得风风光光。为了这场葬礼，盛氏家族斥资30万大洋，出殡仪仗队长达2500多米，用了64名杠夫抬棺。
盛宣怀去世后，他的夫人庄氏决定为老头子举办一场世纪葬礼。庄氏说，老头子一辈子为朝廷和家族做了许多事情，自己却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是被活活累死的。她提了两个要点：第一，老头子一生为大清累死累活，要让皇帝的抬棺班子，来为他抬棺；第二，老头子大半生在上海度过，出殡队伍一定要走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
钱不是问题，就是要把葬礼做大，做出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的效果。
当天，整个上海几乎倾城出动，争睹这场世纪葬礼。出殡队伍所经马路，两旁的商铺全部停业，纷纷搭棚设座，收取座位票，盈利是平时的三倍还不止。
盛宣怀大出丧，成为上海富豪身后财力比拼的一个标杆。1920年代，“上海滩地皮大王”周扶九出丧，媒体有的说场面胜于盛宣怀，有的说不如。1930年代，永安公司总经理郭标出丧，上海市民普遍评价，远不及盛宣怀那次。
时代在变化，但葬礼作为一个“大人物”最后高光时刻的表现形式，从未改变。
尽管早在民国成立后（确切地说，是在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被后世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的盛宣怀，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了，新的商业巨子早已崛起。但他们所走的道路，跟这名前辈相比，似同非同。
盛宣怀的葬礼，就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近代实业发展的一段旅程，在表面风光中落幕了，接下来的路，会怎样呢？

1
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之路，发端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与“先轻后重”的工业化路径迥异，中国是从兴办一批军事工业开始的。
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高官为代表，晚清在“自强”的口号下，自上而下对西方军事技术进行了大规模移植。这批移植过来的军事企业，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推行的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
但是，这批军事企业办着办着，变成了财政的无底洞。
政府强力推进的重工业发展模式，本质是传统官僚体制与近代工业技术结合的怪胎，其生产运营完全与市场无关。当财政变得日益困窘的时候，军工企业资本投入不足，主导的洋务派这才想到工业化、资本与市场的联系。
于是，洋务派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了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以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赋予这些民用工业企业各种垄断特权。中国的工业化，由此进入最早的起飞阶段。
李鸿章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人物，但实际上，他在经济事业上的成就，全赖他的幕僚盛宣怀。
晚清有一批实干家，并非由传统的科举出身，而是在外交、洋务、商战等实践的摔打中成长起来。
1970年，26岁的秀才盛宣怀在三次乡试落榜后，进了父亲的同榜进士、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府。他不是纨绔子弟，很快就显露出才干和胆识。他在中国最早提出官督商办的办企业形式，以及企业应以盈利为主的经营原则。
28岁时，盛宣怀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大型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他得到李鸿章的好评，年轻人的脑子就是好使。作为李鸿章的经济事业操盘手，两人紧密合作，直至1901年李鸿章去世。
在随后的30年间，盛宣怀成长为大清帝国的商业巨擘。他先后兴办、创造了10余个“中国第一”的企业，做了无数筚路蓝缕的开山工作，这其中包括：
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
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
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
第一家国人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
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
