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到壹
作者/冯寅杰
北京大学人文学苑5号楼，这片中国古风浓郁的建筑位于北大校园的东北部，背靠镜春园和朗润园，再往南不远就是著名的未名湖和矗立的博雅塔。
赵冬梅的办公室就位于人文学苑里，一楼，窗南，被包裹在群落之中，闹中取静。这是一个十几平米的单间，占据了一整面墙的巨大书架上满是宋史典籍，清晰地告诉每一个来访者，这间办公室的主人所从事的工作，中国古代史之——宋史研究。
1992年，准备继续留在北大读研究生的赵冬梅去见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他说的别的话我都没记住，但是有一句话我记忆深刻，就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这句话我记住了。”
求学、留校、任教，赵冬梅的北大生涯始于1988年，一直延续到今日。在新浪微博上，她的名字叫“八八级的赵冬梅”，有10836个粉丝。她自谑是个唐山话说得不好的唐山人，一个大帅男孩的妈妈，做的饭越来越难吃，却仍然简单，仍然快乐。
整整20年后的2012年春节，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播出了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赵冬梅主讲的系列讲座《千秋是非话寇准》。她迅速成名，光环围绕，引发关注，连微博都增粉，“出去别人都认识你，尊敬你。”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八十年代
1988年，赵冬梅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那年我们两个班60多个同学，只有两个人第一志愿填历史系，另一个是史学世家子弟。”她坦承自己一直对历史感兴趣，“男生一般对历史的兴趣来自军事，而我对历史的兴趣其实正好是我现在做的事。”
当下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八十年代以及那时校园的模样，“让我回过头去看八十年代，我始终都会说一句话，八十年代好像都没存在过。”赵冬梅口中的八十年代仿佛梦境，清晰却不可触摸。当时的北大校园，到处都有演讲，家国天下。每个人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命运牵动着北大学子，彼此捆绑在一起。
“跟1986级不太一样的是，1988级进来的时候哲学热过去了。比如1986级的同学会聊黑格尔，但我们已经过了坐火车捧着小逻辑的时代。”一边是家国天下，另一边则是自己的小世界。赵冬梅的大学生涯沉浸文学的怀抱之中，大一的时候她就早早混入了“五四文学社”，聊起那段历史，她的眼中泛光，“我还得过五四文学奖呢！”她笑谈自己属于开窍特别晚的人，上大学的第一个半年都是泡在北大图书馆201文学阅览室在看小说。
虽然只赶上了八十年代的尾巴，但是凑巧看到了转折。
1994年，23岁的赵冬梅随着北大校团委参加了去湖北利川罗田县考察希望工程的调查小组。“这是我第一次见识真正的贫困，意识到中国真的是多种多样，很多事情其实是复杂的。”他们的任务是调查希望工程在当地捐助情况。现实是，有一所捐赠的“天上坪希望小学”应该建在海拔1600米的齐云山上，但实际上却在山脚下的镇子上。山上也艰苦，但是人太少，只有建在山下才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受惠。
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触动着年轻的赵冬梅，从湖北回来后，她就写了一个长报道，发表在了《中国青年报》。“有一点是明确的，当地政府无可指责，因为他们那么艰苦，没有离开，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帮助。”报道颇受好评，受到了包括主管老师和系主任在内的多方称赞，那是她第一次跟中国底层社会有了如此直接的接触。
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是有情感
从上学到留校任教，赵冬梅的北大生涯走得连贯且顺遂。从教近二十年，除了北大，她也曾去欧洲、美国等地教书。在德国，赵冬梅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间办公室，那是一间拥有巨大落地窗的办公室，“开窗就对着一片草坪。”
即便是在异国，她还是不自觉地遵循着北大人“不关注小环境，关注大环境”的特点。
