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固之良史?记言之奸贼?——谈谈陈寿和他的《三国志》
《三国志》,作为前四史之一,史学界历来评价颇高,其作者陈寿,被当时的名臣司空张华称为象司马迁、班固一样的良史。但也有一些学者对陈寿很不以为然,例如唐代的大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曲笔》中就大骂陈寿:“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为何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情况发生呢?今天我就借助有限的史料,带着读者重回魏晋,感受一个真实的陈寿以及一本走下神坛的《三国志》。
一、陈寿生平和《三国志》成因
陈寿(233—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少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公元268年,36岁的陈寿入晋为官,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天下归一,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297年,陈寿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说:“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晋惠帝命令河南尹华澹、洛阳令张泓,派人到陈寿家中抄写其书,藏之宫内。这是《三国志》成为正史的开始。
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中书侍郎裴松之为之作补注。为了注释《三国志》,裴松之收集了三国魏晋时期的原始材料多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和《三国志》原文相当,元嘉六年(429年)七月书成奏上。裴注《三国志》,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见的《三国志》(《三国志》另有其他注本)。由于裴注《三国志》的出现,《三国志》作为正史的地位逐渐稳固,其他的一些三国时期的史籍如《魏略》、《英雄记》等就从此逐渐亡失了。
由以上简略介绍可知,陈寿的写作环境和裴松之实在有天壤之别。陈寿写《三国志》,并无皇命,自然也不会有额外的官俸,审核、校对、摘抄、辨疑等等工作,几乎都得自己完成。而裴松之奉皇命注《三国志》,毫无疑问是有额外的官俸,并且数月即完工(“自就撰集,已垂期月”),肯定是有一个助手班子给予支持的。另外陈寿写《三国志》时司马氏当权,陈寿时刻得小心《三国志》中不要出现对司马氏不利的记载,免得遗祸子孙。而裴松之已经属于隔代修史了,基本上没有任何顾忌。
之所以在文章开头就提这些,其一是为了告诉读者,陈寿对后代的历史爱好者,纯粹只是个义工,他生前并未因《三国志》而广收名利,死后倒因为《三国志》而毁誉参半。所以当我接着要提到陈寿以及《三国志》的种种不足之处时,我希望读者设身处地地替陈寿着想一下,能够给予足够的宽容。其二也是为了告诉读者,正因为陈寿以及《三国志》有种种不足,所以我们不要有太多的“正史情结”,不要别人一提到《三国志》中某处错误某处漏记,就脖子一扭,说什么“你比正史还牛啊”之类无意义的话。
我的历史小说《东风破》,对三国历史可以说有许多创见,都是《三国志》所未曾记载的。例如诸葛亮年轻时在南阳做刘表的田官;刘表临死前把江陵秘密让给了刘备;诸葛亮和黄(月英)的一段天各一方的爱情传说;火攻曹军其实是在汉水而不是在长江……如此等等,使我觉得很有必要在附录的考据文章的第一篇,就把一个真实的陈寿以及《三国志》,剖析给大家看。在我眼里,只有史实,没有权威,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如此而已。
《三国志》,作为前四史之一,史学界历来评价颇高,其作者陈寿,被当时的名臣司空张华称为象司马迁、班固一样的良史。但也有一些学者对陈寿很不以为然,例如唐代的大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曲笔》中就大骂陈寿:“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为何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情况发生呢?今天我就借助有限的史料,带着读者重回魏晋,感受一个真实的陈寿以及一本走下神坛的《三国志》。
一、陈寿生平和《三国志》成因
陈寿(233—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少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公元268年,36岁的陈寿入晋为官,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天下归一,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297年,陈寿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说:“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晋惠帝命令河南尹华澹、洛阳令张泓,派人到陈寿家中抄写其书,藏之宫内。这是《三国志》成为正史的开始。
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中书侍郎裴松之为之作补注。为了注释《三国志》,裴松之收集了三国魏晋时期的原始材料多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和《三国志》原文相当,元嘉六年(429年)七月书成奏上。裴注《三国志》,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见的《三国志》(《三国志》另有其他注本)。由于裴注《三国志》的出现,《三国志》作为正史的地位逐渐稳固,其他的一些三国时期的史籍如《魏略》、《英雄记》等就从此逐渐亡失了。
由以上简略介绍可知,陈寿的写作环境和裴松之实在有天壤之别。陈寿写《三国志》,并无皇命,自然也不会有额外的官俸,审核、校对、摘抄、辨疑等等工作,几乎都得自己完成。而裴松之奉皇命注《三国志》,毫无疑问是有额外的官俸,并且数月即完工(“自就撰集,已垂期月”),肯定是有一个助手班子给予支持的。另外陈寿写《三国志》时司马氏当权,陈寿时刻得小心《三国志》中不要出现对司马氏不利的记载,免得遗祸子孙。而裴松之已经属于隔代修史了,基本上没有任何顾忌。
之所以在文章开头就提这些,其一是为了告诉读者,陈寿对后代的历史爱好者,纯粹只是个义工,他生前并未因《三国志》而广收名利,死后倒因为《三国志》而毁誉参半。所以当我接着要提到陈寿以及《三国志》的种种不足之处时,我希望读者设身处地地替陈寿着想一下,能够给予足够的宽容。其二也是为了告诉读者,正因为陈寿以及《三国志》有种种不足,所以我们不要有太多的“正史情结”,不要别人一提到《三国志》中某处错误某处漏记,就脖子一扭,说什么“你比正史还牛啊”之类无意义的话。
我的历史小说《东风破》,对三国历史可以说有许多创见,都是《三国志》所未曾记载的。例如诸葛亮年轻时在南阳做刘表的田官;刘表临死前把江陵秘密让给了刘备;诸葛亮和黄(月英)的一段天各一方的爱情传说;火攻曹军其实是在汉水而不是在长江……如此等等,使我觉得很有必要在附录的考据文章的第一篇,就把一个真实的陈寿以及《三国志》,剖析给大家看。在我眼里,只有史实,没有权威,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