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郡不是东海县，是俺们郯城

民国海州南乡，就是南海州，东海县是海州改叫的。海州南乡叫过东海县海南市，东海县第二区，以高墟（高苴）、龙苴为中心

1939年，日军占领海州后，东海县政府成为流亡政府，县长庞寿峰带领政府人员向南撤退到东海县第二区高墟乡一带活动，高墟变成国民党东海县政府临时驻地。

国民党东海县，隶属于国民政府，沦陷前县城在海州，流亡期间县政府临驻地在高墟，直至1941年冬解散。高墟镇在侵华战争时期是东海县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隔了几天，金先生来说又有机会了，最近他就要到鲁南去找五十一军（原奉军）军长于学忠，要带我去认于做乾爹，说已由军邮去信给于，这两天就要动身。叫我从明儿起，每天午后要去他家等，（他每天中午才起床）隨时起身不能等人。我遵命每天吃过午饭，便携带简单行囊，骑了单车到他家，就在此时也认识了他的三太太。金先生共有三房妻室，老大是母亲做主的家乡农村人，二的是安徽宿县人，大与二都无所出，三太太是山东济南人，据说是济南大学毕业，比金先生小十五岁，（此时金已是知命之年）此人谈吐不俗，温文有礼，有大家风范。为金生一男孩乳名小宝，此时约有三、四岁。一连去等了好几天，都没动静，每天去了除陪三太太閒聊，就是逗小宝玩耍。一天金先生说要走了，说走就走即刻起程，我们一行五个人；两个人掛盒枪，一个人揹烟具，金骑小骡子带头，我骑小驴跟隨，三人步行在后。我们当晚抵达小金庄，就住进了金先生故居的茅屋土匟，次晚到达东海县政府战时驻地水牛庄，也看到了庞育之县长及县府高级人员。据他们说最近因铁路常遭游击队破坏，日军要在沿路筑据点驻军护路，这两天不停地出动扫荡，绝不能在此时冒险过铁路去鲁南。无奈又到保安第二大队部（大队长是先堂叔吴闢初）住了两晚，再去小西场冯四爷季高家住下等消息。大家都劝金先生不必急著去冒这个险，不如暂时回去，等路上平静了再去吧！只得遵从眾议，原路回家再说。后来得知五十一军在鲁南作战失利，我们北去之事只好作罢

我家与冯府是三代至戚，先父幼时经常到冯府走动，因大伙年岁相仿，所以与金先生不但结成玩伴，而且也建立深厚的友情。及长，冯家诸公子均陆续外出升学，家馆解散，金先生无奈亦拜別慈母，只身远赴申沪独立谋生。其间歷尽艰辛，后得贵人相助，辗转投身大英租界巡捕房当起了华人巡捕。那时正当清末革命党声势澎湃，尤其沪市是全国马首是瞻的新兴大都会，各地人口匯集，龙蛇杂处；而且租界林立，各自为政，为革命工作提供掩护与扩展极为有利的条件。英界的华人巡捕，多为经过严格选拔的知识青年，他们得风气之先，极易接受革命思潮，也最是革命党人爭取的对象。以金先生的聪敏才智，首先接受革命號召，投身革命阵营。先父曾於上海夜宿金家时，夜半忽听屋內有动静，悄悄起床一看，只见金正带著几个人，撬开地板拿手枪，先父当时並不理解革命，惊嚇之余，不禁要张口大叫。此时金已发觉先父的动作，便急忙跑来摀住先父的嘴禁止出声。並说：「不要怕！这事我会慢慢对你讲，但绝不能告诉別人。」这是先父亲见的一件事例。金先生在此段时期，为革命工作冒险犯难的经歷，不胜枚举，仅此一端，亦足证明他对革命工作投入的热忱了。

