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从“乌台诗案”后,为何不管谁主政,他都是一贬再贬?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到达湖州做知州,到任不久,一场灾祸便从天而降。朝廷御史台(旧称乌台)在七月派人将苏轼逮捕,押送汴京,罪名是作诗讽剌朝廷。
乌台就是御史台,相当于现在的监察机构。因为这个衙门内种了很多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苏东坡的这个案子,称为"乌台诗案"。
宋朝本来是重文轻武,文人治国,特别是宋仁宗宋神宗时期,不但出现了范仲淹、韩琦、司马光、狄青、包拯这样的千古名臣,单是唐宋八大家就冒出了六大家: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这段时期文人相当自由,地位很高,没有发生什么文字狱,后来到了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政坛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党争”。主要是围绕变法,是多还是错?形成了两派的党争,可以称为尤为惨烈。苏东坡恰好在那个时候获罪,是命运中的必然,还是另有原因?实际上,一方面苏东坡没有站队,他既反对新法,也反对旧党;另一方面,苏东坡腹有诗书、嘴是绣口,什么都说,所以得罪了好些人。所以他的恶运终于来了!
一、得罪皇上
苏东坡在湖州做知州的时候,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就是讲他在地方上的作为。最后有一句话,既是谦虚,也有些牢骚话在里面。话是这样说的:“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说自己年老,不能和朝廷里新提拔的年轻人比,而在那段时间,朝廷里新提拔的都是王安石的人,那意思是说我不和王安石的人一起玩,不同流合污的意思;另外一句话是生事,生事就是瞎折腾的意思,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朝廷里的人都是王安石的人,跟着王安石一起瞎折腾。
当时的宋神宗正是一心要变法的时候,看见这个刺头这么讽刺新法,勃然大怒,让人赶紧把苏东坡抓来问罪。还好太祖赵匡胤不允许后代杀文人,否则苏东坡早就被拉出去砍了!
朝中的人当然大多看皇上的脸色行事,于是既有人告发苏东坡对朝廷大不敬,也有人从苏东坡的诗中找到不少讽刺新法的证据,更加证明苏东坡以反对新法为由讽刺皇上!
苏东坡虽然有锦绣文章,但也很害怕,在去京城的时候,甚至想跳河自杀。最后到了京城,被关押起来,一共关押了103天。
为了沟通信息,苏东坡与儿子约定,只要儿子送鱼过来,那就说明自己的大限已至。一天,儿子有事临时委托了个朋友来送饭,朋友听说苏东坡喜吃鱼,特意弄了一条肥美的大鱼来,苏东坡一看,自认为“死期到了”,万念俱灰,写下了绝命诗。
经过五个多月的审讯,终于给苏轼定了个“讥讽政事”的罪名。苏轼虽然心中不服,但能幸免一死,他已是额首称庆了,只得写检讨认错,后被贬官至黄州了事。出狱时,狱吏把藏着的绝命诗还给他,苏轼感慨万分,伏在案上,读不下去。可时日一长,又为狱中好诗而得意了,忍不住作诗道:“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可转念一想,不由心有余悸,骂自己道:“真是文人劣根性难改。”
二、对恩师大不敬
苏东坡年轻时一举成名,官拜翰林学士,在宰相荆公王安石门下。因为他才华横溢,文采出众,王安石是很器重他的。但他自恃聪明,常常自以为是,直接出言讥诮他人,这里面甚至包括自己的恩师王安石。
在宋代当时的疑经思潮里,王安石为了推广新学,撰写了《字说》。每个字都有一个解释,这本书在当时很是流行。但苏轼对此很不以为然。《鹤林玉露》中记载,一次他问王安石:“为什么波字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皮?”王安石随口回答:“从水从皮,波者,水之皮也!”
