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清军入寇，是清军历次入寇规模最大的一次，糜烂整个北直隶，山东，吴阿衡，孙承宗，卢象升阵亡，济南被屠，德王朱由枢被俘，华北无数百姓被清军屠杀，掳掠出关，史称“戊寅虏变”。以后为方便讨论，就用“戊寅虏变”来称呼这次入寇。
一提到此次入寇，很多人都会说，卢象升主战，杨嗣昌主和，于是杨嗣昌为了议和，就故意掣肘卢象升，比如分卢象升的兵，断卢象升的粮饷，导致卢象升只剩下5000老弱病残，才让卢象升在贾庄战死，因而杨嗣昌是个秦桧式的人物。
甚至有人说，崇祯心里想议和，所以指使杨嗣昌害死卢象升。
事实果真如此吗？
@璐村惂鐢ㄦ埛_QtMA54Q馃惥 的知乎号，有喜欢历史的可以找他讨论

一、崇祯六年后没有《崇祯长编》，采用哪些史料研究？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明末我们熟知的多数“史实”都来自满清修的《明史》，戊寅虏变也不例外。清修《明史》在明末部分充斥着谎言，为了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编造了很多历史，如高第尽撤关外，崇祯中反间计杀袁崇焕，袁崇焕家无余赀等等。现在随着《明熹宗实录》《崇祯长编》等更加可靠，更加原始的史料被网友们熟知，《明史》里面很多的谎言已经被推翻。所以，仅凭《明史》就断定杨嗣昌害死卢象升，并不可靠。
不用《明史》的话，应该使用哪些史料呢？一般来说，每个皇帝都有一种叫“实录”的史书，为编年体史书，以记载奏疏及对应的圣旨为主，在皇帝死后由大臣们编修而成。《明实录》可信度高原因：一，实录是明朝官员编写的，不需要像满清那样为了丑化明朝而大肆篡改历史；二，实录虽然也有篡改现象，但是比较少，因为实录记载的是奏疏和圣旨，如果篡改的和奏疏原文差别过大，很容易被查出来，修实录的官员将会因此承担责任；三，修实录的人是当事人，而修《明史》的不是，修《明史》的官员只能根据实录和其他明代野史修明史，所以用《明实录》和其他野史代替《明史》完全没问题。
然而，崇祯朝并没有官方实录，有一本名叫《崇祯实录》的史书，但是民间写的野史，更接近私人笔记性质，而不是奏疏的集合。有一本《崇祯长编》，记载了很多第一手奏疏，相当于崇祯朝的实录，但可惜的是只到崇祯五年，崇祯十六年之后也有一部分长编。其他的史料如《崇祯朝野纪》《甲申核真略》《明季北略》等史料，都是些私人笔记，无论怎么写都不需要承担责任，所以可以随便瞎编，而且抄袭严重。如果读者看过这些野史（包括相对可信的谈迁《国榷》在内）中关于杨嗣昌卢象升的部分，就会发现很多地方遣词造句都一样，根本不知道谁抄谁的了。所以这些野史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
《崇祯长编》只到崇祯五年，那么崇祯六年以后的崇祯朝历史，该使用哪些史料？这里我对崇祯朝中后期应该采用的明方史料做一个介绍：
1.明朝档案：《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明清史料》和《明清内阁大库史料》
这三本史料，保存了崇祯朝十七年大量的第一手档案，如奏疏，塘报，题本等。《明实录》就是根据明朝的这些档案修订的，所以研究崇祯朝历史，这些第一手档案乃是最为一手，可信度最高的史料，史料价值相当于《明实录》甚至更高。史料价值排第一档。
缺点是，史料遗失比较严重，特别是关于戊寅虏变，松锦大战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史料，所以需要其他可信史料作为补充。
