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第二版，主编熊曼琪

绪论
纵观伤寒学术的发生发展过程，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中，理论不断得以丰富而又颇具特色，进而事实上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特殊学科——伤寒学，毋庸置疑，伤寒学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中医临床理论之基石。
一、伤寒学基本定义及其研究对象
伤寒学是以一切外感热病发生发展规律及其诊治方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中医学科。然而，在其悠久的发展过程中，因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内涵与外延逐渐演变。简略言之，《伤寒论》的成书，标志着伤寒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由于该书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揭示了外感热病发生发展以及诊断治疗的一般规律，学术价值极高，为后
世医家所尊崇，因而《伤寒论)一书成为历代医家的研究对象。随着医学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外感温热类疾病“脱却伤寒，另立新说”。由此可见，时至今日，伤寒学之内涵与外延已非其初时之本来面目。
据其总体发展趋势.今日之伤寒学似可定义为：伤寒学是以六淫外感(风寒居多)所致的外感热病发生、发展、演变规律；病脉证治、理法方药；《伤寒》若述，以及由此派生而来的相关学科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中医发展的必然产物，历代医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上述定义涵括了伤寒学研究的3大基本对象。
其一，即外感热病，内容包括其发生发展演变规律及相应诊治原则和方法·是伤寒学研究的基本对象，进而维续丰富其内涵，扩大其外延，寻求更为有效的方法，是伤寒学的首要任务。温病崛起于明清之后，可与伤寒学并存不悖(狭义伤寒)。
其二，即《伤寒论》著作本身的研究，亦为伤寒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伤寒论)版本、作者、后世相关著述内容等，涉及文献学、史学、哲学、病因学、病机学、诊断学、治疗学、方剂学、药物学、护理学等诸多学科。当代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尤以探索六经辨证运用规律、拓展经方运用范围、揭示经方药理机制、提高中医药对现代疑难危重病症的疗效，即以《伤寒论》六经辨证理论和原著方剂现代临床运用及其机制研究为其显著特点。
其三，即由上述两方面派生而来的相关研究。意指有关伤寒学研究之方法、手段、研究者及其成果、伤寒学术发展史等，力求日新月异。
二、伤寒学的几个基本概念
在伤寒学领城中，有几个极为重要的基本概念，需要予以较为明确的阐释。
(一)伤寒
伤寒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有学者研究认为”，《素问》中只用作病因学概念，后在

《难经》中始作病名，但不排除广义病因概念，至王叔和继仲景遗论为《伤寒论》、《伤寒例》，继承了《黄帝内经）《难经》学术思想，除了部分保留“伤寒”仍为病因概念外，大多已成为广义、狭义的病名。这样，源于《黄帝内经》的伤寒词义，经《难经》到（伤寒论》，逐步完成了由病因转向病名的变迁。 作为病名，伤寒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之总称，《难经》“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伤寒有五”之“伤寒”，即为广义之伤寒。孙应奎曰：“凡风寒湿热燥，天之六气，自外而中人五脏六、十二经络者，四时之中，皆得谓之伤寒。”明确指出了伤寒是外邪侵袭人体后所致疾病之总称。
狭义伤寒，是指人体感受风寒之邪，感而即发的一类病证。《难经・五十八难》所言广义
伤寒5种病证中之“伤寒”，即为狭义至于现代医学所称之传染病“伤寒”，与中医学之伤寒，概念完全不同，必须予以指出。作为伤寒学之经典著作，《伤寒论》以广义伤寒为其基本研究对象。就现存版本而言，以狭义伤寒证治内容居多，并兼及部分杂病证治。
（二）六经
六经一词，亦始见于《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六经为川，肠胃为海”，六经与肠胃（脏腑）相对应，意指人体之经络：其后之《素问・阴阳离合论》论述三阳、三阴经脉生理特性及其相互关系时，均分别言及“三经”一词。综合分析可知，三阳之“三经”与三阴之“三经”，合则而为“六经”。是故六经一词，实为三阳三阴之总称，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既，最初用以指代人体之经络系统，然则三阳三阴的概念，在《内经》中应用非常广泛，既用以说明人体脏腑与经络之联系，也用以阐释经络相互间的关系，更以之说明人体与自然之间的相关性。脏腑经络学说、开阖枢理论、气化学说等，无不以之作为重要概念。
作为伤寒学的基本概念，六经一词并未见于《伤寒论》中。其被引用于伤寒学，殆始于晋人皇甫谧，其《针灸甲乙经》篇名即日：“六经受病发伤寒热病”。而宋金时期。成无己注解《伤寒例》之“两感于寒”者，谓“三日六经供病”，以释原文之“三阴三阳、六脏六腑皆受病”，承袭了《黄帝内经》六经之基本内涵，指代人体脏腑及其经络。其后，六经概念明确成为三阳三阴之代称，为历代医家所沿用，并据经义之理解不同和实践体会之异，而赋以不同的内故而有六经脏腑说、六经经络说、六经气化说、六经地面说、六经形层说、六经阶段说、六经证候说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伤寒学说。然而，亦正因为如此，导致伤寒学中六经概念的定义难以明确，内涵与外延难以界定。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六经、六经病与六经辦证是不同的概念，三者不能混称。六经是伸景及历代伤寒学家在全面继承《黄帝内经》六经认识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和发展而来的一个高度抽象的生理概念。具体而言，六经应为人体生理结构、功能、相互关系及人体与自然相应关系的高度概括，即脏腑、经络和气化的综合。在这一整体系统内，根据人体结构、功能关系之不同特性，又划分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6个子系统。子系统之间既互相独立，又相互联系。
（三）六经病
