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9年，钦天监推算日食失误，而徐光启用西学推算出的结果却与实测完全吻合。《明史》载：“《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奏异。”崇祯皇帝对于钦天监推算日食失误非常恼怒，下谕责骂说，“天文重事，这等错误，如再错误，重治不饶”。崇祯皇帝为何对一次天象预测的错误如此恼怒呢?
中国人讲究天人感应，天象是对人类活动的警示，并且与国运相关。此时的明朝已经是危机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极的大军连破北方多个城池，直逼北京。崇祯皇帝对明王朝社稷怀有深深的忧虑，深怕祖宗传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预测如此失准，皇帝当然勃然大怒。
当时的明历名为《大统历》，是1517年刘基所制定，参照了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编修的《授时历》和回历(1267年正式传人中国)。元朝时多由回回天文学家(著名的有札马鲁丁)担任大都观象台台长，明朝钦天监也有回历局，这次日食预测的失误让穆斯林天文学家名誉扫地。崇祯皇帝决定启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启，修撰新历。
1629年，徐光启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请了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和罗雅谷参与历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稣会的委派，汤若望从西安来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启知道这个消息后，几次上疏朝廷，极力推荐汤若望。之后汤若望开始协助徐光启进行修历的后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时日无多的徐光启又举荐他的学生李天经接手历局的管理，终于于1634年编撰成著名的《崇祯历书》。
《崇祯历书》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论部分占到全书篇幅的1/30《崇祯历书》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的近代几何学。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同时期的罗马教廷甚至对这些学说都不予承认。晚明就是这样一段很怪异的时期，在政治军事上的腐朽堕落中，又有着文化科技上令人兴奋的灿烂，犹如末世中忽然绽放出的绚烂花朵。
1634年《崇祯历书》修成，但时局动荡，面对这样一部全新历法，崇祯皇帝又没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统历》，还是颁布这部革命性的历法，他犹豫不决。同时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对，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学生薛凤祚一起研究历法，写了《历元》、《历测》两本书，进献给崇祯，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推算的历法精确度要高于西法。崇祯无法判断，他命魏文魁组成东局，与徐光启领导的西法历局争论。
直到1644年，崇祯才下令刻印《崇祯历书》，向全国颁布。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王朝寿终正寝。
《崇祯历书》却并未成为旧王朝的陪葬，经过汤若望一系列积极而颇具手腕的活动，终于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颁行于世。
西学和“祖制”的纷争
汤若望协助徐光启完成了没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祯历书》，在朝代交替、兵荒马乱之际，汤若望细心保护了这部书的明末刻版，并制造了望远镜、日晷、绘了地图连同修改了的历书进呈给新的满族皇帝。
顺治皇帝将汤若望进献的新历改名《时宪历》，汤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赖，加封为钦天监正。但天文历法不仅于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有重要影响，其直接关系国“统”之根本。西学历法在中国传播与实行引发了一场场生死角逐。
中国人讲究天人感应，天象是对人类活动的警示，并且与国运相关。此时的明朝已经是危机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极的大军连破北方多个城池，直逼北京。崇祯皇帝对明王朝社稷怀有深深的忧虑，深怕祖宗传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预测如此失准，皇帝当然勃然大怒。
当时的明历名为《大统历》，是1517年刘基所制定，参照了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编修的《授时历》和回历(1267年正式传人中国)。元朝时多由回回天文学家(著名的有札马鲁丁)担任大都观象台台长，明朝钦天监也有回历局，这次日食预测的失误让穆斯林天文学家名誉扫地。崇祯皇帝决定启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启，修撰新历。
1629年，徐光启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请了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和罗雅谷参与历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稣会的委派，汤若望从西安来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启知道这个消息后，几次上疏朝廷，极力推荐汤若望。之后汤若望开始协助徐光启进行修历的后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时日无多的徐光启又举荐他的学生李天经接手历局的管理，终于于1634年编撰成著名的《崇祯历书》。
《崇祯历书》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论部分占到全书篇幅的1/30《崇祯历书》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的近代几何学。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同时期的罗马教廷甚至对这些学说都不予承认。晚明就是这样一段很怪异的时期，在政治军事上的腐朽堕落中，又有着文化科技上令人兴奋的灿烂，犹如末世中忽然绽放出的绚烂花朵。
1634年《崇祯历书》修成，但时局动荡，面对这样一部全新历法，崇祯皇帝又没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统历》，还是颁布这部革命性的历法，他犹豫不决。同时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对，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学生薛凤祚一起研究历法，写了《历元》、《历测》两本书，进献给崇祯，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推算的历法精确度要高于西法。崇祯无法判断，他命魏文魁组成东局，与徐光启领导的西法历局争论。
直到1644年，崇祯才下令刻印《崇祯历书》，向全国颁布。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王朝寿终正寝。
《崇祯历书》却并未成为旧王朝的陪葬，经过汤若望一系列积极而颇具手腕的活动，终于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颁行于世。
西学和“祖制”的纷争
汤若望协助徐光启完成了没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祯历书》，在朝代交替、兵荒马乱之际，汤若望细心保护了这部书的明末刻版，并制造了望远镜、日晷、绘了地图连同修改了的历书进呈给新的满族皇帝。
顺治皇帝将汤若望进献的新历改名《时宪历》，汤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赖，加封为钦天监正。但天文历法不仅于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有重要影响，其直接关系国“统”之根本。西学历法在中国传播与实行引发了一场场生死角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