2.大臣留下的奏疏：《杨嗣昌集》《卢象升疏牍》《孙传庭疏牍》
奏疏是重要的一手史料，可信度很高。只是这些大臣留下的奏疏，很多都是后人修订的，有被篡改的可能，所以需要对照档案以及清方一手史料，如果能够互相印证，则可信。
《杨嗣昌集》虽然是杨嗣昌的儿子杨山松整理的，但是很多地方能和《明清史料》辛编、以及清方一手史料《盛京满文清军战报》和《清太宗实录》相印证，所以也比较可信。
这些史料就相当于毛承斗整理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和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当事人本人或者其儿子整理的奏疏塘报确实可能会被篡改，但是可以和《明熹宗实录》印证，就比较可信。因而史料价值排第二档，可以作为崇祯朝档案的补充。
3.地方志
一般来说地方志不能算一手史料，因为修地方志的时间通常在事件发生很多年之后。但是，如果清军入寇打到了一个县，那么这个县的县志，史料价值就非常高。虽然说事情过去很多年不可能搞清楚所有细节，但是这个县有没有被攻破这种大事，弄清楚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4.私人笔记
私人笔记上面已经说过了，可信度不高。只有上述三者都无法提供足够史料的时候，才可以考虑用私人笔记作为补充。另外私人笔记一旦某处和一手史料冲突，这处就不可信。私人笔记里面，当事人的私人笔记通常能记载更多细节，但是也会因为利益相关篡改历史，如周文郁的《辽师入卫纪事》。《国榷》是相对可靠的私人笔记。
天启朝和崇祯朝初年的历史，根据《明熹宗实录》《崇祯长编》等史料，过去十年间得到了很好的还原，英雄得到了正名，国贼的虚伪面具被撕下。然而崇祯朝中后期很多历史事件的研究依然停留在《明史》和私人笔记的阶段，水平很低。笔者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把崇祯朝历史研究引入正轨，达到和天启朝一样的高度。
同时，满清修的《明史》，在明末部分，是一部充满谎言的伪史。我们要做的，是揭发真相，彻底戳穿清修《明史》的谎言，重建明末史，还原真相！

二、杨嗣昌分兵的真相
杨嗣昌为了议和害死卢象升，这个论点需要证据来支撑。而证据无非两方面：语言，行动。语言会撒谎，但行动不会撒谎。我们先从杨嗣昌的行动上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为了议和害死卢象升。
杨嗣昌害死卢象升，行动上最大的证据，就是杨嗣昌分卢象升的兵，导致卢象升只剩下5000老弱病残，才在贾庄战败。
实际上呢？《杨嗣昌集》中，杨嗣昌是这样解释分兵的：
但据督臣搪报，初七日烽分两股，一往定兴西南，一往 新城南去。该督提兵见往定兴一路，总监提兵见往新城一路，是 彼分而我亦分矣。若调回总监，则新城一路无兵追剿，恐渐越河间、山东，则陕抚孙传庭来，亦由真、保一路，与河间、山东远不相及。——《杨嗣昌集》摘集廷议疏
奉圣旨：高起潜撤回防边，卢象升是否独能办敌，还确议速奏。……此事，臣与象升手书商榷再三，象升初愿独往，继而仍欲会同。……况今烽分两股，一向真、保，一向河间，两人分道而驰，异地怎能兼顾？是不问象升之办不办，而第观烽势之分不分，可知调回总监之难也！——《杨嗣昌集》再酌廷议疏
说明：定兴西南，就是保定，真定（真、保）的方向，沿着太行山和山西边界，为清军西路军；新城南去，是河间的方向，沿运河进军，是东路军。
根据上述史料，杨嗣昌确实分兵了。但是，分兵并不是故意要害死卢象升，而是因为，清军分兵东西两路南下，这个时候明军自然也要分兵两路追击堵截，其中卢象升追击西路敌军，高起潜追击东路敌军。