六经病是伤寒学中的基本病理概念。有研究者认为，六经病是六经所属脏腑经络活功能失常的结果，一是表明外感热病初起表现不同的6种疾病类型，一是表明外感病发展化过程中的不同转归。由于各脏腑功能特征不同，患者体质各异，寒邪侵袭人体后可在不脏腑经络系统表现为不同的6类疾病，六经提纲证即六经病初起最基本表现和病理特征

的概括。
《伤寒论研究大辞與》亦明确予以定义：六经病是六经脏经络在病邪的作用下（其中主要是塞邪），其功能活动和组织结构受到干扰和破坏所产生的病变。每一病在病变部位、性质、病机、病势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
由上可以看出，六经病实指六经生理之异常变化，尤其是人体感受外邪后发生的六经生理异常（外感热病），包括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6种基本病理类型或病理阶段。且各病理类型或病理阶段之间既互为关联，又各具特征，共同反映出外感热病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其病理本质。
（四）六经辦证
六经辦证是一个诊疗学概念，是中医辦证论治基本方法之一，尤其适用于外感性疾病的辨证论治。这一辦证论治方法导源于《黄帝内经》“热论”、“刺疟”、“刺热”、“厥论”诸章节，而其完整体系之创立，则应归功于《伤寒论》作者张仲景
六经辨证以六经所属脏腑经络、阴阳气血之生理特性、生理功能及相互关系为基础，结合中医整体恒动观念，根据人体正气之强弱、病因之属性、病势之进退缓急等因素・将外感疾病演变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证候，进行分析、综合和归纳，从而讨论其病变之部位、证候之特点、受累之脏腑、寒热之趋向、邪正之消长及预后之良恶，并据之确立治疗原则、治疗方法、治疗方药及调护措施等。因此，六经辦证既是辩证之指导纲领，亦是论治之指导原则。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伤寒论选读谓“伤寒六经辨证以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来划分外感病证治，是一个包括邪正、阴阳、气血、脏腑、经络、气化、发展阶段等理论以及治法、方药在内的综合性临床辦证论治体系”，反映了六经辦证概念的基本内涵。
三、《伤寒论》作者及其生平
《伤塞论》作者张机，字仲景，约生活于公元150-219年，南阳郡涅阳人。少时随同郡张伯祖习岐黄技，好学多思，终至青出于蓝，医术远超其师，成为著名医家，与华佗并称于世。因其对临证医学的卓越贡献，而被后世医家奉为医圣
仲景生平《后汉书》无传，其生卒年份无从确认。薛凝嵩认为口，仲景约生于公元142145年，卒于210年。宋向元则认为生于公元148年至152年之间，卒于211年至219年之间。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15-17）则将其生年确定为公元150年，卒年确定为公元219年。杜雨茂考证仲景见何的时间，并进而推测出仲景诞生于公元151年。从《针灸甲乙经序》华佗、仲景并称而华佗在前、仲景在后，进而考察了华佗卒年和仲景著《伤寒杂病论》的年代，推测出仲景可能卒于公元220年이
关于仲景的籍贯，认识亦不尽一致。李濂医史・卷六》记：“张机，字仲景，南阳人也。”《襄阳府志》记其为南阳棘阳人，而《河南通志谓：“张机，涅阳人。”按《后汉书》所记荆州刺史部郡
七：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其棘阳、涅阳皆南阳郡所辖。棘阳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南（一说今湖北枣阳县），因其地处棘水之阳而名。涅阳因位于涅水（今赵河）之阳得名，治所在今河南邓县东北（一说今河南南阳县）。南阳，作为古地区名，所指有三。其中之一即为今河南省西南部，战国时分属楚、韩，地居古代中原的南方，位于伏牛山、汉水之阳，故名。作为郡治，初设于战国秦昭王35年（公元前272年），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市）。汉时辖境相当于河南熊耳山以南叶县、内乡间和湖北大洪山以北应山、邸县间地，其后渐小。20世纪80年代

初，有研究者考证确认涅阳（河南邓县穰东镇张寨村）为仲景出生地。
仲景曾为长沙太守之说，始见于北宋林亿等校定《伤寒论・序》注：“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此前并无相似文字记载。《后汉书》和《三国志》均未为其立传，即如王叔和、皇甫谧等晋唐医家，在论及张仲景时，都未提及此事。其为长沙太守之说，始于北宋，其后日盛，诸如《医说》、李濂《医史》、《历代名医蒙求》、《南阳府志》、《长沙府志》、《襄阳府志》、《邓州府志》等，均有其为长沙太守的记载。
1981年，在南阳医圣桐发现寺内一块古墓碑之碑座后方刻有隶书“成和五年”四字。查“成和”为晋成帝年号，“五年”为公元330年。据鉴定，认为“碑座之字确为晋刻，然偏于旁，当是昔日石工试刀所镌，此事在西安碑林中不乏其例。碑的勒石则较晚。”碑正中题“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之墓”，虽基本为楷书，但仍存隶意。从所刻配画来看，应距张仲景逝世不太长久。
晋碑文字之发现，似为仲景守长沙之力证。但其时仅距仲景辞世百余年，而有医圣之号，亦难令人信服。考诸文献，晋唐时期，诸家言仲景者，皆未称其为圣人。晋时皇甫士安
日：“伊尹以元圣之オ，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陶隐居日：“惟张仲景一部，最为群方之祖。”其推崇景仰之意，跃然纸上，然并无医圣之称。魏晋间人多以元化、仲景并称，若独尊仲景为圣，则于情理难合。医圣之说，殆始于宋金时，成无己曾云：惟仲景之方，最为群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医铁之中特为枢要。参今法古，不越毫末，乃大圣之所作也。刘河间云：仲景亚圣也，虽仲景之书未备圣人之教，亦几于圣人焉。由此可知，仲景为长沙太守和誉称医圣，皆始于宋金时期，故墓碑所记，尚不足为凭。
尽管学术界看法不ー，但仲景为长沙太守之说影响甚大，流传很广。孙鼎宜《仲景传略》
曰：“今长沙城北有张公祠，民岁以祀焉。湘潭俗以正月十八日为仲景生日，群众举酒作乐以娱神。”其祠于民国时期（1938年）毁于兵火。传说其为长沙太守时，每逢旧历初一、十五，即停办公事，在大堂上置案诊病，称为“坐堂”，故至今仍称药堂应诊之医生为“坐堂先生”。后世尊称仲景为张长沙，其方为长沙方，皆源于太守之说。