苏东坡觉得非常可笑,便说:“那我的‘坡’是半边土半边皮,合起来坡不就是土地皮了。”坡怎么会是土地皮呢?王安石一时瞠目结舌、很是尴尬。苏东坡不依不饶,继续嘲讽道:“照您这么说啊,滑字就是水的骨头了。”看到老师的囧态,苏东坡很是开心。
后来有一天,苏东坡和老师王安石谈论到鲵字,王安石说:“从鱼从倪,合起来鲵就是鱼之子;四匹马叫驷;天上来的虫叫蚕。”苏东坡又来劲了,拱手问:“先生,您知道‘鸠’字九鸟的典故来源是什么吗?”王安石以为苏轼真的知晓,连忙向他请教。苏东坡说:“《毛诗》上说,鸣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正好九个。”
王安石当时的无言以对,但是心里很明白这是苏东坡在讽刺自己的《字说》 。他对苏轼的轻慢刻薄很不满,不久便找了个理由,把他降职到了湖州做刺史!
可是,苏东坡不以为然,没有反思自己。在湖州三年任满后回京,知道自己曾对王安石大不敬,想去他府里拜访,巧遇了徐伦。徐伦以前是在书房烹茶的书童,如今成了宰相府里的管家,但他见到苏轼仍是谨慎,待他如同主人。在王安石的外书房,苏东坡偶然看见了王安石未写完的两句诗,题名《咏菊》:
“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轼忘记了本心是来表达谦恭的,立马暗笑王安石“不过分别三年,竟然江郎才尽,连诗也乱写了。黄花是菊花,在深秋开放,非常耐寒,无论花瓣烧焦还是烂了,都不会落下花瓣,更何况满地落花呢!”他不假思索地在诗的后面跟了两句:
“秋风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这两句诗便是明摆着的嘲讽王安石分不清季节,没有常识了。苏东坡把诗放回原处便离去了,王安石回来后,心念着自己未完成的诗,取出诗稿,发现后面跟了两句。一问,是苏轼来过了。他心中非常生气,认为苏轼被贬之后不知悔改,还是自以为是,不知道黄州的菊花确确实实都落地了。第二天,他就提了奏章,把苏轼贬到了黄州做团练副使。
苏轼心中不服,但无奈只能前往黄州。在那他整日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一年后,他想起这件事,便前往后花园,却不想亲眼看见了菊花花瓣满地!他顿时目瞪口呆,心中充满了悔恨。
三、不管不顾,没有定见
苏轼就是有想法就必须说出来,不说出来就不是苏东坡。他明知皇帝支持王安石变法,但他还上书坚决表示反对。实际他刚入仕途时,就写下了洋洋洒洒的“进策”25篇,都是针砭时弊,建议改革的。可皇上和王安石真的变法了,他却又写了“思治篇”反对变法了。尽管他对其中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的措施有所赞同,基本立场是站在反对派一边。
开始他还劝过反对新法而遭贬的人,要学阮籍,不要藏否人物、多费口舌,如不满新法,可以借酒浇愁。可自己的刀总是削不到自己的把,他劝别人倒是头头是道,轮到自己还是想说就说。
后来,反对新法的人掌权了,如司马光等,他们大刀阔斧地全面废除新法。按理说此时他应该有好日子过了吧?可是,还不行。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又认为,对新法应“校其利害,参用所长”。有许多地方可改,但不可尽改。可惜的是,为什么他当时不和王安石条分缕析的说呢?
