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年，龙应台重回北京。深秋街头低矮的青砖灰瓦的老房子、斑驳的树影，让她心底里那个浸淫在唐诗宋词间的中国醒转。
　　继《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之后，龙应台的“人生三书”中的第三部《目送》，日前由三联书店出版。10月24日，三联书店举办的《目送》读者见面会现场，龙应台开门见山谈论关于北京的印象，“在北京的街上走着的时候，只要看到那些树，感觉到空气……我们在台湾成长的这一代人，所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心灵里面的唐诗、宋词的中国，随着树和阳光的摇晃又进来了，很熟悉，又很陌生，很奇特的感觉。”
　　“硬与软”、“大与小”
　　从上世纪80年代金戈铁马的《野火集》，到而今温婉的小女人笔致，龙应台似乎绕不开这样一些问题：“龙应台怎么越写越小了？”、“她为什么不再愤怒、不再凶狠了？”
　　发布会现场，龙应台坦承，《野火集》是一次复仇，是威权时代下的人面对社会、文化作出的反应、质疑和思考。《亲爱的安德烈》则是一个受伤笔记，为了与长大成人的儿子重新建立某种连接，重新认识彼此而以书信方式进行的对话。而《目送》则不能谈，只能朗诵，“这是一种有如‘暗夜行山路’的情感，需要在一个人的隐私的空间里来读。”
　　白衬衫、黑羊绒背心、同色马裤，浓密的短发，眼前的龙应台离那个近乎被固化了的剑拔弩张的形象相去甚远。现场朗诵间隙，龙应台甚至带领在场者合唱《恰似你的温柔》，合唱声中，仿佛时光流转，远远近近几代人的形象呼之欲出，而这些形象进入《目送》的叙述，愈发生动：她写为母亲染指甲，写私爱的黄金耳环，也写父亲、写前行者沈君山、老朋友蔡琴、儿子安德烈……不同时代的人物，纷纷出场，把时代的虚线“描实”。在她看来，“硬与软”、“大与小”是自我本真相反相成的两面，“一个人，横眉冷对的时候，往往出于对怀中婴儿的爱。”她说。
　　不断变化的叙述策略
　　如果，写作根植于来自历史、现实、文化、记忆的个体的经验，是写作者为解决个体深处的困惑作出的努力，那么，对龙应台而言，所面对的问题只是以何种角度叙述，让文字能够接续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龙应台坦言，几乎每一本书的写作，都在为选择何种叙述角度不断尝试：写《野火集》为了让普通人也读懂灌注其中的强烈社会意识，而“《大江大河1949》则是为了避免我父母那一代人意气风发的记忆，在下一代人的记忆中流失”，“无论如何，我想‘诱骗’下一代人来读。”龙应台说。
　　龙应台谈到了留在大陆的哥哥。“当时，如果带着这个只有一岁大的孩子走，很可能在火车里面被挤死了，比较安全的做法是把他放在了衡山乡下，跟奶奶住一段时间，等内战结束后，再把他接走。”龙应台说。
　　写书之前，龙应台去了衡山火车站，想起在火车站上的某一刻：“火车都要动了，孩子哭，母亲在最后一刹那做的决定是——好吧，留在乡下吧。”今年1月，龙应台在湘江的一条船上“采访”了哥哥。
　　龙应台问哥哥：“你后来怎么想妈妈？”
　　哥哥说，他的脑海里就有那一幕：有一列火车，在动的火车，有一个短头发、卷发的女人在火车的车窗里，那一幕在他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他小的时候，只要一听到火车加速、慢慢往前开的声音，就从家里跑出来，沿着田埂拼命地追着火车跑，而任何一个车窗里面短头发的女人就是妈妈。
　　也许，“任何一个一刹那的决定，你如果刚好是在乱世的话，那就是一辈子了。”龙应台淡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