有关仲景医术卓绝之传说甚多，最著名者当属与王仲宣诊病一事，见于多种文献。除《针灸甲乙经序》外，《何颗别传》亦记载：“王仲宣年十七，尝遇仲景，仲景日：君有病，宜服五石汤，不治不成，后年三十当眉落。仲宣以其贳长也远，不治也。后至三十，疾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据史书记载，王仲宣死于建安22年（公元217年）正月24日，时年41岁。其年轻时曾避乱荆州，依附刺史刘表。而据《针灸甲乙经》所记推论，则两人见面时当在建安2年（公元197年）左右。建安2年，仲宣时年21岁，与其避难时期相符，且南阳隶属荆州，因此，仲景在此时期与仲宣见面有其可能性。
《神仙通鉴》记日：元嘉冬，桓帝感寒疾，召机调治。病经十七日，机诊视曰：正伤寒也。拟投一剂，品味辄以两计，密覆得汗如雨，及且身凉。留机为侍中，机见朝政日非，叹日：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通去，隐少室山，及卒，葬宛城东二里许。后世尊为医圣。《抱朴子》
内篇云：仲景穿胸以纳赤饼。说明仲景于外治法亦有颇高造诣。后人章太炎评日：“其绝技乃与元化相类，而法不传，魏晋间人多以元化、仲景并称，其术之工相似也。”
仲景医德高尚，向为后世所传颂。其所处之时，风气日颓。士子多追名逐利而不求务实。仲景于此，颇感愤慨，日：“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之厄，中以保身长 绪论C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惟名利是务。”对名利之徒予以抨击，反对重巫轻医的不良风气，呼呼社会关心医学。同时，也对因循守旧、不负责任的恶劣医风给予无
情批判。曰：“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肤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自己则以拯疾济世的崇高责任感，刻苦钻研，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撰写《伤寒杂病论》，创立辦证论治体系，莫定中医临证医学不朽之基。此外，据后世史料记载，尚著有《张仲景疗妇人方》2卷、《张仲景药方》15卷、张伸景脉经》1卷、《五脏营卫论1卷、《疗黄经》1卷、《口齿论》1卷、集验小品》等，惜俱失传。
仲景之师张伯祖，《医说》记载：“张伯祖，南阳人，性志沉简，笃好方术，诊处精审，疗皆十全，为当时所重。同郡张仲景异而师之，因有大誉。”仲景弟子卫汛、杜度皆以医名，卫汛曾著有《妇人胎藏方》、小儿颅囟经》、四逆三部经》，其中，小儿囟经尚存于世。
四、《伤塞论》问世的时代背景
春秋战国以后，中医学发展较快，特别是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及大批其他医经、医方著作的问世，标志着医药学理论的初步形成。
成书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中医学的两个显著
特点：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在《黄帝内经》中得到充分反映，而尤以整体观念最为突出。其关于人与天地自然之关系学说、脏腑经络学说、生理病理学说、诊断治疗学说、疾病预防及养生保健学说等，为中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由单纯的经验积累阶段发展到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它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与依据。
《难经》一书，系以问答体形式阐明《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为其著述宗旨，其内容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是书于脉学贡献甚大，变《黄帝内经》三部九候之脉法为独取寸口，论及脉象约30种，为后世脉学莫定了基础。其论脏腑经络、生理病理等，均在《黄帝内经》基础上有所发挥，对汉以后的医学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先秦至两汉时期，药学知识积累已经相当丰富。《山海经》曾记载药物120多种，治病达50多种。马王堆汉墓出土之《五十二病方则记载药物247种，收录方剂280余首。时至东汉早期，药物学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武威汉简《治百病方》所录30余个方剂中，收集药物近百种，其中半数为《伤寒杂病论》所用。而《神农本草经》则对战国以来至东汉时期的用药经验和药学知识作了全面总结。实际上，在此以前，即有药学专著问世，仓公曾从公乘阳庆习《药论》，惜其失传，故《神农本草经》乃成我国传世之第一部药学专著。
战国至东汉时期，临证医学发展很快。在医学整体观念指导下，辦证论治思想得以形成并发展。《黄帝内经》即十分重视辦证论治・而淳于意则不仅综合运用望、闻、问、切4种诊断方法，而且注意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辦别，初步运用了辨证论治原则。东汉早期的《治百病方》，已能灵活运用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方法。至于处方用药，在应用单味药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复方配伍理论。《内经载方13首，而く五十二病方》则收录方剂280余首，大部分为复方，所治病种包括内、外、妇、ル各科疾病100余种。《治百病方》所录之方几乎全为复方，且剂型多样，包括汤、丸、膏、散、體、栓等。此外，据（汉书・艺文志》载，尚有“经方十一家”，计“二百七十四卷”，包括内、外、妇、儿各科的临床辨证治疗及处方用药经验。凡此，皆说明

当时的临证医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医经和医方的大量涌现，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原则得以初步确立。这种医学体系的内部环境，意味着《伤寒杂病论》撰写时机的成熟。而当时的社会历史因素，则是《伤寒杂病论》问世的催化剂。时值东汉末年，战乱频仍，灾疫连年，民不聊生。曹植《说疫气》云：“疫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门而，或覆族而丧。”描述了当时的慘景。曹不致吴质信中亦曰：“昔日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时俱逝，痛可言耶？”证明当时人民对医药之需求十分迫切。张仲景“宿尚方术”，素有拯疾济世之心。且灾疫肆虐，其亲属亦深受其害。其自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因“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辦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伤寒杂病论》一书，撰成于东汉末年，这是毫无疑问的。然其具体之年份，迄今仍无定论。今多据其自传推断，其著述应始于建安10年（公元205年）之后，终成于建安15年（公元210年）以后。另有观点认为：“建安纪年”为建安12年，则著书应在建安20年以后。尚有人认为建安乃建宁之误，则著述应始于建宁10年（公元178年）之后。总之，其著述的起迄年份尚待考证确定。