那么，清军是否真的兵分东西两路南下？还是杨山松在故意造假，推卸其父的责任？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找清方史料来验证，因为无论是杨嗣昌还是杨山松，都没法和满清方面串通口径一起撒谎。那么我们看看清方一手史料《清太宗实录》多尔衮向皇太极的奏报：
至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运河。——《清太宗实录》
“山下”指太行山，而保定，真定恰好位于太行山下，和“一向真、保”对应；而河间恰好在“运河”旁边，和“一向河间”完全对应！
杨山松没有撒谎，清军确实分兵东西两路南下！一路沿太行山，一路沿运河，几乎就是沿着北直隶的东西两侧南下！
清军从宁锦方向入寇，朝廷有人建议把高起潜和关宁军调回关外防边。如果杨嗣昌真的有意害死卢象升，那么他完全可以利用手中职权直接把高起潜调回关外。但是，杨嗣昌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还充分尊重卢象升的意见：“臣与象升手书商榷再三，象升初愿独往，继而仍欲会同”。于是杨嗣昌没有调走高起潜。
那么，杨嗣昌各分配给卢象升和高起潜多少兵力呢？确实是像明史和私人笔记中说的那样，卢象升只剩下了很少的兵力，最后只剩5000老弱病残了吗？我们看看《杨嗣昌集》是如何记载卢象升，高起潜二人兵力的：
督臣习宣、大、山西，当就用 宣、大、山西之兵。查见在杨国柱、王朴、李重镇等领一万九千之众，虎大威提兵五千已过保定而来，不足者加保镇刘光祚之三千五百，与山、大二抚之四千，令趋进交付该督，可得二万一千之数。监臣习关、宁二镇，当就用关、宁之兵。查见在侯拱极、 张鉴、于永政、吴承录二万三千而外，其周祐、窦濬等在途之兵，与关门三运之兵虽有一万六千，为烽阻隔，催令间道趋进。 但恐到终不全，三万九千之数终不能满。——《杨嗣昌集》复卢总督飞请密切军机疏
这里介绍下各位将领的官职，所带兵力：
杨国柱是宣府总兵，王朴是大同总兵，李重镇是宣大总督标营的中营副总兵。宣府镇+大同镇+宣大总督标营中营 = 19000人。
虎大威，山西总兵，山西镇兵5000人。
刘光祚，保定总兵，保定镇兵3500人。
大同巡抚叶廷桂，山西巡抚宋贤，带领的大同巡抚标营，山西巡抚标营，一共4000人。
（这里解释一下，“标营”是什么的干活：标营，是总督，巡抚，总兵的直属部队。总督巡抚等文官，亲自带的兵，就是他们的直属标营。总督的标营叫做“督标营”，巡抚的标营叫做“抚标营”）
我们算一下卢象升带的总兵力：19000+5000+3500+4000 = 31500人。“二万一千”估计是把三抄成了二。在杨山松《孤儿吁天录》里面，说的是“三万一千”，可见31000人比较可信。高起潜带的关宁军是39000人，人数相差8000，但是不算特别大。不存在《明史》说的“象升名督天下兵，实不及两万”的情况。
而杨嗣昌又将蓟镇兵分给了卢象升：
计关宁二镇原调三万九千，除祖大寿续调五千在外，阳和、宣、大、山西原调二万五千，再加蓟、保二镇，方合四万之数。即以五镇属督，关、宁属监，数颇相当。——《杨嗣昌集》督监遵旨面商疏
分给卢象升蓟镇兵后，西路军卢象升的兵力达到了四万，超过了东路军高起潜的三万九千。两路兵力相差不大，杨嗣昌分兵并没有故意坑卢象升。

下面分析杨嗣昌分兵在军事上的合理性：明军的目的是保护百姓，堵截，驱逐甚至歼灭敌军。那么清军分兵的话，明军是否分兵，要看情况：
第一种情况，敌军虽然分兵，但是每一路的兵力，战斗力都很强，攻打城池的时候单凭城池自身防御力量根本无法守住，这个时候，每一路都需要野战部队的支援了。因而敌军分几路，我军就应该分几路，除非我军人数远少于敌军。但是清军入寇兵力大约为5万，明军兵力至少8万，分兵两路问题也不大。
