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创作对我个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我的代表作《一寸河山一寸血》就是对正面抗日战场的全景式书写，后来又创作了《虎部队》和这套上下册的《那一年，我们出川抗战》，后两种书其实也可以算作是《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延续和伸展，因为创作的动机都是从那时候开始萌发的。
十年前，正是在写《一寸河山一寸血》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川军出川抗战的史实。此后，我开始留心搜集川军抗战的资料，截止目前，所积累的各种战史、存稿、书籍、回忆录、报刊等资料已经超过两百种，《那一年，我们出川抗战》是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的一个总结和汇报。
关于川军抗战，书中有很多令人震憾和动容的具体细节。抗战期间，共有两位牺牲于前线的集团军总司令，其中一位是张自忠，另外一位是李家钰。李家钰既是最能打硬仗的川军将领，同时在为国捐躯的川军中，他的级别也最高。李家钰牺牲时，由于战场被日军火力封锁，遗体抢运不下来。天黑后，部队组织敢死队，才冒死找到遗体。当时有人担心天黑看不清楚，问怎么找，一个军官的家属讲了一个特征，说李家钰身上长期都佩戴着一个小金人，只要找到这个小金人，就可证明是李家钰。李家钰的遗体是这样才找到的，后经检查发现，他全身布满枪眼，连左脚掌上都有七个机枪弹孔。
将如此，兵亦如是。川军中有一批西充籍的士兵，因为性情急躁、好勇斗狠，又特别抱团，经常聚在一起，且张口闭口就是“锤子”、“老子”，故被称为锤子兵。锤子兵极为勇敢善战，涌现出了铁锤子李利民、打不死的锤子傅继尧等战斗英雄，川军的很多突击队、敢死队都由锤子兵领队冲锋。锤子兵出征时共有八百五十六人，但到抗战胜利时，只有时任营长的李宏毅一人幸存。
川军士兵王建堂参军前是一名小学教员，他的父亲用一块大白布给他做了旗帜带走，旗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左右两侧写着几行小字，右边是“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左边是“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这就是著名的“死字旗”，王建堂在抗日前线作战七年，参加大小战役数十次，负伤四次，每次都是用“死字旗”包裹伤口，真正实践了父亲“伤时拭血”的嘱托。
川军士兵邓遂良，早先是司务长，因排长阵亡，临时任代理排长，率一个排抵抗日军大部队整整一天，创造了抗日战场上少有的奇迹，他也因此被召入战区受训，担任了情报组长。作为情报负责人，邓遂良曾亲自潜入敌后，建立令敌人伤透脑筋的地下情报网，也曾不幸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连左眼都被打瞎了，但面对酷刑，他自始至终都不肯向敌人吐露任何有价值的情报或线索。
因为邓遂良不肯屈服，敌人决定处死他，就在即将行刑的前一天晚上，邓遂良利用吃绝命饭的机会，设法将汉奸看守灌醉，竟然奇迹般地逃出了牢宠。抗战中，邓遂良荣立大功五次，特等功一次，抗战胜利后，获陆、海、空三军一等奖，是川军中绝无仅有的敌后英雄。
抗战八年，四川前后总计征兵额在三百万人以上，占全国的五分之一还多，这还不包括川军整建制部队、知识青年从军、“中央军”直属部队调来四川整补兵员，遂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
参加过抗战的川军整建制部队，计有六大集团军、一个独立军、一个独立师、一个独立旅等。这些部队经历了抗战中几乎所有的主要战役，官兵伤亡总计为六十四万余人，达到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数的十分之二，居全国之冠。
川军第二十军被称为川军中的铁军。淞沪会战有“血肉磨坊”之称，一般部队半天都坚持不了，但第二十军坚守阵地达四昼夜，确保阵地始终不失。战壕深达两米，开始他们还要踮着脚尖，踩在踏脚坑上才到看到前方，到后来，尸体叠起来竟然比战壕还要高。
到撤出淞沪战场时，第二十军已伤亡大半，有人甚至断言这支部队将很快消失，可是他们不但没有散架，反而还越打越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正是第二十军力挽狂澜，挫败了日军摧垮抗战主力部队的阴谋。日军司令官阿南不得不承认，战前急略和轻视川军，是造成日军在战役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至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二十军痛歼日军，更是因此扬名海内外。长沙有一个“万人坑”，是第二十军为了掩埋日军尸体，动员长沙三县民工所挖。日军战史中对其重大损失通常都讳莫如森，但在其一支主力部队被第二十军整建制歼灭后，却对此作了明确纪录，可见此役对日军所造成的的震憾之大。
川军抗战是抗战史上极其重要的篇章。除了川军幸存人员的日记、回忆录等资料外，同时代的人也留下了不少关于川军抗战的珍贵见闻。山东人王逸贤六岁那年，川军就住在他家里，亲眼见到过川军。后来他随父母逃难，在翻越一座小山时，看到满山都是死者，而且腿上都缠着灰色裹腿，头戴灰军帽，他才知道这都是在滕县战役中英勇牺牲的川军。
安徽泾县厚岸镇系川军的大后方驻地，居民王惟发在他小时候，见到过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川军娃娃兵，也曾亲眼看到川军士兵因思乡而唱歌痛哭。这些描述不仅真实可信，而且鲜活生动，我在创作过程中都一一加以了选用。
八年抗战，艰苦而又漫长，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为了争取可贵的和平，无数川军官兵付出了他们的青春、健康、幸福乃至生命。在翻阅史料和创作的过程中，我对英雄先辈所生发出的崇敬之情难以尽述。正如书中最后写到的，“魂灵不昧，春秋二季荐馨香”，我衷心地希望，自己的这套书能够再次引起大家对川军抗战将士的追念和怀思，同时对推动川军抗战史的研究，也能有一点小小的助益。