为此他还和当朝宰相司马光争吵起来。反对变法的人纷纷开始攻击他。朝廷只好将他最后贬到海南岛。由此可见,他既较真又不会来事。惹得正反两面都讨厌他,于是把他打发得越远越好,到了天涯海角去了。
从历史上看,王安石、司马光都是一流的名人、正人君子,国家重臣,而且他们虽然政见不同,却是互相仰慕,互相敬重。而苏东坡最后能够结束被贬,不是王安石、司马光,也不是保过他的高太皇太后,及后来继承皇位的宋哲宗,反而是北宋的末朝权臣,《水浒传》的主要反派人物高俅。
高俅原本是开封府的一个破落子弟,无家可归,后来经人介绍,来到了京城开药铺的董姓人家中,董家不愿收留他,便将他送到了苏轼的家中。高俅写的毛笔字比较端正,球艺娴熟。苏轼把他介绍给了风流的驸马爷都尉王晋卿。王晋卿与端王赵佶交好,就常派高俅送的点心或玩物给端王赵佶。接下去就是大家都看到的《水浒传》中的情节:有一天,王诜即王晋卿派高俅去端王府送篦子刀,恰巧端王爷正在院子里和一帮人踢球,赵佶一脚用力过大,球滴溜溜蹦远了,送物件的高俅正好站在一边,一脚漂亮的“鸳鸯拐”弧圈球,球便送到了赵佶面前。端王爷大喜,就邀请高俅一起踢。高俅一招一式的反勾腿“凌空踢”,深深地把端王爷征服了。端王爷派人向王诜传话,把高俅收入了自己麾下。后来端王赵佶即位成为宋徽宗,高俅也开始了其荣华富贵的一生,位极太尉。
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说,“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师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
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高俅做苏轼的小吏时,他为人乖巧,擅长抄抄写写,且会使枪弄棒踢球,有一定的六艺本领。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将高俅推荐给曾布,但是曾布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
所以,1100年,宋徽宗即位后,高俅还他人情了。当年,被调回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大赦天下时,复任朝奉郎。在北归的路上,8月24日,卒于常州。寿65岁。20多年后,即1127年,北宋被灭,徽钦二帝被掳至北漠,坐井观天直至老死。
四、典型的智商高情商低
综上所述,苏东坡这一生,客气的说,是他太聪明了,才气外露以致妒忌的人多,排挤他的人多。不客气的说,他是典型的智商高情商低,大嘴巴,好显示自己。进一步说,他有文才,没有真正的“修齐治平”之才。实际上,他的第一个妻子王弗到苏家后,很快就发现了他这个毛病,并立即采取了有力措施。每当东坡在与人谈话的时候,她就躲在屏风后面仔细倾听,客人一走,她马上提醒苏轼,那些话不当,应该怎么说,对有些人一定要低调,对有些人只能打呵呵。
后来苏轼的小妾王朝云干脆直说:“先生这一肚子里装的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心知肚明,所以也不恼,笑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现在人们学诗词,当然很欣赏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还有前后赤壁赋等。至于那个“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人们也只是当作幽默。
看了上面的内容,大概有人会明白:他的那几首“老夫聊发少年狂……酒酣胸胆尚开张。………西北望,射天狼。”、“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其实是不合时宜的。本来是教训教训你的,让你收敛收敛的,你还要“聊发少年狂”?那就再远一点。呵呵,你还表现得很从容淡定:“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那就到天涯海角去吟啸徐行吧。宋神宗死后,高太皇太后摄政九年,后宋哲宗18岁亲政,他们都对苏东坡的“少年狂”、“且徐行”等诗句觉得不顺耳,还得挫其傲气、戾气,所以,最后是宋哲宗把他贬到海南岛的。
苏东坡兄弟少年得志,当年宋仁宗回到内宫高兴的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可苏东坡的一生竟是如此,岂不悲哀。
大家再读他的《留侯论》,是不是觉得对他来说,是极大的讽刺:他在文章中说的是张良经过磨砺,忍耐功夫到了家,所以能够成为辅佐之才。可他自己却做不到。
还有,王安石的变法,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可操作性,一是没有具体详细的实施细则,包括奖励、惩罚、监督、救济途径等,二是没有一批真心实意实施变法的基层官吏,以致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者甚多。后来的明朝张居正变法,他用极简的“一条鞭”法来解决弊端,同时用“考成法”来监督基层的官员,所以取得了成功。苏东坡的才能止步于文学才能了。用现代的认识来看,就是文学才能是形象思维,而经世治国必须是严密的逻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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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到达湖州做知州,到任不久,一场灾祸便从天而降。朝廷御史台(旧称乌台)在七月派人将苏轼逮捕,押送汴京,罪名是作诗讽剌朝廷。
乌台就是御史台,相当于现在的监察机构。因为这个衙门内种了很多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苏东坡的这个案子,称为"乌台诗案"。
宋朝本来是重文轻武,文人治国,特别是宋仁宗宋神宗时期,不但出现了范仲淹、韩琦、司马光、狄青、包拯这样的千古名臣,单是唐宋八大家就冒出了六大家: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这段时期文人相当自由,地位很高,没有发生什么文字狱,后来到了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政坛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党争”。主要是围绕变法,是多还是错?形成了两派的党争,可以称为尤为惨烈。苏东坡恰好在那个时候获罪,是命运中的必然,还是另有原因?实际上,一方面苏东坡没有站队,他既反对新法,也反对旧党;另一方面,苏东坡腹有诗书、嘴是绣口,什么都说,所以得罪了好些人。所以他的恶运终于来了!
