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一：某人的生年和出生地？
关于某人生年，一直存在前145年和135年之争。从现有记载，结合《报任安书》来看，更多证据是偏向前135年的，且此说有《博物志》的原始记载（“太史令，茂林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为证，相反前145年一说缺少一手文献支持，是后世学者推断的产物，有学者以数字错抄为由形成前145一说，然而宋朝以前人的数字书写方式可以推翻此说。（相关辩驳可详见袁传璋《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
唯一能证实前145说的文献“铁证”——藏于日本的所谓“南化本”《史记》（其实是宋朝黄善夫本），也被发现其证据是来源于书眉的一条批注，且与书中的注释原文相左。
《报任安书》里的记载也非常明显：仆待罪辇下，二十余年矣。如果他生于前145年，那按照他二十一二岁入仕来算，那就成了待罪三十余年了，相信某人不至于连数字都算不清。更搞笑的是，有学者在发现这个问题后，居然以古代交通不便为由，把某人漫游年数延长至十余年来补救。《汉书》记载刘彻三月巡游泰山，六月便能西归还幸甘泉了，古代车马虽慢，但除非路上被绑架了，否则也不至于龟速到那样令人发指。
至于某人的出生地，有韩城和河津之争，楼主没有兴趣参加地域之间动机复杂的互撕，但就手头所掌握的证据而言，目前还是认为韩城说更站得住脚。

争议二：某人的老师究竟是谁？
关于某人年少时还有另一个常见说法，说他十岁以后就上长安拜师了云云，然而他本人从未明确记述过哪年赴京，拜师何人，况且其师从董仲舒，孔安国一说本身也存在漏洞，无法成立，同前145年出生说一样，又是一条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某人云：拜托别再信我自己都没说过的事情好不好！）
所谓太史公师从董仲舒，孔安国一说，其实是宋人发明的学说，搜遍汉朝文献，《史记·太史公自序》，《儒林列传》，《汉书·司马迁传》，《儒林传》均不见记载，唯一可见的就是某人自称“余闻董生云……”，以及汉书所记载的“问故孔安国”，然而仅凭这两点，只能证实某人听闻过董仲舒，孔安国的见解，并向他们进行过求教，但不能说明他拜师。（“问故”是求教，但并非成为受业弟子）
况且《史记》对董仲舒的评价并不高，在学术见解上也和董有很多分歧之处，此外某人还直呼董大师为“董生”，在尊师风气非常浓郁的汉朝，这种做法是无法被人接受的，然而却从未见过哪个学者骂某人不尊师。某人虽然思想上桀骜不驯，但也是个非常守礼的人，不会做如此出格的事情。
汉人重师承，自报家门时必报师门，以谈老爹为例，某人就明确记载过他“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论道于黄子”，对其他一些学者的师承关系他也尽可能地溯源。既然他对老爹的学术渊源记载得如此清楚，那如果他自己确实拜过师，却又对此只字不提，显然有悖常理。
某人的老师究竟是谁？学者陈铜生已经指的相当清楚：司马迁的学术渊源，不是来自别人，而是来自乃父，由于司马谈已经转益多师，所以司马迁不必再师从他人。
从《自序》来看确也如此。谈老爹和某人就是有这个自信，能自成一派学说。

争议三：某人写书是为了老爹？
没错，写书的任务确实是谈老爹下达的，但说某人的后半生从此就成了老爹的任务执行机器，写书就是为了尽孝道，那这对父子俩的棺材盖恐怕都要按不住。
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这本书带有非常浓郁的作者个人色彩，倾注的是某人的心血和灵魂，很显然他对这本书是相当上心，简直是打着继承父志的名号，干自己的事业（某人：别乱说，我没有……），就算这书是老爹给他挖好的坑，他也是本人早已心向往之，不仅能心甘情愿地跳，而且有把这坑改造成地下宫殿的魄力。
如果还不信，请再翻翻《报任安书》关于某人隐忍苟活著书的心路自述部分，相信各位自能找到答案。

争议四：刘彻删过《太史公书》？
又是一条经典的学术错案，其来源不见于任何史书记载，只不过是东汉人卫宏的一句话而已，却被不少人信以为真。
抛开那些复杂的考据，翻翻《自序》，也能发现这一说法是相当不走脑的。自序里说得很清楚，某人曾亲口告诉过壶遂，自己的史书没有要讥讽当世的意思（这当然是自保的话），如此谨慎发言，显然是公开讨论，说不准皇帝甚至都在场。如果刘彻确实删削过某人的书，听某人这么一解释，或者听了之后有兴趣审查他的书，然后阅而怒之，那某人就算是能保住脑袋，那恐怕这辈子也写不了书了（如此庞大的一本著述，不查阅外界的藏书档案怎么写得出来？完全地下操作根本行不通，以刘彻的多疑迟早会露馅）。
更符合历史现实的可能应该是，刘彻其实也知道他私写史书的事情，但要么不重视，要么就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至于删书，这么没格调的事情也就小文人能想得出来。
《太史公书》确实有缺篇，然而史书对缺篇的记载是“有录无书”（确实存在于朝廷藏书目录中，但不见于当今），以古代的藏书条件，书祸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无法证实这种缺失就一定是统治者操作的结果。