五、《伤塞论》版本沿革
据仲景自序，《伤寒杂病论》原书16卷，包括伤寒和杂病两部分证治内容，成书于东汉末年建安年号中后期。其时军阀割据，战乱频仍，以致仲景逝后不久，该书即散乱于世。今人得睹其貌者，赖晋人王叔和之力也。《针灸甲乙经序》云“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养生论谓：“王叔和，性沉静，好著述，考核遗文，采摭群论，撰成《脉经》十卷，编次《张仲景方论》，编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说明仲景著作散乱不久，即得王叔和及时整理，名日《张仲景方论》。其《脉经》也收录了《伤寒杂病论》大部分内容，伤寒部分主要见于卷七。在论及桂枝汤等方剂时，每日“方见伤寒中”，说明王叔和已将仲景论伤寒部分重新撰次，独立传世，书名《伤寒》。《隋书・经籍志》云：“梁有张仲景辦伤寒十卷”，可能即是王叔和所整理撰次的《伤寒》之传本。
自王叔和整理之后，复经两晋、南北朝等分裂动荡年代，该书时隐时现，辗转传抄于民间，以致传本歧出，书名各异。至唐代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少有征引，而未得窥全貌，故有“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之感叹。其晚年所著之《千金翼方》，则于卷九、卷十中收录仲景《伤寒论》之全本，全书392条，方剂94首，除少数几条与今传宋本《伤寒论》有别外，其内容与文字基本相同，并首次采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对原著进行重新编次整理。此传本当是目前存世最早而内容完整的版本，今称唐本《伤寒论》。
至唐天宝年间王焘著成《外台秘要》，附载《张仲景伤寒论》18卷，其中前10卷与今本伤寒论》略同，而后8卷则多论杂病，且与今本《金匮要略》大异，故亦称其为唐旧本。时至北宋，国家设立校正医书局，“择知医书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医书。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和医家皆参与这一浩大的整理工程，如掌禹锡、林亿任校理，张洞任校勘，苏颂、高保衡、孙奇等先后任校正。林亿等人“以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故以开宝年间高继冲所编录进上之版本为底本，“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重复，定有一百二方”。于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奏请颁行，习称宋本《伤寒论》。此一版本今不复存，传

世仅为明・赵开美之复刻本（公元1599年），习称赵刻本，庶几通近宋治平本之原貌。
宋本全书十卷，明洪武年间芗溪黄仲理作《伤寒类证》，认为“仲景之书，六经至劳复而已其间具三百九十七法、一百ー十三方，好恶具备，有条而不家者也，"其辨脉、平脉、伤寒例、辨痉湿暍病脉证治前4篇及辨不可发汗病脉证治等后7篇，宜削之。“庶使真例必分，要理不繁，易于学者也。”故现今通行版本均据此说，仅录其主体部分，即始于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终于辦阴阳易瘥后劳复病脉证并治，共计10篇，实为宋本《伤寒论》之节略本
值得注意的是，宋时所校之《伤寒论》，实有两个版本。别本名为《金匮玉函经》，于治平三年校毕。从林亿之《校正金匮玉函经疏》可以得知，此本基本保留了王叔和撰次之旧貌，其文献考证价值当较宋本《伤寒论》更高。其日：“《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其济人之心，不已深乎？细考前后，乃王叔和撰次之书。张仲景有《金匮录》，故以（金匮玉函》名，取室而藏之之义也…此经自晋以来，传之既久…“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等先校定《伤寒论》，次校成此经，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聴断，故并两存之，凡八卷，依次旧目，总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
北宋校刊（伤寒论》不久，金人成无已于1144年著成《注解伤寒论》，流传甚广，影响很大。此本仍为十卷二十二篇，开全文注释《伤寒论之先河，习称成注本
目前流传的主要版本即宋校《伤寒论》节略本和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两种
六、《伤寒论》学术渊源
《伤寒论》理论渊源有三：①全面继承总结了汉时及以前古典中医药理论和知识，从《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胪药录》和阴阳大论）等著作中获取理论要素；②广泛取汉和汉以前医家的有效方药和各具特色的医疗成果，并将之上升为医学理论；③系统总结了仲景本人长期临床实践经验。这种渊源关系明确反映在其自序里，日：“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ー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辦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值得注意的是，其辦外感热病之六经分证论治方法，脱胎于《内经》，而又有显著的区别。《素间・热论》只论述了部分热证、实证，未及虚证、寒证，其变化仅有两感，治法只限于汗、下二法。而《伤寒杂病论》则全面论述了外感热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和证候诊治特点，寒热虚实，阴阳消长，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皆论述详尽；治疗上八法赅备，针药并施，既是辦证之纲领，亦是论治之准则。概括而言，《热论》之三阳三阴辦证言常不及变，《伤寒杂病论之六经辦证则常变兼论。二者论三阳病证有同有异，而三阴病证则有异无同。前者论传变拘泥于逐日受之，而后者强调以脉证为凭，既不拘于日数，亦不主张机械地顺序相传。由于前者只论述了热证、实证，故而治法仅限于汗、下二法；后者病证寒热虚实皆括，故其治法多样，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悉备。