“国人对国外的教育有一个误区。现在很多家长说我们的孩子被压榨得很厉害，外国的孩子不被压榨不等于不被教育，不被规范。其实人家的是规范，而我们是压榨。”谈起中西方的教育，她滔滔不绝。“跟北大的老师座谈，五分钟之后我们就都在说教学和学生，这个是好事。”
“我在德国教书时，当时上课的那个文理学院，我跟学生们有一个约定，期中要交个作业给我。按在北大的习惯我会提前好几周说，各位同学要交作业了，到哪一天。然后到了那天，还是会有人说，老师我还没有写出来，我就会说那再给你两周吧。但那个课上，我完全忘了强调一下，然后到了那天我突然想起来，想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交不交我也没办法。但那一天九个同学，七个人先到，作业已经摆在桌子上了，还有两个人是因为在打印社，我对这件事的印象特别深。他们学会的是自己管理自己，他们知道上大学学习是自己的事情，跟父母没关系，而且你选了这个课，跟老师之间就学习达成了一个协议，要履行承诺。教育应该是让一个人逐渐走向成熟，以便独立地面对社会，可是我们的学生在学校里的时候仍然是父母、老师的娃。”
即便对学生有着高要求高标准，赵冬梅仍然有女性老师所特有温情的一面。她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历年毕业的学生送来的小礼物。“我（桌子）底下有个小冰箱，是有一年毕业的两个男生送的，还好都不贵，而且是他们毕业之后送的我可以接受。”谈起这些她的眼中充满温情，“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就是有情感在里面的，而且人跟人应该都会有情感关系。”
上百家讲坛分享知识
2012年2月，赵冬梅首登《百家讲坛》开讲《千秋是非话寇准》。2013年12月，她开讲《司马光》。无论是寇准还是司马光，对于散落在史料中，相隔千年的历史人物，赵冬梅都始终抱有热枕。“我敬佩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个大写的人。”
2011年，《百家讲坛》的编辑李锋跑到湖北武汉宋史年会的现场，把赵冬梅从会场上叫了出来。这是一个偶然的契机，却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李锋的耐心和一句“知识是要分享的”，打动了她。在此之前，她已经默默地在北大的教席上坚守了十几年，邓广铭的那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已经成为她人生最好的注脚。
赵冬梅是李锋千挑万选出来的。
正式去《百家讲坛》试镜之前，“李锋到我家里拿一个小DV试拍了大概三次。”当时的心有戚戚，如今犹新。上电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老师，通常会觉得站在课堂上讲课与面对屏幕并无所不同，“但事实上不是，挺困难的，比如说语速、语言的组织、表情什么的，都有讲究，并不容易。”
但真正让赵冬梅感到需要严肃对待的是“讲什么”。
“我是一个特懒的人，必须要有人逼着，说你写出来这个要发表或者要干嘛我才会写，要不然我就跟玩一样地看书。”《百家讲坛》似乎为她开启了新的一扇门，“它督促我写作，也帮助我思考怎么样讲故事。”
因为易中天、于丹，《百家讲坛》曾火爆一时也曾千夫所指。作为第一个登上《百家讲坛》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收获荣光的同时也受到过质疑。“我觉得知识要分享。我的老师说得对，就是人家给你这么大一个讲坛，为什么不去讲？所有自认为高大上的学者都在鄙视这个讲台，但是却放任这讲台上不靠谱的人站着，你总是批评老百姓无知，却不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
与那些早已在《百家讲坛》成名的教授相比，赵冬梅的“麻辣教师”味一点也不少。“我自己做的就是宋史里相对比较复杂、高深的研究，真心觉得要想浅出很难。”
她并没有因为受到质疑而放弃，“我坚持做的时候，有一些同事也认真看了，像我们系里面有一个搞欧洲中世纪的教授，寇准他全看了。”2012年登陆《百家讲坛》时，她还是北大历史系的副教授，如今已经成为正教授，她的学术成就也受到认同。“北大历史系的传统就是扎扎实实，没有半点虚的。”
司马光的故事并没有完，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内，她还要继续完成对宋代历史和人物的梳理，她说，“到目前为止，《百家讲坛》对于我来说没有坏处。”
以下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对话访谈：
记者：1988年你考入北大历史系，从本科到研究生、博士，直到留校任教，有着怎么样的求学经历，最终是如何确定治学方向的？