（本文刊登于《北京日报》 2019年12月17日）
十年前，正是在写《一寸河山一寸血》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川军出川抗战的史实。此后，我开始留心搜集川军抗战的资料，截止目前，所积累的各种战史、存稿、书籍、回忆录、报刊等资料已经超过两百种，《那一年，我们出川抗战》是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的一个总结和汇报。
关于川军抗战，书中有很多令人震憾和动容的具体细节。抗战期间，共有两位牺牲于前线的集团军总司令，其中一位是张自忠，另外一位是李家钰。李家钰既是最能打硬仗的川军将领，同时在为国捐躯的川军中，他的级别也最高。李家钰牺牲时，由于战场被日军火力封锁，遗体抢运不下来。天黑后，部队组织敢死队，才冒死找到遗体。当时有人担心天黑看不清楚，问怎么找，一个军官的家属讲了一个特征，说李家钰身上长期都佩戴着一个小金人，只要找到这个小金人，就可证明是李家钰。李家钰的遗体是这样才找到的，后经检查发现，他全身布满枪眼，连左脚掌上都有七个机枪弹孔。
将如此，兵亦如是。川军中有一批西充籍的士兵，因为性情急躁、好勇斗狠，又特别抱团，经常聚在一起，且张口闭口就是“锤子”、“老子”，故被称为锤子兵。锤子兵极为勇敢善战，涌现出了铁锤子李利民、打不死的锤子傅继尧等战斗英雄，川军的很多突击队、敢死队都由锤子兵领队冲锋。锤子兵出征时共有八百五十六人，但到抗战胜利时，只有时任营长的李宏毅一人幸存。
川军士兵王建堂参军前是一名小学教员，他的父亲用一块大白布给他做了旗帜带走，旗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左右两侧写着几行小字，右边是“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左边是“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这就是著名的“死字旗”，王建堂在抗日前线作战七年，参加大小战役数十次，负伤四次，每次都是用“死字旗”包裹伤口，真正实践了父亲“伤时拭血”的嘱托。
川军士兵邓遂良，早先是司务长，因排长阵亡，临时任代理排长，率一个排抵抗日军大部队整整一天，创造了抗日战场上少有的奇迹，他也因此被召入战区受训，担任了情报组长。作为情报负责人，邓遂良曾亲自潜入敌后，建立令敌人伤透脑筋的地下情报网，也曾不幸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连左眼都被打瞎了，但面对酷刑，他自始至终都不肯向敌人吐露任何有价值的情报或线索。
因为邓遂良不肯屈服，敌人决定处死他，就在即将行刑的前一天晚上，邓遂良利用吃绝命饭的机会，设法将汉奸看守灌醉，竟然奇迹般地逃出了牢宠。抗战中，邓遂良荣立大功五次，特等功一次，抗战胜利后，获陆、海、空三军一等奖，是川军中绝无仅有的敌后英雄。
抗战八年，四川前后总计征兵额在三百万人以上，占全国的五分之一还多，这还不包括川军整建制部队、知识青年从军、“中央军”直属部队调来四川整补兵员，遂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
参加过抗战的川军整建制部队，计有六大集团军、一个独立军、一个独立师、一个独立旅等。这些部队经历了抗战中几乎所有的主要战役，官兵伤亡总计为六十四万余人，达到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数的十分之二，居全国之冠。
川军第二十军被称为川军中的铁军。淞沪会战有“血肉磨坊”之称，一般部队半天都坚持不了，但第二十军坚守阵地达四昼夜，确保阵地始终不失。战壕深达两米，开始他们还要踮着脚尖，踩在踏脚坑上才到看到前方，到后来，尸体叠起来竟然比战壕还要高。
到撤出淞沪战场时，第二十军已伤亡大半，有人甚至断言这支部队将很快消失，可是他们不但没有散架，反而还越打越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正是第二十军力挽狂澜，挫败了日军摧垮抗战主力部队的阴谋。日军司令官阿南不得不承认，战前急略和轻视川军，是造成日军在战役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至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二十军痛歼日军，更是因此扬名海内外。长沙有一个“万人坑”，是第二十军为了掩埋日军尸体，动员长沙三县民工所挖。日军战史中对其重大损失通常都讳莫如森，但在其一支主力部队被第二十军整建制歼灭后，却对此作了明确纪录，可见此役对日军所造成的的震憾之大。
川军抗战是抗战史上极其重要的篇章。除了川军幸存人员的日记、回忆录等资料外，同时代的人也留下了不少关于川军抗战的珍贵见闻。山东人王逸贤六岁那年，川军就住在他家里，亲眼见到过川军。后来他随父母逃难，在翻越一座小山时，看到满山都是死者，而且腿上都缠着灰色裹腿，头戴灰军帽，他才知道这都是在滕县战役中英勇牺牲的川军。
安徽泾县厚岸镇系川军的大后方驻地，居民王惟发在他小时候，见到过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川军娃娃兵，也曾亲眼看到川军士兵因思乡而唱歌痛哭。这些描述不仅真实可信，而且鲜活生动，我在创作过程中都一一加以了选用。
八年抗战，艰苦而又漫长，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为了争取可贵的和平，无数川军官兵付出了他们的青春、健康、幸福乃至生命。在翻阅史料和创作的过程中，我对英雄先辈所生发出的崇敬之情难以尽述。正如书中最后写到的，“魂灵不昧，春秋二季荐馨香”，我衷心地希望，自己的这套书能够再次引起大家对川军抗战将士的追念和怀思，同时对推动川军抗战史的研究，也能有一点小小的助益。
（本文刊登于《北京日报》 2019年1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