第二种情况，敌军分兵多路，每一路敌军人数过少，那么城池靠自身力量完全可以守住，这种情况下我军没必要分兵，相反可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戊寅虏变就是第一种情况。有人肯定认为，明军应该集中兵力逐一击破各路清军。但是请注意，这是在关内作战，而且清军两路兵力都不少，如果明军集中兵力于一路，那么就等于放任另一路敌军肆意蹂躏各地，这么多地方的百姓，耕地，钱粮还要不要了？
还有人可能认为，高起潜的东路军，应该由卢象升统一指挥。问题是清军东西两路相距数百里，骑快马一个来回也需要好几天，也就是说东路军给卢象升报告军情，卢象升在下达一个命令给东路军，至少需要一个星期；而这一个星期中间，敌情很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比如清军早已攻破了一个县城或者清军早已打到远处另一个县城，这个时候卢象升的命令就不适合战场形势了，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贻误战机”。
如果有人还对杨嗣昌分兵有异议，那么我要让大家知道一个事实：
分兵，是卢象升提出的，而不是杨嗣昌。
杨嗣昌的一篇奏疏引用了卢象升的题本，卢象升在题本中，提议将一部分军队分给自己，一部分分配给高起潜。题本原文如下：
本月十四日未时，奉御前发下红本，该总督援兵尚书卢象升题为飞请密切军机事。内称：
边烽入口且兼旬矣，臣象升奉督剿之命，自入关以来亦且十日矣。西协边烽方盘踞奔突，而中协喜、 董诸处又源源而来，将图合营大逞。此何等时也！臣忧心如焚，昼夜料理兵事，即令十日之内，疏凡七上，不敢不密图也，不敢不持重也。然恐顿兵日久，故定为密切军乘夜袭击之策，于十月初十日密封塘报阁部，并移会总监臣高起潜讫。兹本月十二日酉时，接监臣回札，大意谓用奇夜击尚须慎重。又接三屯营总兵官陈国威禀报，内云蒙臣所授密切军机，拟至期进兵。适十二日亥时，又蒙总监宪牌手谕，烽势南逞，差官飞调来去等因。
臣与监臣乃同舟共事之人，彼此会商不嫌详慎。臣初意东西之烽尚未相合，我兵奋力一击，或可少挫其锋。而监臣实见彼强且众，我弱且单，未可以战，似有深心苦心。至陈国威之兵，臣七日前曾飞檄调之由顺义趋怀柔，因初六进兵之说中止，不得已而暂驻安定门外，以防烽薄近郊，以待临时进取。今监臣调往东去，想亦另有机宜。臣凛奉尚方，必自己不敢 恇怯，而后可治诸将恇怯之辜；行军得以便宜，而后可收师中便宜之效。一进一止，关系非轻。今各镇兵马头绪纷然，若聚之一处，是谓分不分为糜军；散之各处，是谓合不合为孤旅，皆兵家所大忌者。莫若以辽东、山海、蓟、遵、通、津、宣、云、保定诸旅通盘打算， 分隶微臣与总监各若干，随方援剿。其烽情兵势，则时时关会焉。总之，彼分而我亦分，彼合而我亦合。臣与监臣分而合，合而分，惟烽是视。既无孤旅之虞，又免糜军之患，有裨兵机非小也等因。
奉圣旨：该部即日看议速奏。钦此。——《杨嗣昌集》复卢总督飞请密切军机疏
在这篇奏疏中，卢象升指出，各路军队聚集在一起，是浪费兵力；而分散在各处，就成了一个个孤军，都是兵家大忌：
今各镇兵马头绪纷然，若聚之一处，是谓分不分为糜军；散之各处，是谓合不合为孤旅，皆兵家所大忌者。
于是卢象升提出，把所有的军队，分给他自己和高起潜各一部分：
莫若以辽东、山海、蓟、遵、通、津、宣、云、保定诸旅通盘打算， 分隶微臣与总监各若干，随方援剿。
卢、高二人时时关注清军动向，根据清军动向决定自己的动向。清军分兵二人就分兵，清军合兵二人就合兵：
其烽情兵势，则时时关会焉。总之，彼分而我亦分，彼合而我亦合。臣与监臣分而合，合而分，惟烽是视。既无孤旅之虞，又免糜军之患，有裨兵机非小也