在当时金先生的確结交了很多革命志士，及至民国成立，这些人便都成了开国新贵；据他说有名的如：黄兴、韩灰、陈英士、宋教仁等，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后来他逐渐疏离革命阵营，生活也开始腐化的原因：一、这批与他共过患难的革命元老人物，都先后凋零，与革命领导阶层关係因而中断。二、他入了「清帮」，结交了帮会中一些冒险份子；以及来沪避风的罪犯。以后这些人又成了军阀的首脑人物。於是在他离开上海与这批人混在一起之后，物以类聚，俗语说：「染缸里拿不出一块白布。」从此吃、喝、嫖、赌、抽（大烟）坏事都学会，一样也不缺。平心而论，金先生为人优点很多：有肝胆、重然诺、轻財重义、口才辩给，在军阀群中，实在无与伦比；但在中年以后，因腐化成性，开始排斥新思潮、新事物，完全迷信军权，个性倔强固执，刚愎自用，做任何事常隨兴而为；欠週详计划，无远大目標。所以一生空有过人的聪明才智，只能在军阀群中做个活跃份子，而对国家民族毫无贡献，实是令人惋惜。
金先生在诸多军阀首脑中，与奉系、冯系都有渊源；而与奉系的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驻山东济南）、副总司令楚玉璞（驻河北保定）是结拜兄弟。此时正值军阀扩张时期，大家爭相到各地招兵买马充实兵力，直鲁联军总部特委派金先生任混成旅长，（无限大的编制）到海州家乡招兵。核定募兵费用为五万大洋，分做两批拨发；首批二万五千元，曾用几头驴驮到我家川堂存放。我一直想不通怎么还要用驴来驮钱？但现在偶然一想，以一块银元重七钱二分计算，一百银元就是四斤半，二万五千元不是一千多斤嘛！真的是要用好几头驴来驮。我们海州民风一向保守，乡亲们深受「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传统观念的影响，善良百姓都不愿离乡背井去当大兵。因而金先生在乡下设兵站招了几个月兵，也没甚人来应招，每天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招不到兵如何回去交代？结果急中生智，想出了解困的方法:一、花钱买人，一个应招者先发十五元入伍费，开拔之前再另给安家费。二、利用本身清帮「通」字辈字號，大开香堂，广收徒弟来招募子弟兵。结果耗了大半年，总算招来几百名多是些地痞、匪类等不肖之徒，勉强成军。人有了，钱也用光了，总部又多次急电命令开拔；於是这群乌合之眾，也就浩浩荡荡徒步行军，直奔山东总部而来。这些新兵，原是来骗吃、骗喝、骗钱的，没谁是真心来当兵的。行军刚抵海州边境，某夜有几个带头的聚在一起商议：「若到了山东地界，人地生疏，将来逃不掉，不是都要客死异乡，永远回不了老家了吗？不如趁现在还未出境，就在此地散了吧！」大家一传，就这样趁著黑夜一哄散队跑了。等到金先生发觉，已无法收拾，千悔万恨之余，只好只身回济南总部请罪。张宗昌一见如此景况，只气得乾跳脚，钱也光了，人也散了，怎么办？对老弟台如何处置？要命一条，其他一身之外已无长物；算了吧！哈哈一声苦笑，金先生仍做总部高参，以后还是军阀中的高级活跃份子。

金先生常说：「我一生是三『没有』。一、没有钱，我有钱大家花，我没钱就去花大家的钱，一生未积过財。二、没有家，一生从未购置房產，虽然搬过无数次家，但只做房客，未做过房东。三、没有仇人，人家害我，我不计较，我从不去害別人，哪来仇人？」提起了钱，金先生真有过很多钱。在军阀割据时期，军阀们不顾百姓水深火热，横徵暴歛，把搜括来的財富，饱入私囊，以供其挥霍享乐。军阀张宗昌，就是不知自己带多少兵？有多少钱？娶多少姨太太的典型人物。军阀们有时为著爭夺地盘等利益衝突，互不相让，而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此时得有与双方都有关係的有力人士出面调处，始得消弭战爭。金先生正是在各军阀中，都有朋友和拜把子兄弟的甘草人物。当红时期，左右逢源，每於平息爭端之后，邀功图赏向双方拿钱，动輒数万大洋便滚进他的荷包。但他帮助朋友確也从不吝惜金钱，举一事例：我的邻村李埠庄有一叫张湘的乡亲，他曾当过金募兵总部的號兵（传令兵），此君擅长模仿別人的言行举止，我曾听过他用京韵海州腔，模仿金先生说话语调：「海州同乡有很多人用过我金某的钱，其中以彦龙为最多，两—万几。」冯五爷彦龙先生，北京大学毕业，思想左倾，革命军北伐时期，任苏北阜寧县长，上任之后便实行打倒土豪劣绅；拆庙宇、办洋学。到了清党以后，那些遭打击的士绅群起反扑，一状告到中央，因之被撤职查办。一时也不敢回家，到处流浪躲风。数年以来所有生活用度，皆由幼年挚友金先生解囊支助。据金自己说冯五爷用他的钱真是有两万多元，但是有借据的只有一万元，其他都是零碎支付，也未计过帐。
金先生认识的大人物真不少，其中有正派的；也有不少势利小人。从民国二十年中原会战以后，国家统一，军阀割据局面已经打破，金先生在军阀中混水摸鱼的机会，也已不復出现。他因用度开支太大，手头日益拮据，极於找机会搞钱解困，在飢不择食情形之下，於二十六年春节之前，因牵涉冯系失意军人石友三、吉鸿昌等搞冀、察伪化案，被军委会北平分会会长何应钦下令以汉奸罪逮捕。消息传到家乡，大家以为这次金某犯此大罪，一定没命。岂料没过几天，他就大摇大摆地回到海州，住在城內一户大姓人家过春节。据他自己说：「那是穷极无聊，向日本鬼子搞一点骗钱的花招，我能当汉奸吗？我是被华北大红人宋哲元力保获释的。我若是汉奸，宋哲元怎能保我呢？」

