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极具特色的一项内容。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是由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相比，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系较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与新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它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现代技术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因此，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采取保护的政策。毛泽东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现代事例：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华为经历了巨大的挫折和打击，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西方国家不允许中国掌握世界领先的独家技术，特别是这种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变革的关键技术，因此在确定了5G技术的标准之后，美国就不断联合本土企业对中国的华为实行打压政策。
外交部对美国的行为抵制，抗议。财政部宣布华为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此次优惠政策主要针对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华为公司一直都在做芯片研发的项目，研发费用甚至超过净利润，此次减税政策对华为的发展无疑是相当有利的。此次政策需要符合相关规定的企业，在2018年12月31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的第一年至第二年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等等优惠政策

一、前因后果：事件起因
导火线：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理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件。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1919年6月28日还是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其根本原因是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结果和影响：中国收回了山东半岛的主权，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1、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2、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3、青岛海关归还中国；4、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
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影响
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
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
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性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始；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三、
人物事迹：
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猛将，他反对颂古非今和安于现状的人生态度，反对尊孔复辟，同时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封建行径。李大钊揭开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页。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和运动之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在这期间，陈独秀相继发表了《关门会议》《南北代表有什么用处》等文章。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立场鲜明地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称五四学生运动是“有纪律的抗议”。
罗家伦是北大的学生。五四运动中，他动手起草了宣言，慷慨激昂的言语给众多学生极大的鼓舞。
1918年岁末，罗家伦与傅斯年、顾颉刚等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师长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
次日早10点，当罗家伦准备和大家一起去游行的时候，被同学狄福鼎一把抓住：“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于是在短短15分钟内，罗家伦一气呵成那篇著名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傅斯年，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期间，傅斯年在《新青年》、《新潮》杂志上用学霸特有的方式来进行了大批判。傅斯年有思想、有文笔、有煽动力、有组织力，当仁不让成为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学生领袖。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在其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下，自身的经济发展与外国资本主义没有太多联系，资本相较于官僚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势力较弱的一类资产阶级团体。是由地主、商人、小官僚、手工作坊主转化而来的，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无法充当革命的主要力量。
民族资产阶级
组 成
地主、商人、小官僚
起源
阶级斗争理论
产生时间
19世纪60-70年代
性质
革命性、妥协性
收起
简介
概念
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在其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
产生背景
制约中国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自然经济，在鸦片战争中被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逐步瓦解。扩大了商品及劳动力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客观条件及可能。
中国社会自身也在酝酿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主观动力。
19世纪60-70年代中国正在开展洋务运动，民用工业的大量赢利刺激了地主与商人们开展机器生产的欲望。
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条约欠下大量赔款，不得不放松对于民间投资设厂的限制，以收取更多税款，偿还所欠债务。
另外，中日《马关条约》中允许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华投资设厂，对于本民族一些想要发展工商业的实业家也无法更多限制。
发展起源
19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部分地主或商人开始引入大机器生产方式，以契约工人作为劳动力，投资与近代企业。这样的企业具有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分散于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有别于洋务派开办的民用企业，这便是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和刺激下，主要由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投资新式企业转化而成。
中华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奖励实业发展。由于没有了封建专制的阻碍，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力列强无暇东顾，加上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地位的提高，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短暂的春天。