一、得罪皇上
苏东坡在湖州做知州的时候,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就是讲他在地方上的作为。最后有一句话,既是谦虚,也有些牢骚话在里面。话是这样说的:“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说自己年老,不能和朝廷里新提拔的年轻人比,而在那段时间,朝廷里新提拔的都是王安石的人,那意思是说我不和王安石的人一起玩,不同流合污的意思;另外一句话是生事,生事就是瞎折腾的意思,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朝廷里的人都是王安石的人,跟着王安石一起瞎折腾。
当时的宋神宗正是一心要变法的时候,看见这个刺头这么讽刺新法,勃然大怒,让人赶紧把苏东坡抓来问罪。还好太祖赵匡胤不允许后代杀文人,否则苏东坡早就被拉出去砍了!
朝中的人当然大多看皇上的脸色行事,于是既有人告发苏东坡对朝廷大不敬,也有人从苏东坡的诗中找到不少讽刺新法的证据,更加证明苏东坡以反对新法为由讽刺皇上!
苏东坡虽然有锦绣文章,但也很害怕,在去京城的时候,甚至想跳河自杀。最后到了京城,被关押起来,一共关押了103天。
为了沟通信息,苏东坡与儿子约定,只要儿子送鱼过来,那就说明自己的大限已至。一天,儿子有事临时委托了个朋友来送饭,朋友听说苏东坡喜吃鱼,特意弄了一条肥美的大鱼来,苏东坡一看,自认为“死期到了”,万念俱灰,写下了绝命诗。
经过五个多月的审讯,终于给苏轼定了个“讥讽政事”的罪名。苏轼虽然心中不服,但能幸免一死,他已是额首称庆了,只得写检讨认错,后被贬官至黄州了事。出狱时,狱吏把藏着的绝命诗还给他,苏轼感慨万分,伏在案上,读不下去。可时日一长,又为狱中好诗而得意了,忍不住作诗道:“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可转念一想,不由心有余悸,骂自己道:“真是文人劣根性难改。”
二、对恩师大不敬
苏东坡年轻时一举成名,官拜翰林学士,在宰相荆公王安石门下。因为他才华横溢,文采出众,王安石是很器重他的。但他自恃聪明,常常自以为是,直接出言讥诮他人,这里面甚至包括自己的恩师王安石。
在宋代当时的疑经思潮里,王安石为了推广新学,撰写了《字说》。每个字都有一个解释,这本书在当时很是流行。但苏轼对此很不以为然。《鹤林玉露》中记载,一次他问王安石:“为什么波字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皮?”王安石随口回答:“从水从皮,波者,水之皮也!”