《伤寒论》论外感热病主要是基于《素问·热论》，但有人认为，《伤寒论》三阳三阴病辦证论治是在《灵枢经・经脉》十二脏腑经络分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不排除《素问・热论》的影响。《伤寒论》联系《灵枢经・经脉》来看，则三阳三阴的病机实质昭然若揭。如太阳经证不解循经入腑，出现蓄水、蓄血之腑证，这就是脏腑经络之间的络属关系在病变时的必然趋势。而（伤寒论》联系《素问·热论》来看，则只可了解六经病变一部分外在表现和发展趋势，而很难说明上述脏腑经络病变之间的病机发展趋势

另外，亦有人认为明，《伤寒杂病论》与《内经》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部分日本学者认为两书的文化根源不同，故而属于两种不同的医学流派。然而，这种观点并未得到公认。总之，《伤寒论》外感热病证论治体系主要是在继承《黄帝内经》六经分证论治的基础上，参合各家学说，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进一步发展完善起来的
在讨论《伤寒论》学术渊源时，我们还应注意如下一些文字记录：《针灸甲乙经序》：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
注解伤寒论序》：医之道源自岐黄，以至神之妙，始兴经方：继而伊尹以元圣之オ，撰成汤液，俾篆庶之疾疚，威遂调除，使万代之生灵，普蒙济；后汉张仲景，又广汤液为（伤寒卒病论》十数卷，然后医方大备
有研究表明，《伊尹汤液》即为（汉书・艺文志》所载之《汤液经法》，惜此书早佚。近年发现教煌卷子本《轴行决脏腑用药法要》，据考证此书可能为陶弘景所撰，抄写年代当在宋代以前。该书有关内容为仲景直接继承《汤液经法》提供了佐证。其日：“陶弘景云：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口，为方亦三百六十首…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表明该书为《汤液经法》之节略本。书中
明言：“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威师式此《汤液经法》，悯民疾苦，造福含灵。”而其所录之方，竟有惊人相似之处，如其小青龙汤即《伤寒论》麻黄汤，大青龙汤即《伤寒论》之小青龙汤，小阳旦汤即《伤寒论》之桂枝汤等。
以上文献资料说明，《伤寒论》继承了《神农本草》和《伊尹汤液》之成果，与之构成直接之渊源关系。但令人颜感困惑的是，《伊尹汤液》既然属于《伤寒论》主要学术渊源之一，而在其自序里却未提及。
七、六经辦证系统基本内容
《伤寒论》的卓越贡献在于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仲景全面分析外感热病发生发展过程，综合病邪性质、正气强弱、脏腑经络、阴阳气血、宿疾兼夹等多种因素，将外感热病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所呈现的各种综合症状概括为六个基本类型，即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并以此作为辦证论治的纲领。任何一个类型都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外感热病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或病程的某个阶段所呈现的综合症状。六经病证彼此之间有一定的有机联系，并能相互传变。其传变学说并无必然的僵化顺序和固定之时日，而是主张疾病之传变，决定于感邪之轻重、正气之强弱和医护之当否，或传或不传，或循经传，或越经传，或直中，或合病、并病，灵活多变，较之《内经》之传变学说，更符合临床实际。其三阳三阴分证，客观反映了外感热病由表入里、由浅人深、由轻到重、由实转虚的发展变化规律，具有极高的临床实用价值。
（一）太阳病
太阳统摄营卫，主一身之大表，为诸经之藩篱。凡感受外邪，自表而入，每先侵犯太阳，故太阳病多出现于外感热病的早期阶段。“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是太阳病的提纲，凡见以上脉证者，即可称为太阳病。太阳病据其临床表现，可分为表证和里证两大类。太阳表证，又因感邪性质和体质差异，进而分为3种类型，即中风、伤寒和温病。太阳中风，病机是风寒袭表，卫强营弱，表现为发热恶寒、头痛项强、自汗、鼻鸣干呕、脉浮缓等，而以自汗、脉缓为其特征，故又名表虚证。太阳伤寒病机为风寒束表，卫遏营郁，表现为发热恶寒、头痛项强、周身或骨节疼痛、无汗而喘、呕逆、脉浮紧等，而以无汗、脉浮紧为特征，故又名表实证。太阳温

病，是温邪犯表、热盛津伤之证，以发热而渴、不恶寒或微恶风寒为其临床特征。太阳里证，又称太阳腑证，与太阳表证（经证）相对。病因乃为太阳表邪不解，循经入里，可分为蓄水和蓄血两类。蓄水证是表邪不解，入于膀胱之腑，气化失职，水蓄不行，主要脉证是发热、汗出、烦渴欲饮、水入则吐、小便不利、少腹满、脉浮数等。蓄血证是邪热深入下焦，与血相结，表现为少腹急结或硬满、如狂或发狂、小便自利等。此外，太阳病尚有兼夹证，如伤寒表实兼项背强、兼内热烦躁、兼寒饮等。亦有因失治误治等而致的变证，如阳虚、火逆、结胸、痞证等。太阳病以汗法为其常法，表虚证治宜解肌祛风，调和营卫，方用桂枝汤；表实证治宜发汗解表，宣肺平喘，主方麻黄汤；太阳里证，蓄水者，治宜化气行水，方选五散：蓄血者，治宜活血化，方用抵当汤等
（二）阳明病
阳明主燥，为多气多血之经，又主津液所生病。邪入阳明，多从燥化，无论阳明本经受邪，或病邪从他经传来，其证多属里热燥实性质，每多见于阳热亢盛的极期阶段，故阳明病以“胃家实”为提纲。典型脉证为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口渴、脉大等，凡见此类脉证，即可称为阳明病。根据燥热与肠中糟粕相结与否，阳明病可分为热证与实证两类。阳明热证，又称阳明经证，其病机为胃热炽盛，消灼津液，无形邪热循经弥漫于全身上下内外，临床以大热、大汗、大烦渴、脉洪大为特征。阳明实证，亦称阳明腑证，病机为燥热之邪与肠中槽粕搏结不解，以“痞、满、燥、实、坚”为病理特征，主要表现为潮热谵语、手足汗出、腹胀满疼痛、大便硬、脉沉实等，甚者出现循衣摸床、微喘直视、目睛不和等危重证情。亦有胃热東牌及津液内竭之便硬，同属阳明篇。此外阳明篇亦包括湿热发黄、血热致齟、蓄血、阳明中寒等内容。阳明热证，治宜清解，方以白虎汤为代表。阳明实证，治宜攻下，方以承气汤为首选。
三）少阳病