抗战开始不久，平、津便相继沦陷，日军沿津浦线快速南犯，日机也开始轰炸陇海沿线重要城市，连不靠铁路线的灌云县城板浦镇也惊慌起来。板浦是两淮盐务重镇，向为鹺商大贾聚居之地。这些盐商们拥有庞大的財富，平时生活优裕，一闻战乱，大伙都阢陧不安，慌了手脚。咸觉板浦是淮北盐务管理局所在地，目標太大，一定会遭受战爭波及，还是以大乱居乡暂避烽火为宜。大家一商议，便推派代表去请求板浦耆宿，也是敝族族长吴修五先生（通称吴八太爷）设法。八太爷说：「去处倒有，我的女婿家在南乡汤圩，他家是殷实地主，住那里非常安全，但是这七、八十里路上都是土匪，光是大小匪首就有十数个，而且互不相属，能一路打通关的人不易找。我想到只有一个人能办到，那就是黑、白、官、商各路皆通的金木安。此人不在板浦，年前从北平回来，暂住海州城，我得亲自去找他，或可看在我的老头老面卖这个人情。」於是备上一份厚礼，亲自到海州去请金先生帮忙。金先生一见八太爷大驾光临来登门拜託，没二话好说，当场一口答应。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遍南岗一条岭，起初道上朋友听说板浦盐商要结队下南乡避乱，都欣喜若狂，大家磨刀霍霍，准备拦路宰羊发大財。没两天金先生叫人传话下来，这批难民是由他领队护送，吩咐道上让路。这伙强人大多是在香堂內向他磕过头的徒子徒孙；而且当年招兵的一场闹剧，所有罪责都由金先生一肩扛起，从头到尾未法办过一个人，所以大伙一商议：「我们若不听话让路，非但是对不起先生，而且将来先生翻脸算旧账，你我都是死路一条，赶快让路，让路吧！」於是金先生便择日带队上路。当天他骑著一匹高头大马，率领百余口男女老弱，迤邐南下，当晚便到达六塘河南的汤圩。汤圩一时也安顿不下这么多人，八太爷吩咐分一大半到我庄来，其中苏州籍开泰盐局管事（经理）陈学甫老先生带了二十余口，就住在我家西院。以后风云日紧，又陆续从嚮水口下来一大批商號、官眷、军眷等来到我庄避乱，其中丁灌之先生（在台北）母子亦住我庄，灌之先生当时大概有八、九岁光景，乡居无处游乐，每天下午常在庄东土地庙前做竖蜻蜓（倒立）游戏，灌之先生应该还有印象。
金先生自护送这批人之后，也在小吴庄落脚暂住，同时前文已敘过这段时期他常来我家作客，並常对先父说：「乱世出头的机会多，你要放孩子出去闯，稍微闯出点名堂，总比在家当土少爷的好。」过没几天金来说：「有机会了，最近有彦龙的消息，他现任陕西省禁烟（鸦片）局长，环境不错，西安是大后方，一时尙不至於失陷，趁现在铁路还通，叫孩子马上收拾去投奔他，机不可失。海州南北都有港口，（指连云港和燕尾港）鬼子不会放弃，不久必然沦陷，到时想走也走不出去，便会后悔莫及。」金先生这一番分析，先父和我都觉得非常有道理，即日便连络吴立嶠、冯澍荫三人结伴西行。临行前金先生特交给我一纸致彦龙五爷的短笺，內容大致除夸奖我一番之外，並请他安排我进西安王曲军分校。（分校主任祝绍周，教育长郝鹏举。）将来好循职业军人路线发展；又提到那万元借据，乱时恐落入歹人之手，徒惹麻烦，故已付诸祝融氏了，反正我饿饭的时候，还怕你不碗內分羹吗？我略看之后急忙缝入裤腰里藏好，次日三人便赶至海州车站，搭夜班火车赴徐州。徐、海相距四百华里，平时只需半天就可到达，而我们从晚上搭上车，直到第二天深夜才到徐州。因为白天路上常遇空袭警报，四十军（军长庞炳勛）押车部队就会命令火车头开到远处树下躲避，留下一长串列车躺在铁轨上没人管，我们乘客就下车伏在沟边，等警报解除再上车，遇上几次警报就把时间耽搁了。我们到徐州车站下车一看，因为白天日机刚来轰炸过，天桥已被炸毁，还有残留烟火未熄。那时正当台儿庄会战前夕，车站內都是第五战区集结的部队；还有眾多想搭车西逃的难民。满坑满谷都是人，各火车厢內外也都挤满人，我们问来问去没人理，车站站房也被炸毁，也看不到一个穿制服的站务人员。一直在人堆里挤来挤去，也弄不清半点头绪，一夜未吃未喝，实在是筋疲力尽无法支撑。正在进退不得之际，忽然看到另边轨道上停了一排列车，车厢內人不太多，火车头已升火待发，一时精神大振，奋力突出重围，快步跨入车厢，找到了空位，一躺就睡著了。原来这辆车是东开连云港的，因为东去人少所以並不拥挤。夜间无警报，车行很快，日出之时已抵海州站，於是下车回家，结束了一趟毫无所获的辛苦旅程。