但是后来，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腐朽统治，官僚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外国列强的卷土重来，民族资产阶级日渐衰落。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破坏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金融体系的极度混乱，最终葬送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未来，被破坏殆尽。
1949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认为：民族资本主义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剥削剩余价值的一面；又有维护宪法（当时的宪法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将民族资产阶级纳入爱国统一战线中，为团结社会阶级，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挥应有的贡献。
主要特点
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上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也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输出所遏制；本国的自然经济与统治者是限制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的内因。这些条件使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与外国资本主义一样强大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两面性，并自始至终存在着。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 革命性、妥协性
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具有革命性；生产发展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又具有妥协性。
生长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希望改变为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 自身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既不敢也无力推动社会变革。
早期企业
早期著名的民族资本企业（部分）
上海发昌机器厂
广东南海继昌隆缫丝厂
天津 贻来牟机器磨坊
山东烟台张裕酿酒公司
著名实业
一些著名的实业团体
中华民国工业建社会
中华实业团
近代人物
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著名人物（部分）
荣宗敬、荣德生（荣氏兄弟）
张謇
张弼士
周学熙
中华实业团
中华实业团是1912年由胡涵、俞英、杨浩然、俞凤池、胡文骞、周震、赵端、朱家邦、朱杰、杨巨川、符养和等发起成立于上海的协会。
19世纪70年代，在洋务派举办近代民用企业的同时，商办的近代工业也开始出现，于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产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有两种途径：一是少数官僚地主和商人直接投资兴办；二是个别手工业作坊或就是手工业工厂采用机器生产转变而来，在这两种途径中前者是主要的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基础工业极为薄弱，规模小，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的痕迹。处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下。
随着中国近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它分为上下层两个不同的阶级。上层一般拥有的企业规模较大，经济力量较为雄厚，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联系较多，矛盾较小，中下层拥有企业规模较小。经济力量比较落后，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联系较少，矛盾较大。
民族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下，自身的经济发展与外国资本主义没有太多联系，资本相较于官僚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势力较弱的一类资产阶级团体。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产生背景
制约中国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自然经济，在鸦片战争中被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逐步瓦解。扩大了商品及劳动力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客观条件及可能。
中国社会自身也在酝酿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主观动力。
19世纪60-70年代中国正在开展洋务运动，民用工业的大量赢利刺激了地主与商人们开展机器生产的欲望。
诞生与发展
19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部分地主或商人开始引入大机器生产方式，以契约工人作为劳动力，投资与近代企业。这样的企业具有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分散于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有别于洋务派开办的民用企业，这便是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扩大税源，遂放宽民间设厂的限制，民主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中华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奖励实业发展。由于没有了封建专制的阻碍，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力列强无暇东顾，加上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地位的提高，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短暂的春天。
1949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认为：民族资本主义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剥削剩余价值的一面；又有维护宪法（当时的宪法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将民族资产阶级纳入爱国统一战线中，为团结社会阶级，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挥应有的贡献。
特点
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上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也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输出所遏制；本国的自然经济与统治者是限制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的内因。这些条件使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与外国资本主义一样强大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两面性，并自始至终存在着。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 革命性 妥协性
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具有革命性 生产发展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具有妥协性。
生长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希望改变为使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 自身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既不敢也无力推动社会变革。
早期著名的民族资本企业（部分）
上海 发昌机器厂