少阳主相火，主枢机，病则相火上炎，枢机不利，故以“口苦、咽干、目眩”为提纲。其发病可由他经传来，亦可本经自受。主要表现为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苔白薄、脉弦细等。病入少阳，则病邪已离太阳之表，而又未入阳明之里，据三阳证之浅深层次，少阳病被视作半表半里证。正因为这一特殊病理层次，决定了少阳病多有兼表兼里之不同证型。少阳兼太阳表证，表现为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心下支结等；少阳兼阳明热结在里，其证见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或心中痞硬、或潮热不大便等。另有少阳病误下后，邪气弥漫，表里俱病，虚实相兼，而见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身重等：有少阳而兼水饮内结，症见寒热往来、心烦、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者。少阳病以和解为其基本治法，小柴胡汤为首选。其兼表者，和解兼以解表，选用柴胡桂枝汤；兼里者，和解兼以攻下，宜施大柴胡汤。禁单独使用汗、吐、下等法。
（四）太阴病
太阴为三阴之表，本湿而标阴，喜燥而恶湿。太阴为病从其本，故无论外邪直中，或内伤生冷，或三阳误治而病传太阴，其病多牌阳受损，寒湿内阻。其证属里属寒，以“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为提纲。换言之，凡见上述脉证者，皆可称为太阴病。治以温中健脾除湿为法，视证情之轻重分别选用理中汤、四逆汤等。太阴病亦有兼太阳表证者，可用先表后里或表里同治之法；有兼气血不和腹痛者・宜用温运通络、缓急止痛之法。太阴病失治误治可致阳气更伤，形成少阴虚寒证。
（五）少阴病
少阴本热而标阴，手少阴心主火，足少阴肾主水，水火交泰而阴阳平衡。少阴病有外邪

直中者，有他经传入者，其基本病理为心臂虚衰，气血不足，故以“脉微细，但欲寐”为提纲，而多见于外感热病后期危重阶段。少阴为病，从其标本，故其病理变化有寒化和热化两类。寒化证病机为心肾阳虚、阴寒内盛，主要表现为恶寒肢厥、下利清谷、呕吐心烦、精神疲意、脉沉微细等；亦有阴寒太盛，格拒虚阳，而见身反不恶寒、面赤发热、烦躁等真寒假热证象者，证情更为严重。其热化证病机乃阴血不足、虚火上炎，症见心中頻、不得卧、咽干、咽痛、或下利口渴、舌红绛、脉细数等。总之，少阴病证情复杂，病势沉重，有阳虚，有阴亏，有阴阳俱虚・亦有阳虚兼表者，有阴伤化燥、水涸土燥者，因而其治法多样，大要不离扶阳与育阴二途，扶阳多用四逆之辈，育阴常施胶芍之属。其预后转归当视阳回或阴复之情况而定。
（六）厥阴病
阴风木，下连少阴寒水，上承心包相火，同时厥阴与牌胃，有木土相克关系，故厥阴病较为复杂，部分证候相当危重，多出现于外感病末期。厥阴病据其原文内容，可归纳为上热下寒、厥热胜复以及厥、利、呕、四大症状。厥阴病以“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下之，利不止”为提纲，实为上热下寒、寒热错杂证候之纲要。其厥热胜复证多是厥阴寒证中出现的阴阳争胜现象，临床上以手足冷（下利）与发热交替出现为特点，若质利则示阴胜，发热则为阳复。从厥热出现时间的长短，来判断邪正之胜负及相互演变之趋势。如厥热相等，或热多于厥，是表示正能胜邪，主病退，为向愈之机；若厥多于热，则是邪胜正衰，主病进。但也有阳复太过、转而化热而为喉痹或下利脓血证。厥逆，为厥阴篇的主要内容之一，其病机乃阴阳气不相顺接。据其临床表现及成因不同，而有脏厥、蛔厥、寒厥、热厥、水厥、痰厥等类型。厥阴下利，有热利、寒利、寒热错杂下利等。厥阴呕哕，有虚塞、实热之别。简言之，厥阴病篇内容繁多，虚实错杂，旨在揭示辨证论治之精义，因而其治法无定律，贵在审证求因，灵活施治。 （三
综而言之，《伤寒论》重点阐论了六经病证的特点和相应治法，同时论述了各经病证的传变、合病、并病，以及因处治不当而致的变证、坏证及其救治方法等。通过六经体系的归纳，可分清主次，认识证候的属性及其变化，进而在治疗上攻守从容，三阳病以攻邪为主，三阴病以扶正为重，表里同病、虚实错杂之际，又强调标本缓急之辮，既中规矩，亦有活法。其第16条“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即是仲景对辦证论治原则最精辟的表述
（七）传变规律
据中医整体恒动观念，外感热病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正邪进退、阴阳消长决定了疾病性质、病变部位等的不断变化，这种病理变化在六经证中习称传变。其传变之基本规律可概括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轻到重，由实至虚。
传变：传变一词，见于《伤寒例》。成无己注日：“传有常也，变无常也。传为循经而传，此太阳传阳明是也；变为不常之变，如阳证变阴证是也。”影响传变的因素主要有：正气的强弱及察赋之阴阳，病邪的性质及其强弱，医护措施的当否，并不拘泥于病程之长短。据六经顺序而传者，习称循经传，如太阳传阳明是也。不循其顺序而传者，习称越经传如太阳传少阳是也。首尾传，是指太阳与厥阴相互传变；表里传，是互为表里的两经相传，如少阳传厥阴；均属于越经传范畴。另外，尚有手足经相互传变者，称手足传
本经自病：外感热病，多由表入里，是以初起每见太阳征象。若病初即见阳明或少阳证象，而无太阳表证，是为外邪径犯其经，称为本经自病，或日本经自发
直中：若病情严重，初起即见三阴病证，而无三阳传入之过程者，是外邪直犯三阴，称为直中。

两感：初期即见表里阴阳两经证象者，则外邪同时侵犯互为表里的阴阳两经，称为两感，属合病范時。如太阳少阴两感。
合病：凡两经或两经以上证象同时出现于疾病初期者，称为合病，如太阳与少阳合病，阳明与少阳合病等。
并病：先病一经，次及他经，而致两经证象同时存在，称为并病。如太阳阳明并病、太阳少阳并病等。
（八）治疗原则
据中医整体恒动观念，一切疾病皆是各种因素导致机体内部阴阳失衡，是故调整阴阳是切疾病之治疗总则。外感热病是外邪侵袭人体所致之阴阳失衡，邪实是其主要因素。然邪之所湊，其气必虚；正虚之所，为容邪之地，故而其基本病理要素包括正虚和邪实两者。因此，扶正祛邪以达到调整机体阴阳之目的，是治疗外感热病之基本原则。
扶正祛邪基本原则必须通过具体治法予以体现。在六经辨证体系中，其法那原则是通过汗、吐、下、清诸法得以体现。汗解表邪，麻黄桂枝之属：吐下去实，瓜蒂承气之类；清法泄热，白虎桶玻；温可散寒，姜附四逆。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而其扶正原则，自是通过补法体现温补阳气，滋养阴津，最为直观。而将此原则暗寓于祛邪方法或调护措施中，则更显玄妙。后人总结六经辦证体系中扶正原则时，认为扶阳气、顾阴津、护胃气等基本思想贯彻于外感病施治之全过程
从临床思维角度认识，则表里先后及标本缓急是治疗外感热病之基本指导原则。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正确处理扶正与祛邪之主从和表里之先后关系，与临床疗效息息相关。据临床实际情况，或祛邪以扶正，或扶正以祛邪，或祛邪扶正并重；或先表后里，或先里后表，或表里同治。妙在审时度势，随证而施
八、《伤寒论》对方剂学的贡献