卢象升和高起潜虽有军事上的不同意见，但是卢象升提出分兵，绝不是私人恩怨，而是从军事，从大局着想。说分兵就是故意害死卢象升的行为，我想，卢象升总不至于故意害自己吧？
如果这种打法比较烂，说明杨嗣昌军事水平不行，那么，卢象升的军事能力，又被置于何地呢？笔者认为，卢象升的军事能力，在明末算比较突出的。他提出分兵，恰恰证明，这样的分兵是合理的。
更何况，杨嗣昌其实在分兵中，照顾了卢象升。卢象升统领他带领的宣大军，高起潜统领他带领的关宁军，因为这是他们各自熟悉的军队，指挥起来更加通畅协调。而蓟镇，保定兵，本来谁也不归属，归属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这些军队，都分配给了卢象升。
综上所述，分兵是卢象升提出的，杨嗣昌分兵，军事上来说是合理的，并不存在对卢象升的掣肘乃至谋害。

三、杨嗣昌害死卢象升的逻辑硬伤：孙传庭接任卢象升
史料都有撒谎的可能性。只有逻辑，永远不会撒谎。而杨嗣昌为了议和害死卢象升有一个逻辑上的大硬伤：卢象升战死巨鹿后，杨嗣昌安排孙传庭接任卢象升。
犹幸侍郎孙传庭先奉协剿成命，近在晋州，堪以接手，收拾溃残，重整营垒，必于传庭是赖。其总兵杨国柱先往顺德，总兵王朴星调入关，俱听传庭调度。——《杨嗣昌集》十五，紧急军机疏
臣故请令孙传庭即军中，往代象升之任。——《杨嗣昌集》十五，遵旨奏明疏
孙传庭疏牍里面，也有他接任卢象升的记载：
本月二十七日，准兵部咨为紧急军机事，该本部题，奉旨：孙传庭著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各镇援兵，仍赐尚方剑，敕书关防符验旗牌，并速给发，该衙门知道。——《孙传庭疏牍》卷三，督师谢恩疏
此后，洪承畴也被调来，驱逐入寇的清军：
正月十八日奉旨：洪承畴仍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降四级戴罪住俸，总督蓟州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敌，著速到任。孙传庭著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等处军务、各镇援兵、兼理粮饷。——《孙传庭疏牍》卷三，辞保督并谢降级疏
随洪承畴，孙传庭调来的，还有民族英雄曹变蛟：
且初十日之战，曹变蛟遵臣指画，与北兵转战卫突，臣之不兵莫不一往无前。——《孙传庭疏牍》卷三，官兵苦战斩获疏
那么问题来了，杨嗣昌既然为了议和害死卢象升，那么为了议和成功，接替卢象升的人，总得是个主和派才行吧。再来个主战派接替卢象升，议和还是不能成功啊。
但是杨嗣昌没有，他选择了孙传庭接替卢象升！我想问，害死卢象升之后为什么要换上孙传庭呢？难道孙传庭是主和派？还有后续调入的洪承畴，曹变蛟也都是主和派？尤其是曹变蛟，松山之难后直闯皇太极大营，打跑了满清巴图鲁鳌拜，差点击毙皇太极，最后松山城坡不屈殉国的民族英雄曹变蛟，会是主和派？！
杨嗣昌如果害死了主战派卢象升，他换上的却同样是主战派洪承畴，孙传庭，曹变蛟，那么杨嗣昌害死卢象升有什么意义？能达成主和的目的吗？
还是达不成。
所以，杨嗣昌为议和害死卢象升，但是换上的却是孙传庭，洪承畴，曹变蛟，逻辑上完全说不过去，行为上杨嗣昌分兵也不是为了害死卢象升，所以“杨嗣昌为议和害死卢象升”完全是在撒谎。
当然，崇祯暗中支持议和，指使杨嗣昌害死卢象升，更是完完全全的在撒谎。明史都不敢这么编，这种言论完全就是现代历史发明家的杰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