广东南海 继昌隆缫丝厂
天津 贻来牟机器磨坊
山东烟台 张裕酿酒公司
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著名人物（部分）
荣宗敬、荣德生（荣氏兄弟）
张謇
张弼士
周学熙
一些著名的实业团体
中华民国工业建社会
中华实业团
对民族资本实行和平赎买政策是一个创举
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最具有特色的实质性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赎买作为“剥夺剥夺者”的一种途径，并认为这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十月革命后，列宁也提出过这样的主张，不过未能实行。
中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依然具有两面性，即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和愿意接受改造的一面。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仍要保持和资产阶级的联盟，保持这种联盟决不是保持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是利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和平改造的可能性，使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对抗性矛盾，通过非对抗性的办法加以解决，使党和国家减少损失，使社会减少震荡，以达到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的目的。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采取剥夺的政策，而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对它们实行赎买。这样，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党和国家所以能够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和平赎买的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这个阶级具有两面性，他们有接受这种政策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条件。这就是：第一，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第二，国营经济的优势，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第三，国家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来限制资产阶级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的资本主义道路。第四，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阶级又在底下顶他们。正是由于这些条件，才使得资产阶级除了接受改造外，再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对民族资本实行和平赎买政策是一个创举
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最具有特色的实质性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赎买作为“剥夺剥夺者”的一种途径，并认为这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十月革命后，列宁也提出过这样的主张，不过未能实行。
中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依然具有两面性，即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和愿意接受改造的一面。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仍要保持和资产阶级的联盟，保持这种联盟决不是保持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是利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和平改造的可能性，使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

对抗性矛盾，通过非对抗性的办法加以解决，使党和国家减少损失，使社会减少震荡，以达到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的目的。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采取剥夺的政策，而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对它们实行赎买。这样，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党和国家所以能够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和平赎买的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这个阶级具有两面性，他们有接受这种政策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条件。这就是：第一，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第二，国营经济的优势，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第三，国家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来限制资产阶级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的资本主义道路。第四，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阶级又在底下顶他们。正是由于这些条件，才使得资产阶级除了接受改造外，再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民族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形态，是指本土的资本主义经济。
民族资产阶级正是民族资本主义的载体和实施者，简单来是或，民族资本主义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和维系的。 民族资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某些民族独立国家里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的中等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有对革命的敌人的妥协性。
民族资本:
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本家所拥有的资本。一般属中、小资本。新中国建立后，民族资本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1898年张謇回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慈禧罢官，“开缺回籍”。张謇闻讯作《奉送松禅老人归虞山》诗赠翁同龢，并前往火车站泣泪送别。翁师的遭遇，使他目睹了官场的险恶，半月之后，张謇也借故请假南归，继续他的“实业救国”。
张謇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向官府寻求援助。
中华实业团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
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到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最后作为张謇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的沈敬夫提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
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

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又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謇 （号退庵）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5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与江苏连云港沈云霈、赣榆许鼎霖并称苏北三大实业家张謇还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曾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张謇将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张謇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政治共舞
