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句,关于俞振龙一事,王世德《崇祯遗录》也有记载,记其人名为“俞希龙”,其身份是“随营打点旗尉”,并非什么东厂间谍。而且后来他是被东厂太监王之心所拷问,可见与杨嗣昌并无关系。杨嗣昌本人一直坚持卢象升已经身死,从未表示过怀疑,此可参杨嗣昌集,这里不赘述。
无论《戎车日记》还是《事实》,都说卢象升死时,杨廷麟在北边的真定催粮,而《明史》却说杨廷麟被派到高起潜军中求援,这是从哪里来的,我还不太清楚,有可能也是《明史》的发明(有趣的是,《明史》杨廷麟本人的传中也说他在真定催粮)。
以上种种,完全只考察了两本立场、内容都相近的史料来源,已有如此多疏漏。而明史所谓杨嗣昌因为议和而陷害卢象升,杨嗣昌有意分卢象升的兵,杨嗣昌特意把王朴从卢象升军中遣开,杨嗣昌剥夺卢象升兵部尚书一职,杨嗣昌阻挠卢象升入葬……凡此种种,对照各种档案文集方志,可以说无一经得起考证。《明史》中此段文字仅两千字不到,而漏洞百出,一至于此,只能说明史编者站在黑杨嗣昌的立场上,以致在史料选用方面丝毫不作考辨,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比如《明史》中另一个很著名的段子,说兵部主事沈迅上疏,建议“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可得兵数十万”。杨嗣昌看了大喜,“盛称迅言可用,乃命为兵科给事中”。
这件事,李清在《三垣笔记》里早就作过辟谣:
兵科沈给谏迅疏云:“即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匹配,增户口数十万,亦宜量汰”等语,时哄然讹传,谓不日议行。于是京城诸尼,或易装越城,远匿村墟,皆以偶僧为惧。闻者莫不传笑。
也就是说,沈迅从来没有说过要让和尚配尼姑,他不过是在引用唐朝名臣傅奕的典故,傅奕一向反对佛教,曾建议让僧尼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事见《旧唐书》)。沈迅显然是在建议压制当时流行的“狂禅”风气,减少出家人的数量,以增加兵源。他的意思是,就算不做到傅奕那样决绝的程度,“亦宜量汰”,结果变成了流言。
这件事本来只是一个笑谈,各种谈及沈迅的野史里都不记载,只有东林党之子文秉将其收入《烈皇小识》,而《明史》编纂者如获至宝,于是收入明史之中,以为杨嗣昌的劣迹证明。实际上沈迅当时上了五六个条陈,《杨嗣昌集》中提到的有诸如“量抽各边之烽以为锐,而责之战”、“急选九边实立战功官未高,志未满之廉勇以为将”、“变畿县之民以为兵”、“省无用之官,不急之役”等等,都是些很切实的条陈,而且也是崇祯让他回复的。完全不是《明史》中试图塑造的搞笑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