苏东坡觉得非常可笑,便说:“那我的‘坡’是半边土半边皮,合起来坡不就是土地皮了。”坡怎么会是土地皮呢?王安石一时瞠目结舌、很是尴尬。苏东坡不依不饶,继续嘲讽道:“照您这么说啊,滑字就是水的骨头了。”看到老师的囧态,苏东坡很是开心。
后来有一天,苏东坡和老师王安石谈论到鲵字,王安石说:“从鱼从倪,合起来鲵就是鱼之子;四匹马叫驷;天上来的虫叫蚕。”苏东坡又来劲了,拱手问:“先生,您知道‘鸠’字九鸟的典故来源是什么吗?”王安石以为苏轼真的知晓,连忙向他请教。苏东坡说:“《毛诗》上说,鸣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正好九个。”
王安石当时的无言以对,但是心里很明白这是苏东坡在讽刺自己的《字说》 。他对苏轼的轻慢刻薄很不满,不久便找了个理由,把他降职到了湖州做刺史!
可是,苏东坡不以为然,没有反思自己。在湖州三年任满后回京,知道自己曾对王安石大不敬,想去他府里拜访,巧遇了徐伦。徐伦以前是在书房烹茶的书童,如今成了宰相府里的管家,但他见到苏轼仍是谨慎,待他如同主人。在王安石的外书房,苏东坡偶然看见了王安石未写完的两句诗,题名《咏菊》:
“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轼忘记了本心是来表达谦恭的,立马暗笑王安石“不过分别三年,竟然江郎才尽,连诗也乱写了。黄花是菊花,在深秋开放,非常耐寒,无论花瓣烧焦还是烂了,都不会落下花瓣,更何况满地落花呢!”他不假思索地在诗的后面跟了两句:
“秋风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这两句诗便是明摆着的嘲讽王安石分不清季节,没有常识了。苏东坡把诗放回原处便离去了,王安石回来后,心念着自己未完成的诗,取出诗稿,发现后面跟了两句。一问,是苏轼来过了。他心中非常生气,认为苏轼被贬之后不知悔改,还是自以为是,不知道黄州的菊花确确实实都落地了。第二天,他就提了奏章,把苏轼贬到了黄州做团练副使。
苏轼心中不服,但无奈只能前往黄州。在那他整日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一年后,他想起这件事,便前往后花园,却不想亲眼看见了菊花花瓣满地!他顿时目瞪口呆,心中充满了悔恨。
三、不管不顾,没有定见
苏轼就是有想法就必须说出来,不说出来就不是苏东坡。他明知皇帝支持王安石变法,但他还上书坚决表示反对。实际他刚入仕途时,就写下了洋洋洒洒的“进策”25篇,都是针砭时弊,建议改革的。可皇上和王安石真的变法了,他却又写了“思治篇”反对变法了。尽管他对其中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的措施有所赞同,基本立场是站在反对派一边。
开始他还劝过反对新法而遭贬的人,要学阮籍,不要藏否人物、多费口舌,如不满新法,可以借酒浇愁。可自己的刀总是削不到自己的把,他劝别人倒是头头是道,轮到自己还是想说就说。
后来,反对新法的人掌权了,如司马光等,他们大刀阔斧地全面废除新法。按理说此时他应该有好日子过了吧?可是,还不行。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又认为,对新法应“校其利害,参用所长”。有许多地方可改,但不可尽改。可惜的是,为什么他当时不和王安石条分缕析的说呢?