张謇塑像
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并且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
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这时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代价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市场是他们的命根子，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但很快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
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孙中山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
他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孙中山，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 崖”即“边际”。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张謇是一个务实之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认为孙中山很难收拾局面，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很难长久维持。“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和实力派的现实人物袁世凯合作。
于是张謇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凯的阵营。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孙中山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张謇以为他所追求的统一与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经营企业，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第一至四条号要求时（袁世凯并未完全同意“二十一条”），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
危机来临

此时的张謇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权利，也没有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牵制。
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是大生沪账房，几乎成了整个大生系统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由于借贷便利，大生进入了快速扩张期。
到了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也正是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 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张謇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出殡之日，南通万人空巷，近乎全城民众都赶来为张謇送行。
张弼士是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生产的先驱，也是中国葡萄酒工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传奇人物。1892年，在烟台建立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将贮酒容器缸瓮改用西方常用的橡木桶；引进欧洲优良酿酒葡葡品种，开辟纯种葡萄园；采用欧洲现代酿酒技术生产优质葡萄酒。应当说，张裕公司的建立，开创了我国葡萄酒工业化生产之先河，几十年后，太原、青岛、北京、通化才相继建立了现代化的葡萄酒厂

远洋航运，创办了“裕昌远洋航运公司”和“广福远洋轮船公司”。从此，辽阔的太平洋上开始出现飘扬着中国大清龙旗的侨办远洋巨轮，并专门与德国轮船同走一条航线，比德国的同等官舱票价低一半，并且一报还一报，不卖票给德国人，迫使德轮取消了歧视华人的规定，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威风。
慷慨救国
孙中山题词
一、红顶商人
　　张弼士深受清廷赏识倚重，是地道的“红顶商人”。他不仅在晚清时期的国内政商两界声名赫赫，还经常代表清政府在海外叱咤风云。他先后担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闽粤两省农工路大臣、钦命头品顶戴、光禄大夫、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等职。民国初年，还被任命为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立法会议员、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等。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后来北洋军阀政府的相互倾轧，他却看得十分透彻，对参政并不热心，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倾注于“实业救国”，给当时积贫积弱的祖国和举步维艰的革命事业以慷慨支持。二、急公好义　　辛亥革命初兴，张弼士即鼓励儿子张秩捃加入同盟会。当革命党人在海外秘密活动时，张弼士便指示其南洋企业秘密援助，并通过胡汉民暗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弼士又向孙中山捐赠一笔巨款，后来他还给福建民军捐赠白银7万两，1904年又为东海海防筹捐巨款。 　　1900年黄河决口成灾，张弼士目睹灾区惨状，深为同胞遭难而忧虑，急回南洋募捐百万两银款赈灾，清政府为此赐其“急公好义”牌匾，竖于其故乡大埔。 　　张弼士在海外倡导教育，弘扬中华文明更是不遗余力，在新加坡等地，他创办了中华学校和应新华文学校，又专门设置福利基金为外出学子辅助学费。在他的带动下，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相继兴办了8所华文学校。他在汕头设置“育善堂”，购置数十间楼房堂产作为嘉应五属福利基金，为出国学子补助学费等。1905年他获清朝皇帝光绪恩赐御书“声教南暨”匾额一方。在受匾典礼上，张弼士慷慨陈词： 　　“国家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埠设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 　　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记》中称“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第一人”。张弼士的拳拳赤子之心、殷殷报国之志可见一斑。三、因疾而终

创建时间
1912年
协会宗旨
其宗旨为：“提倡实业，厚利民生、以普及全国。”
主要工作
主要从事以下工作：(1)提倡本国产品；(2)换回外漏权利；(3)厚集确定资本；(4)振兴百端实业；(5)创办民立银行；(6)维持金融机关；(7)保护各部商标；(8)扩张商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重庆地区同盟会首领杨庶堪（四川巴县人）、张培爵（四川隆昌人）、谢持（四川富顺人）联络新军军官夏之时、林绍泉、朱之洪等发动起义，建立起蜀军政府。张培爵出任都督，夏之时任副都督杨庶堪谦为顾问。接着，蒲殿俊为军政府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的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不久军队哗变，军官和士绅共推尹昌衡为都督，罗伦为副都督。一时间，四川出现了两个并立的政权。双方于1912年经过协议决定：以成都为政治中心，设四川军政府，以成、渝两处都督分任正副都督；重庆为重镇，设镇抚府。这样，四川宣告统一，尹昌衡出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重庆镇抚府以夏之时为镇抚总长。 国民党实业团系人员张培爵、夏之时等身居要津，形成与尹昌衡、胡景伊的武备系实力不相上下的军阀集团。
实业团的衰落
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四川国民党党员熊克武成立重庆讨袁军总司令部，下设民政部、军政部。讨袁军由原蜀军两个团，川军第五师两个旅共九千人合编为四个支队，一个川江水师，一个炸弹队。龙光、吕超、李树勋、刘植藩分任四个支队司令，余际唐任川江水师司令，曾子玉、颜德基分任炸弹队队长。1916年熊克武在昆明组织四川招讨军，委任卢师谛为为参谋长，周官和为第一支队长，吕超为第二支队长。1917年护法战争爆发，孙中山委任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黄复生与卢师谛为四川国民军正、副总司令。此时，四川的国民党九人团系与实业团系为御强敌，还没有出现明显分化。