争议五：刘彻李陵事件点某人名是为了给他“下套”？
也是一个很有迷惑性的选项，相当符合国人阴谋论的口味，包括一些名家也对此说深以为然。然而如果仔细翻看《汉书》的记载，再对照《报任安书》，有些人恐怕就要失望了。
首先，没有证据显示刘彻与某人有所谓“过节”，也就是他后来再李陵事件中“报复”某人的动机，相反从《报任安书》可以看出，某人在此祸之前对皇帝是相当信任，勤勉于值守，自嘲“亲媚于主上”，“断宾客之交，一心营职”，很符合一个受皇帝器重，感激奋进的朝臣心态，那时的他认为皇帝并不会轻易处罚自己，只不过后来才发现自己图样图森破而已。
其次，从整个事件的走向来看，没有迹象显示刘彻是在给某人和李陵下套，政治阴谋说不过是没有根据的臆测，缺乏实证。相反，刘彻点名某人发言，更多是为了让他中和朝臣的言论，给自己一点心理上的宽慰（朝臣一边倒的言论也令皇帝尴尬，因为毕竟李陵也是他选征的人，而且他当时也没打算放弃此人），只不过某人的回答令他感到了另一种不爽而已。
另外需要澄清的一点是，腐刑在汉朝属于替代刑，用来替代死刑，没有直接判罚宫刑的罪名和案例，即所谓“死罪欲腐，上乃许之”。
对于大权在握的统治者而言，生杀了断不过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而已，像某人那样不幸中招，落入专zhi刑法机器的受害者其实不计其数，皇帝既然对他开动机器，就没有轻易停止的意思，不见得是因为他有多么恨这个人，而是因为他是九五之尊，不会随意收回成命。
有时候，无需积累什么过错，只要一次“踩线”，就足以使一名原先自感安全的“宠臣”，落入万劫不复之境。对刘彻这样的皇帝而言更是如此。但他的主要问题更多在于苛刻与嗜杀，仅凭一两个腐刑案例，就给他戴上“宫刑皇帝”的帽子，甚至怀疑他有变态倾向，显然是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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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六：某人最后会选择自杀？
《报任安书》说得很清楚，“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某人并不认为受辱后再选择自裁是一件多么勇敢的事，相反只是匹夫匹妇的无可奈何之举。他已经身陷于耻辱，日后写完书后再去自杀，于他看来，早已是毫无意义的举动，简直就是对引节的侮辱。
更何况现实处境也不允许他随意像草民一样自我了断，“身直为闺閤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他早已没有退路。在中书令那样重要的位子上，如果哪一天突他然死了，皇帝又会去怎么想？因此他只能“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这才是一个重任在肩，思虑长远者的合理做法。

仔细想来，某人在李陵事件中的应答还是有令人遗憾之处，若是他再多加一分留意，或许就能避免这场灾祸。
刘彻是想听取他对李陵的肯定，好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但某人不慎越界了，踩到了李广利线。或许是他在陈词时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平之气，言辞又比较慷慨，难免让皇帝心猜疑，觉得他是在表现对某些人的不满。
倘若某人再老练一些，完全可以克制自己的心绪，以判官的口吻客观肯定李陵战绩的非凡，作战的不易，并安慰皇帝事未终了，仍有机会挽回，或许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虽然掩盖了自己的一部分态度，但总比当阶下囚要强，况且事实是无论他如何应答皇帝的召问，刘彻后来还是给了李陵机会。
对于这事，只能说克制情绪，谨慎梳理，有时真的很重要，这也让楼主对他生于前145年一说更觉得怀疑。

一些人实在是读书少，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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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教：司马迁为什么叫太史公？想想那句‘’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总觉得有点蹊跷。鄙人查阅网上一些资料，感觉都挺不靠谱。不禁产生一种想法： 1.是否有可能是子长在写书时的笔名？想象自己在一个第三者的身份对自己的尊称？毕竟称太史公总比称太史令更让人感到正式且值得尊重，可以把自己和其他太史令区分开？不禁想起那句经典的开场白‘’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子长的话是不是在模仿这句?还有褚先生曰。 2.子长在给任安写信时已不是太史令。太史公自序中有句‘’余尝为此官‘’子长又不愿自称有侮辱性质的中书令，所以只能以太史公自称了。 3。这句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是后人补上的？汉书版的报任安书中并没有这句话，而昭明文选中却有。会不会子长原文的称谓已经遗失而后人觉得一封信没有题头是件很奇怪的事，才给补上的？ 我自己都觉得我的脑洞有点大了。。。。。。望各位多多指教吧。

争议七：太史公受刑后回家写书了？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汉朝的刑罚机构并不是一个纯伤害机器，它是要资源回收的，会把判罚完毕的刑犯再投入到役使劳作中去，例如充作官奴婢，充军戍守之类，其中也包括肉刑犯。到汉武帝时期，除了宫刑外，其余肉刑已经废除（变着花样折磨人的各种死刑不算），宫刑犯一般是伤愈后分配到各个宦者官署之中，变成为宫廷服务的宦官。
因此成为宦官这个结局，史公也不能例外，他并不是受完刑就被放回家做自己爱做的事情了。但不同于一般宦者的是，他没有从底层渐渐爬升，而是很快便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职责可以理解为宦者版尚书令，或者内廷秘书长也行。
事实就是，史公受刑后更多时间，他是没法在家写书的，而是要先尽皇帝给他的值守，与宫廷文书打交道。他通常很忙，因此在《报任安书》里自称“卒卒无须臾之闲”。中书官位卑而权重，他人之蜜糖，史公之砒霜，可以想象他对这个差事安排极其不爽，以至于从著述到书信，只字未提中书令这个称呼，后来还是班固给他补叙交代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