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沫劫齐桓公的事，见《史记·刺客列传》。事情发生于鲁庄公十三年，齐鲁盟于柯，会盟上曹沫仗剑劫持了齐桓公，逼他退还强占鲁国的土地。
春秋三传里，《左传》对此事毫无记载；《榖梁传》提了一句“曹刿之盟也，信齐侯也”；《公羊传》记载最详细，描述了案发经过，但称呼为“曹子”。其它文献如《管子》、《战国策》等也提及此事，其中《管子》作曹刿，《战国策》作曹沫。

困了，明天再写。

曹沫其人，按照太史公的描述，是个不太会打仗的一勇之夫。曹刿其人，通过精妙的曹刿论战可以看出是个军事理论家，如齐观社那件事又可以看出是个很懂礼法的人。从这点来看，《史记》中的曹沫和《左传》中的曹刿，二者不应是同一个人。《索隐》认为沫和刿可能是同声异形，我觉得只是在往“两人是同一人”这个结论上凑。

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曹沫劫齐桓公这件事是否真实发生过。
鉴于太史公在先秦史的问题上经常搞出和《左传》出入巨大的记载，这个问题的实质就变成了《左传》和《史记》哪个可信度高。
《左传》对于柯之盟只用了几个字，记录了本次会盟的时间和地点，并未提及会盟的具体内容。《史记》则是浓墨重彩地写了一出绑架案，绑匪曹沫要求的赎金是鲁国之前战败而被齐国占领的土地。《公羊传》未提及战败之事，但明确地指出索要的土地是“汶阳之田”，成语汶阳田反就是从这里来的。
那么《史记》中的战败又是指哪次的战败呢？《史记》说曹沫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史记索隐》在这里注了一笔，引的就是《左传》里发生在庄公十三年夏的“齐人灭遂”。那么可知战败发生在庄公十三年夏六月以前。
综合一下春秋三传，发生在这以前的鲁国战败的齐鲁战争有以下几次：
1.庄公九年，秋，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
2.桓公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公羊传》：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榖梁传》说得更明白一些：来战者，前定之战也。内不言战，言战则败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者，为内讳也。
所以这场是鲁国打输了~
3.桓公十七年，及齐师战于奚（《榖梁传》作郎）。
《榖梁传》：内讳败，举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之者，为内讳也。
所以这场也是鲁国打输了~
（4.《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记载的庄公十三年之败：（齐桓公）五年，伐鲁，鲁将师败）
先不讨论三为实数还是约数的问题。以上列举的三次战败时间跨度过长，且有两次发生在鲁桓公时期，谈不上“庄公惧”。因此我认为这个“三败北”应该是指某一次战争中连续输了几场战斗。屡战屡败，庄公感到恐惧，似乎比较合理一些。在《史记》的语境中，应该就是指庄公十三年的这次战争，鲁国连败数次，最后把遂邑送出去求和。
而这次战争的原因，《左传》有记载：（庄公）十三年春，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夏，齐人灭遂而戍之。
简单来说就是齐桓公召集几个诸侯开会，遂国人没来，于是齐桓公把它灭了。按照《史记》的记载，鲁国参与了这次战争，然后败给齐国。

接下来讨论齐国侵占鲁地的问题。
在前面列举的几次败仗中，皆未提到齐国占领鲁国某地或鲁国割让某地的记载。检索庄公十三年以前的记载，更没有提到汶字。
在《左传》中检索汶字，检索到的部分记载：
1.（鲁僖公元年）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
2.（鲁成公二年）秋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
3.（鲁成公八年）八年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季文子饯之，私焉，曰：“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谓汶阳之田，敝邑之旧也，而用师于齐，使归诸敝邑。今有二命曰：‘归诸齐。’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
4.（鲁定公十年） 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従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5.（鲁哀公二十四年）二十四年夏四月，晋侯将伐齐，使来乞师，曰：“昔臧文仲以楚师伐齐，取谷。宣叔以晋师伐齐，取汶阳。……”此处说的宣叔是臧孙许，他乞晋师伐齐的事就发生在鲁成公二年：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遂如晋乞师。臧宣叔亦如晋乞师。
鲁僖公元年的那条是汶阳第一次出现在《左传》中，这时候还是鲁国的地盘。后来可知被齐国夺取了，此后争来抢去，晋国还在中间做过和（墙）事（头）老（草）。在孔子那个时候，汶阳还被齐国占着。
可能是汶阳这个地方争来抢去太过典型，所以被《公羊传》安到柯之盟去了罢。

按上一楼的推理，即使柯之盟涉及到了归还齐国所侵鲁地的事项，所侵占的土地也不应当是汶阳。
再看三传关于柯之盟的记载。《左传》没提内容，《榖梁传》提了一句“曹刿之盟也，信齐侯也”，《公羊传》除了详细写了会盟经过外，也提到了齐国的信誉：“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史记·刺客列传》也提到了信字：“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於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
不约而同地都在信字上做文章，仿佛重点并不是齐国归还了侵占的鲁地，而是齐桓公为人诚信，没有因为被威胁而事后反悔，使得齐国的信誉自此著称于天下。归还土地成了衬托，齐桓公的信誉才是要重点突出的对象。在这种前提下，各种史料出现记载繁简不同、相互之间有所矛盾的情况也就可以理解了。
《公羊传》的汶阳田反既不可信，太史公在先秦史的记载上也经常出现与《左传》大相径庭的状况。比如《左传》没有百里奚其人，也未曾有赵氏孤儿的故事。在先秦史的问题上，《史记》的记载应当谨慎对待，不可一概全信。
因而，曹沫劫齐桓公之事我认为并无可能发生。至于曹刿，他也许参与了柯之盟，并在其中起到过一定作用，但不至于以劫持齐桓公的方式成为柯之盟绝对的主角。

打卡，看不懂呀。就记结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