正因为这些成就，盛宣怀在后来赢得了“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的美誉。但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实业家，就像李鸿章所说的，盛宣怀“欲办大事，兼作高官”。终其一生，盛宣怀基本上是沿着以“办大事”作资本，从而达到“做高官”的目的的道路往前走的。
我们可以看到，盛宣怀创办的企业，在立足之初，可以凭借国家津贴的底气，与外商同类企业进行价格战，并取得胜利，实现盈利。而必要的时候，他又可以与外国合作，以“联夷制夷”的名义，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以及个人的仕途升迁。
1900年，当清廷向帝国主义宣战的时候，亦官亦商的盛宣怀却没有响应最高统治者的号召，不惜一切代价投入战争之中；而是作为枢纽人物，串联起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与列强缔结了“东南互保”的和平条约。
就大清的权力中枢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叛国”行为。尽管事后迫于列强的压力，盛宣怀不仅未被治罪，还获得清廷奖赏，但是，不能因此高估盛宣怀主导“东南互保”的公心。因为东南战事一启，他在长江沿岸苦心经营了二三十年的实业，势必毁于一旦；而这些实业，不仅关乎他的身家，更关乎他的仕途，是他借以步入帝国政坛高官序列的资本。
东南互保的成功，从大的方面讲，是帝国离心力强大到足以消解中央权威的结果；从小的方面讲，则是盛宣怀等帝国官商群体为了保持个人利益、不愿作出牺牲的反映。
结果恰如盛宣怀所谋划的，由于他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工业企业，在经济上成为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柱石，是慈禧太后口中的“不可少之人”，因此在大清的最后十年，他的的官阶扶摇直上。从大理寺少卿、会办商务大臣、工部左侍郎，到1911年升任邮传部尚书。清皇族内阁成立，他又以邮传部大臣领国务院之衔。
清朝最终“死”于铁路建设，这是盛宣怀预料不到的。在他权位的最高峰时，他掌管了全国的铁路权。
中国本应在1860年代有自己的第一条铁路，当时有外商拟在中国修筑铁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拒绝了：“如果在中国领土上要有一条铁路的话，它必须是属于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企业。”这一非正式表态，很长时间内上升为大清的国家政策。但是，清政府无力自建，也不让外资进入，致使中国的工业基础设施长时期建立不起来。
盛宣怀跟李鸿章还是有所不同。1911年，他领导的邮传部发起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得到清廷批准。官方的理由是，川汉、粤汉铁路原由商民集资筹建，由于资金迟迟不到位，导致修路进展缓慢，严重影响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清廷不得已决定收回商民股权，改由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修建。
可以看出来，这是盛宣怀“联夷制夷”、为我所用的习惯性招数。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之后，他随即与英德法美银行签订了600万英镑的铁路借款合同。然而，这一次，因为针对商民的股权赔偿计划迟迟未出台，“卖国”的谣言不胫而走，保路运动一发不可收拾，连带催生了武昌起义。
盛宣怀的政治生涯，至此画上句号。他被清廷推出来作为替罪羊，褫夺了官职，还要绞杀他，吓得他逃亡日本。
到1912年底回国，民国政府才把大部分不动产还给了他。
在生命的最后三四年，坐拥1100多万两白银资产的巨富盛宣怀，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在遗嘱里，他将全部资产均分为两半，一半用于社会公益，一半分给子孙。
临死前，他对儿子们说，他有几个遗憾，一个是不能像其祖父和父亲一样考取功名，另一个是一生办洋务，却未曾去过欧美。
就在盛宣怀去世与风光大葬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教科书所说的“黄金时代”。据学者估计，1912—1920年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高达13.4%。

2
盛宣怀在世时，对他的评价就出现了明显的撕裂。状元实业家张謇的评语颇不客气：“盛宣怀的为人，虽稍有才具，但不顾大局，全无国家观念。”
办实业，如果只是追求个人升迁和企业利润，这种格局，张謇是看不上的。
1894年，41岁的张謇迎来人生转折点。这年，甲午战争爆发，也是慈禧六十大寿，特设恩科会试，张謇考取了状元，成为翰林院编修。这个南通贫寒子弟，人到中年，终于实现了阶层跃升。
但他很快就发现了整个帝国溃烂的秘密。
