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由于经历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连年的战火，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凋弊，财政空虚，百废待兴。因此，如何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力民力便成为当务之急。汉高祖刘邦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以“黄老无为”思想为指导，作出了“与民休息”的正确决策。这一政策的核心就是轻徭薄赋、崇俭抑奢、重农抑商、开山泽之禁任民开发，甚至允许百姓私铸钱币等等。这些政策符合汉初的社会经济实际，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到惠帝时期“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 ,富厚加之”。
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显著，“百姓无内外之繇 ，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犬，烟火万里”。但是这种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武帝时期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增强了大地主、大商人的经济实力，助长了兼并土地之风。 汉初三十税一的轻税政策使拥有大量土地的封建地主获益，而佃农给地主要交纳十分之五的地租 ，畸轻的田赋和畸重的地租刺激了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欲望，致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 ，农民不得不“亡逃山林，转为盗贼”。 一些大商人凭借实力开山泽煮盐、冶铁，甚至铸币以牟取暴利，积蓄了极为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们又反过来大量购置田产 ,兼并土地。
其次，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增强了诸侯的势力，使国家面临着封建割据乃至分裂的危机。 诸侯凭借财势，日益骄横，“出入拟于天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甚至联合叛乱 。“七国之乱”就是自由放任政策下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尖锐矛盾的爆发。

西汉之初，限于国力财力，对北方的匈奴一味隐忍和亲。而匈奴人却屡次犯边，汉朝中央政府需要雄厚的财力去平定匈奴。因此汉武帝时，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也不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需要的是政府统筹的强硬经济政策。桑弘羊便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桑弘羊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 置盐、铁、酒榷，加强中央政策对关系国计民生重要资源的控制。由政府掌握对盐、铁和酒类的专卖，增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 食盐由官方招募盐民去煮，国家供应生产工具和发给工资，并统一收购运销产品。 冶铁从采矿、冶炼、铸器到运输、销售都由官方或派人完成，各郡县普遍设盐铁官管理盐铁事务。禁止民间私自酿酒，酒类由官府酿造并批零销售。
桑弘羊还创造性地开办了均输和平准等国营商业企业，使之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组织经营活动，发 展国营商业的调控作用，既增强了中央财政收入，又平抑了市场物价。桑弘羊在各郡国设置均输机构，将各郡国应上缴之贡物以时价折为当地的土特产品，缴与各郡的均输机构，由其调运到价格较高的地区销售，然后以商业收入上缴中央财政。

另外，由中央政府出面，取缔私铸，统一币制。元狩 四年，汉武帝下令禁止民间铸造货币。把铸币权收归中央。将中央政府制造的五铢钱作为唯一法定的货币。 这是一次成功的币制改革， 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中央财政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削弱了地方诸侯和大商人、大地主的经济实力，也遭到了这些人的强烈反对。公元前 81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之争”，其内容被编辑为《盐铁论》一书。
在这次辩论中，桑弘羊认为：农工商是国民经济中三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部门，“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桑弘羊坚持工商业对于农业乃至整个国计民生的作用，要求政府调整和安排好封 建国家农、工、商之间结构的合理性，“开本末之途 ,通有无之用”，达到“农商交易 ，以利本末”的目的。桑弘羊做为商贾的后代，对商业致富格外倚重。他认为各郡国、各大都市之所以富裕繁华，并不是“有助之耕而田其地”，而是“商贾之所臻”。 所以“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桑弘羊不仅认为商业可以致富，而且在调剂余缺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只有“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才能使“多者不独衍 ,少者不独馑”。 如果没有发达的商业 ，则“桔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 ;旃 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
在桑弘羊的经济政策中，山林、川泽、矿产等自然资源必须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统一开发和管理。自然资源是君主所私，就应由国家加以控制和利用。 如果自由开放 ，则必为豪强大贾所占，对国家统一构成威胁。 盐、铁、酒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的资源，把这些行业的生产和经营控制在国家手中，由政府来垄断经营 ，则可以“佐助边费”以抗击匈奴的 侵略 ，也能使政府得到极大的财源。

为什么重农抑商的汉代会产生并接受桑弘羊的“重商思想”？这是因为桑弘羊虽然在政 治上继承了法家的传统，但在经济思 想上，既没有发扬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耕战论，也没有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而是冲破了以维护自然经济为特征 的重农思想的束缚，用商业观点看待国家的经济管理，从而形成了比以往更为明确 的重商观点。

桑弘羊以前所未有的姿态，从理论上公开否定富国只有重农的传统论点。他认为 “贤圣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 他特别强调工商在繁荣和发展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认为许多地区经济的兴旺主要不是因为务农，而是由于经商 。“燕之琢、蓟，赵之邯郸、 魏之温、织，韩之荣 阳，齐之临淄 ，楚 之宛、陈，郑之 阳翟，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故物丰者民衍，富 在术数，不在劳身; 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 。”商业和农业一样也是 财富的源泉，国家又为什么不能以商业而富强呢 ?

只有大力发展商业，才能改 变各地贫富悬殊、发展不平衡的经济状况，使社会经济得到改善和加强 。这些在 桑弘羊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重商观点，是桑弘羊对发展商业的信念，是对商业认识的新发展。
桑弘羊经济思想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古代商业思想影响推动的必然结 果 。早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西周， 就出现了市场和商人。 春秋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范蠡、管仲为代表的重商论者。 范蠡总结出了“积著之理 ” ， 管仲则第一个把商业法则与国家的财政管理结合起来。管仲明确提出了“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 的观点，对商品 流通领域 进行了系统 的多方面的概括和总结，这对桑弘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盐铁会议的辩论中，桑弘羊多次引用《 管子 》 的论点。要知道，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并不顺利，在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君王们看重的是充足的粮食和强大的军队，秦国更是凭借商鞅的“耕战论”，实行了变法，最终统一了天下。商鞅的思想影响也一直延续到汉代 。 汉朝为了防止商人对农业的干扰，采取的也是抑商政策，使得很多人宁愿“输甘食好衣，而不事 贮藏之业”。

但是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西汉王朝在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后，出现了统一安定的社会局面，这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也给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汉武帝时，政府虽然一开始也限制商业，但商业凭着强大的生命力仍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越来越多的影响着社会经济。这种历史的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种形势更加加强了桑弘羊重商的信念，也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汉武帝本人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

历史上对桑弘羊经济思想的评价有三种不同意见：一是全盘肯定，高度赞扬 。 比如后魏经济学家贾思珊就认为桑弘羊的均输法是“益国利民，不朽之术” 。 明代思想家李贽说桑弘羊的均 输之法，是“国家大业，制四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 。 ”孙中山先生也认为“古今唯桑弘羊为知金钱之为用”。

第二种评价是肯定桑弘羊的理财之术，但对其历史地位评价不高。这种评价以司 马迁和班固为代表，他们在《史记》与 《汉书》中，既忠实记录了桑弘羊的理财业绩，承认他的政策收到 “ 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 的功效，但却否定其历 史地位，甚至不为其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