东海县县长是庞寿峰，字岳之（育之）。东海县守备队大队长是丁同道，常备队保安第二大队队长是吴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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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海属地区各点、线相继沦陷，五十七军（原奉系）在云台山守大桅尖失败退却，一时散兵游勇充斥民间，甚至有的不愿归队。该军为整顿残部，特派部队来海州南乡搜枪抓逃兵，也有些百姓被连累而遭逮捕。地方人士非常紧张，四处找与奉系军队有关係的人来解决纠纷。金木安先生出身奉系，当然是不二人选，因此这阵子金先生为忙作调人，南北奔波，非常辛苦。事情告一段落之后，有一天来到我家，出示了三支短枪，其中二支是驳壳枪，另一支是崭新的三號左轮手枪，说是五十七军军长繆徵流（来台后以无职中将掛名台糖公司顾问，月支顾问费二千元）送给他的。我们苏北地区常遭兵燹，每逢军阀相互开战，就有逃兵开小差躲到民间，拿枪来换回家路费，听说还有用馒头乾粮或一件旧棉袄就可换一支枪。所以民枪中各国造的枪都有，但从未看过左轮手枪，这次我真开了眼界。

以后的日子逐渐难过，日伪军经常联合下乡扫荡，金先生也得夹在我们一起东躲西避的跑反，又加开支日絀，情绪非常低落，对时局也日益悲观。適有李实甫在新浦成立伪和平军司令部，派人来接他去新浦，临行之前来我家辞行，言谈之间，他誓言：「我金某这大把年纪，绝不做汉奸卖国勾当，但是我必须要依靠他们供养，否则马上就要饿肚子了。」匆匆一別，以后局势多变，而天各一方，音讯也从此断绝。直到来台后听本刊首任主编张仲五先生说，他於民国三十八年江南变色之后，在苏州还去过金先生的家，那时他的二太太与他同住，大烟舖照摆，豪气仍在，还说：「人家爭天下，你们老百姓紧张什么？最多做顺民嘛！等我过两天去北京找邵（力子）先生问个明白再说。」从这段谈话中，可知他的思维老旧，已失去对现实政治的判断能力。又先族叔吴德超在上海临去舟山当天，金先生忽然来到他家，便招待他一起吃了中饭，吃饭时他一直打听我的消息，超叔说听说他已去舟山了，金听了嘆一口大气，没再说话就分別了。金木安先生谜样的一生，相识者自有臧否，而对我的隆情高谊，我是没齿也不能忘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