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A点评三国风云人物：袁绍（六）藩镇进京
文：小A斯蒂芬
在讲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先关注一下何进外戚势力的人物关系。
何进与妹妹何太后并非一母所生，他们实际上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何太后的母亲，在何太后当上皇后的第二年，被封为舞阳君。舞阳君在嫁给何进的父亲之前有过一段婚姻，夫家姓朱，并生育有一个儿子叫做朱苗。后来舞阳君带着儿子朱苗一起嫁给何进的父亲，又生下了何太后。而朱苗由于成长在何家所以就被改姓了何，也就是车骑将军何苗。
所以，实际上何进与舞阳君以及何苗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所以舞阳君与何苗在何太后的面前说诋毁何进的坏话是有可能。
这样看来，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何氏外戚集团，在成分上其实并不复杂，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家庭起自“屠者”的社会底层，并没有复杂的社会背景有关。用我们现在的话讲这就是一个依靠裙带关系而起身的暴发户式的家庭。所以何氏外戚家族在面对朝廷中的各种世家背景或者权贵阶层的时候，是会表现出极度的不自信的。这是何进不断拉拢士族世家的原因，也是何太后不愿意尽诛宦官的原因。
实际上，何进在面对包括士族和宦官在内的权贵阶层的时候，始终都表现出了“素敬惮之”的态度。他的这种态度让他得到了史书中“外收大名而内不能断”的评价。
我们可以想见，当何进面对士族催促他速断速决诛杀官宦的时候，就会摆出何太后来进行推脱。这使得这件事被拖延了许久。
何进的这种态度，会让以袁氏家族为首的士族非常的失望。但是失望归失望，谋诛宦竖这件事在士族人的心目中还是要办的。于是以袁绍为首的士人，又想出了相应的对策。
据《后汉书何进传》记载“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
这就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袁绍向何进建议的征召藩镇入京的计划，以此来向何太后施加压力的由来。并且袁绍的这个提议，也得到了何进的认可。
按照袁绍的这个想法，这些被召率兵入京的“四方猛将及诸豪杰”并不是真的要攻打京师，他们只不过是做做样子，是要吓唬一下何太后，是假的。这种行为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诈术。
正所谓兵不厌诈，袁绍之所以会出这样的主意，是应为何进始终游移不定，而何太后又偏向宦官。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利用这些“四方猛将及诸豪杰”的声讨，来向何太后施加压力，才能够逼其就范。我们其实可以将这种行为理解成是一种“勤王”的状态。
所谓勤王，又叫做“清君侧”，本来是封建君主制国家中，君王或者皇帝，有难或者被“小人”挟制的时候，地方上的诸侯臣子们起兵救援的行为。但是在后世，这种行为往往又会被别有用心的人作为政权更迭的政治手段。
所以，如果从朝廷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勤王”或者“清君侧”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一般情况下，地方上的诸侯是不敢轻易尝试起兵“勤王”的。因为那样很容易就会落下谋反的罪名。
可是这一次的情况则不同。身为外戚的大将军何进竟然要征召地方上手握重兵的藩镇诸侯们带兵入京，这就好像给这些藩镇诸侯们发了一道免死金牌一样。他们可以有恃无恐的带兵以向京城。如果何进袁绍等人能够将这种局面控制在有效的范围之内还好，可一旦陷入到失控的局面，后果将不堪设想。
实际上，对于何进和袁绍的这种做法，当时就有两个人预见到了不好的结局，并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两个人一个是何进的主薄陈琳，另一个就是曹操。
据《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记载，当时陈琳直接就向何进提出了反对意见，陈琳说道：“《易》称‘即鹿无虞’ 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为乱阶。”
这里的成语“即鹿无虞”出自《周易·屯》，意思是说要去山中打猎（鹿）却没有熟悉地形和猎物出没习性的向导，将会是白费力气。后引申为盲目行事，徒劳无功的状态。“虞”就是虞官，又叫虞人，是尧舜禹时期就已经出现的负责掌管山泽草木鸟兽的官员，一般在部落打猎的时候负责指挥。