1918年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四川省长。国民党势力主政四川，党内“九人团”和“实业团”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熊克武出任四川督军后，利用整编军队之机，对实业团石青阳、吕超、卢师谛、颜德基、黄复生等部军民多所排挤，双方矛盾激化。另外，熊克武对孙中山任命杨庶堪为四川省长亦心感不满，熊、杨之间亦矛盾重重。
实业团遂与杨庶堪联合，拥杨倒熊。其时，谢持在广州大元帅府任内务部长、秘书长等职，对此亦有表示支持。1920年春，实业团与杨庶堪联合滇黔军发动了倒熊之战。3月，唐继尧下令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5月，又任命吕超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5月下旬，吕超、石青阳等率部从绵阳、中江攻成都；滇军顾品珍、赵又新部从川南攻成都；黔军王文华部与实业团黄复生部在重庆、綦江一带攻熊系余际唐部。熊克武得刘湘等部的支持，与滇黔军及吕超等部展开连场激战，开始声势颇振，取得不少胜利。但到7月，熊部遭到全面反击，难以抵挡，熊克武宣布辞去四川督军职，于7月10日率部离开成都，退往川北阆中进行整编。7月18日，吕超率军入成都，通电就任川军总司令，实业团取得了暂时的胜利。熊克武退往阆中后，将部队进行整编，以但懋辛为第一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三军军长。刘湘向熊克武建议，把刘存厚在汉中请回四川，合作驱逐滇黔军及吕超等部。熊克武表示同意，与刘存厚联络，刘亦应允。双方商定：在战事未决胜负之前，熊克武、刘存厚均不作四川督军，以刘湘为四川军前敌各军总司令，负责统一指挥。8月6日，刘存厚在汉中组织靖川军，自任总司令；率田颂尧、唐廷牧、张印本、赖心辉等部返川，熊、刘联合发动靖川之战。8月下旬，刘湘指挥各部由阆中向三台地区战略开进：刘存厚部及但懋辛的第一军为右方面军，经绵阳、罗江、沈阳、广汉向成都进攻；第二军为左方面军，经中江、金堂与右方面军会合，然后合攻成都。9月8日，川军攻占成都，熊克武、刘存厚两司令部相继入城。接着，川军与滇军赵又新、顾品珍部在成都近郊及龙泉山展开决战。川军集结兵力八十一营，滇军及吕超部共六十三营，双方激战十二昼夜。9月21日，滇军战败。随即，川军发起追击战，昼夜强行军，连克简阳、资阳、隆昌等县。10月3日，川军咬住溃败的赵又新部，将其围困于泸州，赵又新被击毙，顾品珍和熊克武商定，准其回滇倒唐，滇军全部退出四川。10月上旬，刘湘指挥川军分三路直攻驻重庆的黔军。黔军抵抗，节节失败。10月15日，川军攻占重庆，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仓皇乘轮船只身逃往上海，残部由卢焘代总司令率领，逃回贵州。熊、刘联合发动的靖川之战，将滇、黔军全部赶出四川，结束了滇、黔军阀控制四川的局面。同时，实业团的势
夜>>中的部分人物性格及其相关情节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论文
　　两面性（革命性和软弱性）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特点的概括，由来已久，几成定论。它成了我们考察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近现代史一切活动的出发点。我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越来越感到两面性的评价存在着公式化、简单化之嫌，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
　　两面性作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评价，是与工人阶级进行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和工人阶级作比较，并无不妥，阶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否则也就无所谓特点。问题在于把这个标准绝对化，也就是对工人阶级的认识不够实事求是。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领导阶级，是新的生产力代表。工人阶级在当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不用怀疑。那么，工人阶级有没有缺点，这种缺点对历史发展进程所起的影响如何，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们不是估计不足，而是视而不见（尽管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曾经论及过这种不足）。在某种程度上，这甚至也是党长期以来屡犯“左”倾错误的一个社会根源。王光美为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所作的《与君同行，风雨无悔》一文中通过叙述刘少奇革命生涯谈到了这个问题，披露了长期以来一直为我们所掩饰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些存在问题。中国工运中的“左”倾情绪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诸如，大革命时期，“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在发达国家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共与各方面的关系，它的负面作用不可低估。须知这时的工运发生在“五四”之后，工人阶级已被视作为一个成熟阶级。这种缺点的披露，其实更有利于准确地认识中共及其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活动的曲折性，也并不影响工人阶级的伟大。所以，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同样也应如此。

两面性的评价，实际上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活动作了明显的主要是过分贬低的评价，忽视了民族资产阶级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作用，无法概括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复杂性。它导致了对一些历史现象和事件的评价上常常矛盾百出，无法自圆其说。例如，一般认为护法运动的失败，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终结，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历史使命的基本完成。那么资产阶级有没有放弃历史责任，放弃探索，退出舞台呢？没有。大革命时期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并行不悖，而且资产阶级还是领导阶级，三民主义虽有完善、发展，本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成为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斗争的一面旗帜。再如，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定为敌我矛盾，消灭地主、官僚资产阶级那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走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算不算敌我矛盾？如是，会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和平改造吗？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些问题。
　　此外，民资的软弱性怎么认定，也有待进一步探讨。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宽泛并不轻易界定的概念。软弱性几乎成了民族资产阶级一切历史活动失败最简单的原因总结。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吗？由于软弱才导致其失败吗？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一个失败的阶级吗？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一切活动统统失败吗？要讲失败，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阶级哪个不曾失败过？民主革命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不仅是工农的胜利，同样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胜利。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谨慎地对待软弱性这个问题。例如习惯上我们把康梁改良派的思想特点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集中体现，其实也并不充分。换一种思维角度，我们或许也能得出另一种结论。在我看来，康梁的思想是改良派最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