秦汉时期，方剂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而《伤寒杂病论》的成书，则标志着方剂学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全书实际收方269首，其中伤寒部分载方112首，使用药物214种，基本包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故被誉为“方书之祖”。其对方剂学的贡献，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组方原则，严密完整
方剂的组成，必须遵循一定的组方原则，否则，组合杂乱无章，难以收到卓越的疗效。仲景对方剂组成以及药物的加减化裁等，均作了严格的规定。如桂枝汤，用治发热恶风、汗出脉浮缓之太阳中风证，方以桂枝为君，解肌祛风；芍药为臣，敛阴和营；二药相须为用，共奏解肌祛风、调和营卫之效。生姜辛温，佐桂枝发散卫邪；大枣甘温，助芍药敛补营阴，二药以相须为用，同为辅佐之品。甘草甘平，调和诸药，益气扶正，以为使药。全方药虽5味，却充分体现了君、臣、佐、使相合的组方原则。组方虽有原则，证象更多变化，故临证处方用药，须在遵循原则的基础上，药随证转，灵活加减。仲景于兹，刻意以求，而有卓绝之造诸。如太阳中风兼项背强者，在主方桂枝汤的基础上，加升津舒经之葛根；若兼表阳虚汗漏不止者，则加温经扶阳之附子；邪气欲陷而胸满脉促者，则去酸敛之芍药；太阳表邪内陷太阴，而现腹满时痛者，则倍加芍药以和络止痛。由此可知，其组方既有严格之原则性，亦有变通之灵活性。
（二）治疗八法，方药体现 量八三（
《伤寒论》之方剂具体体现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8种治疗大法。汗者，麻桂之

属；吐者，瓜蒂之剂：下者，承气诸汤；和者，柴胡类方；温者，四逆之辈；清者，白虎三黄；消者，生姜泻心；补者，炙草复脉。方剂之用，扶正以攻邪，祛邪以扶正，总求邪去正复，阴阳平衡。上述诸方，为仲景运用八法之典型。更有攻补兼施、寒温并行者，如白虎加人参汤，白虎以清热，人参以补气液，而收攻补兼施之效；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则以芩连清上热，姜参温下寒，以求寒热互调之功。此又八法灵活运用之实例也
（三）承传古方，创制新剂
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古为今用。其书中所载部分方剂，即为直接继承古人成果，如大黄黄连泻心汤，其组成与火齐汤（伊尹三黄汤）相同；青龙、白虎、真武等方名，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与麻黄、桂枝、葛根等方命名原则不同；而多甘草汤，其方后
注：一名复脉汤，说明此方也是前人所创，因仲景收录而传世。在继承的基础上，仲景自己创制了不少名方。在《伤寒论》所载的112首方剂中，虽然不能确切判定哪些方剂是古方，哪些方剂是自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所录之方，大多疗效可靠，颇切实用。如白虎汤清热，五苓散利尿，十枣汤治悬饮，麻黄汤散表寒，苓桂术甘汤健运牌阳以饮，半夏泻心汤辛开苦降而消痞等，均历经千年临床检验而不爽，为后世所喜用，且其应用范围不断得以扩展。
（四）剂型多样，煎服科学
种景之方，剂型丰富多样，大大超越前期医方成就。据（伤寒杂病论）书中所载有汤散、丸、栓、酒、洗、浴、熏剂，以及滴耳、灌鼻、软膏剂等不同类型。另外，仲景于药物之煎煮，要求甚严。对溶媒之选择及用量之多寡、煎煮时间的长短、药物入煎先后顺序、药物炮制方法等，常据其方剂之组成、作用及其剂型大小等情况灵活对待。如小柴胡汤以水1斗2升，煎取6升，去滓，再煎取3升；附子泻心汤别煮附子取汁，接入三黄渍取液中；炙甘草汤水8升、清酒7升混煎诸药，取3升去滓，纳胶烊尽等，无一不反映出仲景于药物煎煮刻意求精之企图。其于服药之法，亦有严格要求，主张药必中病，忌太过不及。具体体现于：①合理使用第1次煎液，根据病情需要而分别采用顿服、2次服、3次服或数次服；②渐加药量，以知为度；③重视服药时间的选择；④服药后调理（啜粥、饮水、温覆等）。以上措施反映了治疗手段的不断完善，既是方剂学的进步，也是临证医学发展的体现
（五）方药剂量，严格精确
仲景方药，其剂量要求严格精确，主要体现于两方面：①药物的绝对剂量较为精确。其处方剂量大多使用精确的计量单位，如分、两、斤、合、升等，只有少数情况下运用不精确计量单位，如一大把、鸡子大等。这些不精确计量单位的使用，反映了方药剂量从不精确逐渐转为精确的演化过程。②方药相对剂量的严格精确化。所谓相对剂量，即指同一方剂中各药剂量比例。仲景于此，要求甚严。如桂二麻一汤与桂麻各半汤、桂枝汤与桂枝加芍药汤、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等，皆是剂量比例上的变化决定方药的功效变异。另外，服药次数的多少，亦反映了方药剂量的轻重。
九、《伤寒论》对后世医学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成书以后，对后世医学之发展影响极大。其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和收录创制的著名方剂，向为历代医家奉为圭桌，因而该书实为后世临证医学之基石。除前述之六经辦证和方剂学成就外，其于后世之影响尚可大略归结如次：
一）《伤塞论》与八纲辨证
外感热病，是在外邪之作用下，正邪斗争的临床反映。正邪斗争的消长盛衰，决定着疾

病的发展变化和证候的基本性质。是故《伤寒论之六经辦证，即是运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中医基本理论，对六经病证之病位、病性、病机、病势以及邪正进退等因素，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概括，以求得出正确之辨证结论，并确定合适之治疗方法。而后世之八纲辦证，则是对一切疾病病位、病性的总概括。二者关系密不可分。具体而言，六经病大要分为三阳病证和三阴病证，从病情性质来看，其三阳病证多属热证、实证，皆为阳证；三阴病证多属寒证、虚证，概为阴证。从邪正关系而言，三阳证表示正气盛，抗病力强，邪气实，正邪相争剧烈，病情多呈亢奋状态；三阴病表示正气衰，抗病力弱，病邪未除，病情一般呈现虚衰状态。从表里关系而论，六经病证一般太阳病属表，其余各经病证属里，此乃绝对之辞。相对而言，则三阳病证相对于三阴病证，前者为表，后者属里；少阳病证相对于厥阴病证，亦为前表后里；太阳经证与太阳腑证，亦有表里之别。由是可知，六经辨证已经运用了八纲辦证之具体内容，实为八辨证之滥觞；而八纲辦证则是在《内经》理论的指导下，对六经辦证内容在另一个理论高度上加以系统化、抽象化，是六经辨证的继承和发展。
二）《伤寒论》与脏腑辨证