慈禧从颐和园回紫禁城，适逢大暴雨，文武百官跪在一二尺深的积水里迎接太后，一个个被淋成落汤鸡，连七八十岁的老臣都在水里接驾。可是，太后坐在轿子里，连头都不回。张謇看后，整个人很难过，他问自己：“这种官，是有志气的人应该做的么？”
中日两国正在开战赌国运，而帝国高官匍匐在权力脚下，毫无尊严。难怪我们会打输？人都没有尊严，国家怎么有尊严？
张謇果断弃官，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

当时流行“商战”，中国人办企业就是要和列强展开经济战，这是国家之间的隐形战争。
1895年，张謇在家乡筹办大生纱厂。过程并不顺利，招股融资极为困难，逼得他只能上街卖字筹钱。最后不得已，求助于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集资，历时4年，直到1899年才正式投产。
大生纱厂虽然引入官股，但官方只取官利，不参与工厂经营管理。这是张謇独创的企业模式，叫做“绅领商办”，区别于盛宣怀的“官商合办”模式。
随后的15年间，大生纱厂获净利约540万两，是一战前华资纱厂中唯一成功的大型纱厂。
作为企业家，张謇成功了，但他的理想并非办厂赚钱。他奋斗的目标是“实业救国”，希望以自己的实践，搭建起中国的工业生产体系，更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改造中国的社会基本面貌。
用他的话说，这是他毕生信奉的两个主义：经济上的“棉铁主义”，以及政治上的“村落主义”。
他的产业链条无限延伸：
为了增加棉花来源，1900年办了通海垦牧公司；
为了解决棉籽出路，1902年办了广生油厂；
为了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1904年办了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
为了维修和制造机器设备，1906年办了资生铁冶厂……
他立志要把南通建设成为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文化教育等全面发展的典型工业区，作为全国可以效仿建设的样板。
他又像重视实业一样，重视教育，办起了从幼稚园到高等院校的完整教育序列。他还先后办起了许多在当时中国是“第一家”或“第一次”的企业和事业，兴办了图书馆、博物馆、俱乐部、气象台、医院、公园……他真的以一己之力，造就了一个近代化的南通。
一个理想主义的爱国实业家，终因承担了过重的社会责任，使得他的企业被拖垮。1925年，大生集团债台高筑，债务达906万两，被债权人上海财团全面接管。
第二年，1926年8月，73岁的张謇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的三哥俯身对他耳语：“你来有所自，去有所归，我看时机已到，你要把定神志，好好地归去罢。”张謇听后，微微颔首，闭目离世。
张謇虽然最后失败了，历史还是铭记住这位伟大的失败的英雄。正如胡适所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张謇考中状元那年，28岁的周学熙，在安徽省乡试中考了个举人，分配到浙江当个小官。日后，周学熙成为中国北方实业崛起的扛把子，与张謇一起，被人誉为“南张北周”。
不过，两人出身截然不同。张謇来自世代务农的贫寒之家，而周学熙是典型的“官二代”，其父乃后来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周馥。
1897年，周学熙在父亲的帮助下，开始涉足实业，当上了开平矿务局董事及驻上海分局的监察，负责监督推销开平煤炭。他后来投入袁世凯幕下，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其父与袁世凯关系很好。
1902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把周学熙调到天津，督办直隶银元局。周学熙带领团队日夜加班加点，只用了70天就让造币厂开工生产，稳定了庚子事变后纷乱的金融局势。袁世凯大为赞赏，称他为“当代奇才”，从此一切工业建设都委托给他办理。
周学熙由此成为袁世凯经济事业的操盘手，如同当年盛宣怀成为李鸿章的操盘手。

周学熙应时而动，创办了周氏资本集团的龙头企业——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以此为起点，京师自来水公司、华新纱厂、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相继成立，短短20年，他的企业已形成了一个包括重工业、轻纺工业、民用企事业及金融银行业等20余个门类的企业集团。
1912年后，周学熙更是两度出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期间，他提出“振兴实业”计划，着手保护工商产业，希望从9亿元的国家预算中划拨1亿元，作为资助10种新兴事业的专款。他确信，这个计划能够实行，中国的富强就有希望。
可惜，因为政局突变，他的“振兴实业”计划未能实行。
形势比人强，这是他第二次强烈感受到个人在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