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并且从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提出，一直到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贯彻始终。这个说法被无数读者认为给出了武侠的出路，并将侠客的档次从乡野提高到了朝堂，使侠客的地位与士大夫的地位划上等号。当然，金庸也留出了余地，他说的是侠里面的伟大者。这个伟大者，既然为国为民，那最大的就是皇帝了。
为国为民，是古代士大夫阶层的政治理想，是几千年来儒家思想的核心与旨归。儒家讲“仁”，万物一体就叫仁，即孔子说的：推己及人，《大学》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都是一个意思，这是古代对君子的要求。君子在古代指的是统治阶层，因为他们有受教育的特权，道德修养自然比整天忙于生计的普通人要高，故又泛指道德修养高的人。侠客本来不是君子，因为不在朝堂，属于被统治阶级，它代表民间的力量，《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讲的就是现实世界中的侠士，皇帝看到这篇文章后，把他们抓起来杀了。不为别的，只因他们具有了皇帝的属性，比如他们表达了对某个人的不满，就有人替他们杀了此人，还不知是谁干的。这种影响力，皇帝是十分忌惮的。侠之大者，隐隐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显出土皇帝的味道。
一直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侠小说努力绕过了这个不可明言的关节，只让故事发生在架空的江湖世界，人物不谋生计，不与政府发生关系，从而获得了市场准入许可，流行起来。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派武侠时代，小说家进一步赋予武侠小说主流价值观，让它变成士大夫文学，金庸梁羽生功不可没。他们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地位，让它升入高层次文学殿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最后，金庸以一部反武侠的《鹿鼎记》，让英明神武的康熙皇帝粉碎了江湖侠客的美梦，接过了侠之大者的接力棒。看其前面的作品，无论是守襄阳的郭靖杨过，还是阻止辽帝侵宋的萧峰，这些人们公认的侠之大者，都表现得有心无力，只能以侠客的本份与敌玉碎，白白当了炮灰。在鹿鼎记之前，人们看到的是江湖画卷和其中的大者；到了鹿鼎记，金庸把整个画卷打开，人们才发现江湖画卷在完整社会画卷中的位置。这无疑是残酷的。
因为英雄文学只取英雄最光彩时刻，不谈结果。比如，唱戏的演关羽，只演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而绝不会连着演到败走麦城。不然观众会有被耍的感觉：逗我玩呢？走麦城要单演，突出其悲壮义烈不投降。武侠文学只讲水淹七军，绝不肯接着讲败走麦城。《鹿鼎记》除外。
由此观之，郭靖全家守襄阳玉碎不符合武侠小说的惯例，郭靖绝了后（只余郭襄，但出家）也让读者不舒服，黄蓉明知留下守襄阳必死，也坚决带领全家陪郭靖玉碎，虽悲壮，但脱离了人设，倒是杨过比较真实，知道襄阳守不住，就与小龙女飘然离去，更符合侠客人设。
侠客就是侠客，不是君王，也不是士大夫。儒家有“君王死社稷”的职业操守，因为亡国的君王没有退路，而在野的侠客在小说中历来是朝堂的监督力量，在现实中历来是被专政的对象，作家却让他们扛起主流责任。当他们成了炮灰，侠之大者也就完成了由江湖向庙堂的转移。（神意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