《伤寒杂病论》一书，其论脏腑辦证的有关内容，主要见于《金匮要略》部分，但其《伤寒论》部分，亦蕴含着丰富的脏腑辦证思想。脏腑经络是人体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六经证候的产生，均是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映。因此，六经辦证不能脱离这些有机的联系。以脏腑的病理表现而论，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各经病变常会累及所系之脏腑，而出现脏的病证。如膀胱为太阳之腑，太阳表邪不解，传入于腑，导致膀胱气化功能失常，水气内停，可见小便不利、少腹里急、烦渴或渴欲饮水、水入则吐等症。胃与大肠为阳明之腑，邪入阳明，燥热炽盛，腑气不通，可见潮热谵语、腹满硬痛、大便闭结等。胆与三焦为少阳之腑，胆火上炎，症见口苦咽于目眩；三焦气化不利，则现心下悸、小便不利、或咳、或利等症。牌为太阴之脏，病则脾阳不振，运化失常，脾虚脏寒，寒湿内停，可见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等症。心与肾为少阴之脏，病则心肾虚衰，气血不足，而见脉微细、但欲寐、恶寒、呕吐、下利、肢厥等阳虚阴盛征象；或心烦不眠、咽干口燥、舌红绛、脉细数等阴虚火旺征象。肝为厥阴之脏，病则寒热错杂，肝气上逆，可见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等症。由上可知，正是《伤寒杂病论》中丰富的脏腑病证辨治内容，为后世脏腑辦证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莫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伤塞论》与温病学说
广义伤寒是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自然包括温热性疾病在内。《伤寒论》莫定了温病学基础，而温病学说则是伤寒学说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伤寒论》第6条即明确指出：“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在其外感病论治过程中，或清热、或养阴、或苦寒攻下，时刻强调顾护阴津。其白虎、承气、麻杏石甘、黄连阿胶、竹叶石膏、三黄泻心等方，成为治疗温病的重要方剂。六经辨证所揭示的外感热病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实转虚的病理发展过程，亦为温病学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提供了有益启示。由是可知，《伤寒论》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实为中医临证之准绳，对温病学说之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书毕竟详于寒，略于温，其于温病证治之内容，不尽完整全面。其阳明病证治内容虽可运用于温病，但远不能概括所有温病的证治。因此，后世医家乃另创新论以羽翼伤寒，故温病学说实为伤寒学说之发展和补充。二者相互补充，使中医外感病证治体系趋于完善。四）《伤寒论》与本草学说
自《伤寒杂病论》成书以后，历代本草学家多以仲景对药物的运用为圭皋，丰富和扩展了

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的主治和功效。如《名医别录》记葛根“疗伤寒中风头疼，解肌发表，出汗，开理”；《本草纲目》论柴胡主“妇人热入血室，经水不调”，论黄苓“得柴胡退塞热，得芍药治下剩”；《本草正义》述柴胡功效时日：“约而言之，柴胡主治，止有二层。一为邪实，则为外邪之在半表半里者一为正虚，则为清气之陷于阴分者，举而升之，使返其宅而中气自振”；《本经疏证》论桂枝“和营、通阳、利水、下气、行、补中，为桂枝六大功效”；《珍珠囊药性赋）论附子“温暖脾胃，除湿肾寒，补下焦阳虚”等，皆本之于仲景。上述例证说明了仲景在继承前人用药经验基础上，对药物之运用，根据临床实际，大加发挥和拓展，为后世本草学之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十、伤寒学形成与发展概况
叶发正《伤寒学术史》将伤寒学发展过程划分为7个时期：
（1）伤寒学形成的前奏曲（汉以前）：认为自有文字记录以来，即有伤寒之类疾病记载，反映了早期人类对伤寒的基本认识，是伤寒学体系形成之前奏
（2）伤寒学体系的形成时期（东汉末一西晋）：此期是伤寒学体系的形成阶段，表现为两大伤寒学体系的建立：华佗伤寒学与仲景伤寒学双峰并峙。
（3）伤寒学的多极化发展时期（东晋南北朝一唐）：此期仲景伤寒学虽有一定影响，然并未形成统治地位，因此在伤寒学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诸说并存的局面。
（4）伤寒学的兴盛时期（宋、元）：优胜劣汰规律决定了晋唐诸家伤寒学说必然无力掩盖仲景伤寒学的光辉。此期仲景学说脱颖而出，奠定其在伤寒学领域的统治地位，伤寒学研究由此呈现出全面兴旺的气象。
（5）伤寒学流派形成和发展时期（明、清）：此期伤寒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此领域研究由探讨伤寒病发展到探讨《伤寒》书、由探讨外感病的辦证发展到内伤病的辦证，即由对伤寒的辨证渐及对杂病的辨证。其表现特点在于共奉仲景《伤寒论》原著为经典，伤寒学领域百花齐放、再度争鸣局面以及师承各别、观点自异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
1（6）伤寒学中西汇通时期（辛亥革命后至新中国成立）：近代科学和西方医学的传入，直接导致中西合释《伤寒论》潮流的兴起。对于伤寒学而言，中西汇通是民国期间的主流。
（7）伤寒学的繁荣和创新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医政策的落实，伤寒学研究进入繁荣和创新时期，其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研究质量均显著高于历代任何一个时期。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伤寒学术发展史应以伤寒学所固有的专门特点及其发展规律，作为其分期的首要原则；而能够体现阶段性特点之标志性事件，是其分期的重要依据。根据上述分期原则，将伤寒学发展过程分为5个时期
（1）学说形成时期（先秦一公元219年）：此期的特点是对伤寒概念、性质、范時、脉症、治法、方药进行初步研究，并逐步形成系统理论。而《伤寒杂病论》的成书，则是伤寒学体系基本形成的标志。干由，面空
（2）传抄整理时期（公元219-1065）《伤寒杂病论》的成书，逐渐导致伤寒学内涵发生重大变化，伤寒学研究范围从单纯研究外感热病的诊治规律扩展到对外感热病和《伤寒论》著作的研究。此期外感热病诊治规律的研究亦得到进一步加强，但因史料阙如而难窥全貌，而对《伤寒论》著作的传抄整理工作成为此期研究的主要表现特点。1065年林亿等校刊工作完成，是此期结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