赵冬梅：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是历史系，不但如此，我在可以报考的三个学校里全部填报的都是历史系。那年我们两个班60多个同学，只有两个人第一志愿填历史系。我一直对历史感兴趣，男生一般对历史的兴趣来自军事，而我对历史的兴趣其实正好是我现在做的事。选古代史跟我们系优秀的古代史研究传统有关，当时有研究魏晋的周一良先生，还有专治宋史的邓广铭先生，这些老师的课和他们的著作吸引了我，也就慢慢地喜欢上了中国史。我之前对先秦比较感兴趣，考研的时候其实想过报考先秦，但我们班有一个男生，他说他也报先秦，我自认不如他爱学习，就转到了宋史。转到宋史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很爱苏东坡，然后我又爱宋代的社会文化。朱瑞熙先生有一本书叫做《宋代社会》，我在图书馆里偶然翻到，特别感兴趣。宋代能产生像苏东坡那么有趣的人物，那个时代有趣、热闹、丰富的程度足以吸引我。我觉得在任何时代，有权势，有才华，有学问的人都不缺，唯独缺的是有趣的人。苏轼就是极有趣的人，他的趣味是跨越时代的，能够相隔一千年依旧吸引你。
记者：北大素来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传统，你又是师从田余庆、祝总斌、邓广铭这样的著名学者，他们治学理念和精神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赵冬梅：北大历史系的传统第一个是自由。自由就意味着每个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做什么样的题目，上什么样的课。老师对学生也是相对很尊重的，学生选什么样的题目，可以自己选择。比如《社会生活史》这堂课，就是我第一个在北大上的，我们系的传统是搞制度、搞政治，就学术的难度来讲，是远超社会史的。但当时我要上这个课，系里就批了，就可以上了，当时我很年轻，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自由。有自由才有独立的思考，不自由哪有思想啊，所有的判断如果都是被别人做出来的，你只是去解释，那这个判断是正确还是错误，你都没有判别的能力，你怎么可能思考？另外笃实也是我们的传统，都是扎扎实实，没有半点虚的。我当年决定要读硕士的时候，我的老师陪我去见了邓广铭先生。我们去他家里见他，他都已经80多岁了，老人家特别健谈，我们的谈话主要是听他说，两小时。我后来脑子都已经发热了，过度运转，有点跟不上了，他说的别的话我都没记住，但是有一句话我记忆深刻，就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这句话我记住了，但是更深刻的理解我是比较晚才知道。历史学是笨人可以做，聪明人也可以做的。但太聪明的人做不了，太聪明就意味着浮躁，历史学是绝不能浮躁的，历史学是有门槛的。在扎实的基础之上，又可以创新。从1988年到现在，都快30年了，这里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你可以身心舒展地在这儿活着，不会蹑手蹑脚，不会担心有权威压下。这是我们系最宝贝的财富，如果有一天把这个丢了，那就完了。
记者：是什么样的契机与《百家讲坛》结缘,并作为第一位登上《百家讲坛》的北大历史系的教授？
赵冬梅：有一年我们在武汉开宋史年会的时候，《百家讲坛》的编辑李锋跑来找讲宋史的人。当时李锋把我从一个会上叫了出来，他跟我说知识要分享，就是这句话打动了我。李锋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也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正式去《百家讲坛》试镜之前，他到我家里拿一个小DV试拍了大概三次。通常好多老师会觉我们会讲课，所以面对镜头是件很轻松的事，但事实上不是，挺困难的，比如说语速、语言的组织、表情什么的，都有讲究，并不容易。李锋很尊重我，包括《百家讲坛》的制片人、编辑都相当尊重我，以至于尊重我的任性，我弄得跟一般的老师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寇准，虽然有一、两本的传记，但是真正学术界像样的研究只有一个英文的在亚利桑那的博士论文。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寇准这个人的脉络要靠史料来复原。大家总是想象着好像这故事就在那，我像一个说书人把它说出来就完了，但实际上我做的工作，第一步是要找到史料。寇准没有文集，只留下一部诗集，《资治通鉴》长编里跟寇准有关的内容散落各处，跟寇准同时代的那些政治家的材料，只要跟他有关人和事都要读；第二步是阅读史料，过程中还要把相关的研究调动起来。我的优势是制度史，要把这些基础一边研究一边写作一边讲出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费力气的工作。另外我讲的不只是一个寇准的故事，是那个时代的故事。这是一个研究的过程，把寇准的生平脉络疏理清楚之后，再以通俗的方式呈现。寇准是这样的，司马光也是这样的。