为此他还和当朝宰相司马光争吵起来。反对变法的人纷纷开始攻击他。朝廷只好将他最后贬到海南岛。由此可见,他既较真又不会来事。惹得正反两面都讨厌他,于是把他打发得越远越好,到了天涯海角去了。
从历史上看,王安石、司马光都是一流的名人、正人君子,国家重臣,而且他们虽然政见不同,却是互相仰慕,互相敬重。而苏东坡最后能够结束被贬,不是王安石、司马光,也不是保过他的高太皇太后,及后来继承皇位的宋哲宗,反而是北宋的末朝权臣,《水浒传》的主要反派人物高俅。
高俅原本是开封府的一个破落子弟,无家可归,后来经人介绍,来到了京城开药铺的董姓人家中,董家不愿收留他,便将他送到了苏轼的家中。高俅写的毛笔字比较端正,球艺娴熟。苏轼把他介绍给了风流的驸马爷都尉王晋卿。王晋卿与端王赵佶交好,就常派高俅送的点心或玩物给端王赵佶。接下去就是大家都看到的《水浒传》中的情节:有一天,王诜即王晋卿派高俅去端王府送篦子刀,恰巧端王爷正在院子里和一帮人踢球,赵佶一脚用力过大,球滴溜溜蹦远了,送物件的高俅正好站在一边,一脚漂亮的“鸳鸯拐”弧圈球,球便送到了赵佶面前。端王爷大喜,就邀请高俅一起踢。高俅一招一式的反勾腿“凌空踢”,深深地把端王爷征服了。端王爷派人向王诜传话,把高俅收入了自己麾下。后来端王赵佶即位成为宋徽宗,高俅也开始了其荣华富贵的一生,位极太尉。
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说,“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师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
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高俅做苏轼的小吏时,他为人乖巧,擅长抄抄写写,且会使枪弄棒踢球,有一定的六艺本领。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将高俅推荐给曾布,但是曾布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
所以,1100年,宋徽宗即位后,高俅还他人情了。当年,被调回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大赦天下时,复任朝奉郎。在北归的路上,8月24日,卒于常州。寿65岁。20多年后,即1127年,北宋被灭,徽钦二帝被掳至北漠,坐井观天直至老死。
四、典型的智商高情商低
综上所述,苏东坡这一生,客气的说,是他太聪明了,才气外露以致妒忌的人多,排挤他的人多。不客气的说,他是典型的智商高情商低,大嘴巴,好显示自己。进一步说,他有文才,没有真正的“修齐治平”之才。实际上,他的第一个妻子王弗到苏家后,很快就发现了他这个毛病,并立即采取了有力措施。每当东坡在与人谈话的时候,她就躲在屏风后面仔细倾听,客人一走,她马上提醒苏轼,那些话不当,应该怎么说,对有些人一定要低调,对有些人只能打呵呵。
后来苏轼的小妾王朝云干脆直说:“先生这一肚子里装的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心知肚明,所以也不恼,笑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现在人们学诗词,当然很欣赏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还有前后赤壁赋等。至于那个“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人们也只是当作幽默。
看了上面的内容,大概有人会明白:他的那几首“老夫聊发少年狂……酒酣胸胆尚开张。………西北望,射天狼。”、“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其实是不合时宜的。本来是教训教训你的,让你收敛收敛的,你还要“聊发少年狂”?那就再远一点。呵呵,你还表现得很从容淡定:“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那就到天涯海角去吟啸徐行吧。宋神宗死后,高太皇太后摄政九年,后宋哲宗18岁亲政,他们都对苏东坡的“少年狂”、“且徐行”等诗句觉得不顺耳,还得挫其傲气、戾气,所以,最后是宋哲宗把他贬到海南岛的。
苏东坡兄弟少年得志,当年宋仁宗回到内宫高兴的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可苏东坡的一生竟是如此,岂不悲哀。
大家再读他的《留侯论》,是不是觉得对他来说,是极大的讽刺:他在文章中说的是张良经过磨砺,忍耐功夫到了家,所以能够成为辅佐之才。可他自己却做不到。
还有,王安石的变法,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可操作性,一是没有具体详细的实施细则,包括奖励、惩罚、监督、救济途径等,二是没有一批真心实意实施变法的基层官吏,以致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者甚多。后来的明朝张居正变法,他用极简的“一条鞭”法来解决弊端,同时用“考成法”来监督基层的官员,所以取得了成功。苏东坡的才能止步于文学才能了。用现代的认识来看,就是文学才能是形象思维,而经世治国必须是严密的逻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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