记者：《百家讲坛》让你更为公众所知，这份名气是否有利也有弊？
赵冬梅：到目前为止《百家讲坛》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不好的东西。首先它督促我写作，我是一个特懒的人，必须要有人逼着，说你写出来这个要发表或者要干嘛我才会写，要不然我就跟玩一样地看书。事实上就教学而言，《百家讲坛》也帮助我思考怎么样讲故事，这个东西会有趣，有趣和有价值并不相悖。可以做到既有趣又有价值，但是这很难。深入浅出是最难的，我觉得我基本上做到了。另外它确实给我带来了名气，名气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坏东西。之所以坏呢，是因为人没有善用它或者太依赖它。我曾经开玩笑说我是一个拿着隐身草上电视的人。我特别庆幸上《百家讲坛》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很热了，所以不会太出名，也不至于飘飘然。人不被名利所腐蚀我觉得挺难的，我不保证我自己不会，所以我觉得不太出名正好，有一点小名气够用。
记者：象牙塔里的学术往往距离普通老百姓甚远，而老百姓获得真实历史的渠道及判断力又非常有限，你如何看待关于历史普及的问题？
赵冬梅：上《百家讲坛》是为什么？我觉得知识要分享。我的老师说得对，就是人家给你这么大一个讲坛，为什么不去讲？所有自认为高大上的学者都在鄙视这个讲台，但是却放任这讲台上不靠谱的人站着，你总是批评老百姓无知，却不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百家讲坛》毫无疑问现在还是最具影响力的传播文史知识的平台，不能因为有不靠谱的人上了，我们就抛弃这个平台。我自己做的就是宋史里相对比较复杂、高深的研究，真心觉得要想浅出很难。学者不该抛弃这个平台，应该合作。我坚持做的时候，有一些同事也认真看了，像我们系里面有一个搞欧洲中世纪的教授，寇准他全看了，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百家讲坛》对于我来说没有坏处。
记者：作为一个在北京的唐山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家乡？
赵冬梅：我的家乡意识很晚，因为小时候父亲在外地当兵，唐山地震的时候我5岁。我们家在乡下，北方农村的房子上面为了防水，用烧过的煤炭再加上一点什么东西和水泥合起来糊在上面，每年要加固，所以顶子特别重。我们家就是顶掉下来了，但是有一面墙我现在想应该是跟邻居家那一堵在一块儿，顶住了那块房顶。当时灾害很严重，村里面人死一半，解放军没有到，靠的是自救。地震之后，我母亲就带着我离开老家到南方生活。我上小学的那段期间在南方，在广东的部队大院里长大，讲普通话。那是一个典型的军队的文化，没有地域性。等我小学毕业回到老家，就不会说唐山话，那时候我很自豪，觉得唐山话很土。3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牛津，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我忽然意识到我不会说唐山话，我不会任何一种方言，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我对唐山也不了解，因为上学的时候活动范围很小，到30多岁的时候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我对于家乡的情感焕发出来，就是这些年，人到一定年龄真的会寻根，然后会觉得跟老家是有联系的。唐山是个伟大的地方，它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如果不地震的话，从发轫一直到成长壮大到今天，会有一段伟大的历史。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很感动，唐山人对灾难的关注，捐款和救援一定早于任何地方。在这些大灾大难来的时候，唐山人记得，唐山人没有忘，受到过帮助没有忘，我觉得唐山人知道感激，而且也知道分享。经历过地震的唐山人，变得豁达，反正早晚也要死的嘛，所以要吃好喝好，挺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