“掩目捕雀”就比较直白，意思是遮住眼睛捉飞雀，比喻盲目做某件事或自欺欺人。这段记载，也是这则成语的典故出处。
陈琳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说：“（您）这么做就像是‘即鹿无虞’‘掩目捕雀’那样，徒劳无功又自欺欺人。就连微小的事务都不可能用欺骗的手段获得，何况是像国家大事，使用欺诈的手段怎么可能成功呢？现在大将军您总摄皇威，掌握兵马要职，可以像龙马一样昂首，如老虎一样迈步，高下行事全都要看您的心情，像这种（除掉宦官的）事情对您来说就像是用火炉子燎烧一撮毛发那样的简单。纵然违背了经典规矩，但是只要合乎道理，就是在顺应天命人心。可是您现在却要将利器交给别人，寻求外援的帮助，真要到那个时候四方兵马聚合，只有强者为雄。这简直就是所谓的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这样做非但不会成功，只怕是会成为祸乱的开始！”
这番话，陈琳可以说已经把道理讲的非常明白，就是说，要想除掉宦官不过是你何进一句话的事情，根本没必要去实施征召藩镇这种自取其祸的做法。
那么当时曹操怎么说呢？曹操在历史上并没有对何进说过任何劝阻的话。据裴松之注释《三国志》引用《魏书》中的记载，当听说何进要征召藩镇入京胁迫太后的时候，曹操笑了，并对众人说道：“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
这番话的大概意思是说“宦官这一职务，古今都有，（之所以会形成祸乱）都是由于他们的主人对他们不妥当的授以权力和恩宠，才会到了这样的地步。要想治他们的罪，应该惩办诛杀首恶元凶，让一个狱吏去做就已经足够了，何必还要去纷纷扰扰的征召藩镇外将呢？可是要想尽诛宦官，（那是不可能的，）必定会泄露出去，我将会看到他（指何进）失败的一天。”
曹操这句话，点出了宦官乱政的症候所在，也指出了应对的办法，甚至也看到何进袁绍失败的根源所在。
在大多数品评三国的文章中，这一段一直都是曹操在智商和情商上的政治见解高于袁绍的对比条件之一。并且，袁绍由于给何进出了这样一个征召藩镇入京的“馊主意”而被定格在了开启东汉乱世罪人的耻辱柱上。易中天就曾经说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曹操和袁绍政治水平的高下。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袁绍在这件事情上真的就没有曹操的这种见识吗？
个人感觉，恐怕未必。实际上曹操所说的这种对宦官派遣一个狱吏“当诛元恶”的方法，并不是他第一个提出来。在何进与袁绍的交流中就已经有过类似的体现，只不过被袁绍所否决了。也就是何进第一次向何太后提出要诛杀宦官，而被何太后拒绝之后，何进又想出要“诛其放纵者”的记载。
在袁绍看来，“诛其放纵者”与“当诛元恶”是一样的，是会产生打草惊蛇的结果的，而使得谋诛宦竖的计划重蹈当年窦武陈蕃的覆辙。所以在袁绍的思想中，要么就不诛，要诛就要尽诛，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在这里还需要阐述一下曹操和袁绍立场不同的问题。从曹操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对于尽诛宦官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只同意诛杀一部分的“元恶”。所以这并不是政治水平的问题，而是政治立场的问题。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当时虽然曹腾已经去世多年，但是他所遗留下来的家族关系网肯定还存在，并惠及于曹操本身。假如尽诛宦官，不但会让曹操失去这种关系网，很可能还会祸及自身。所以他不同意尽诛宦官正是出于这种政治立场的需要。也是曹操作为直属于何进的西园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却在整个何进谋诛宦竖的过程中，以及后来袁绍袁术等人进宫诛杀宦官的时候，始终保持缄默，处在观望状态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曹操在当时的朝廷中是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上的。他本身认定自己是士人，但由于他有着宦官养子后代的这种背景，与官宦势力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在情感倾向上又偏向于宦官。这让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能站在纯士族的政治立场上。
那么，当时纯士族的立场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可以从陈琳劝阻何进的话中读出来。虽然陈琳反对征召藩镇入京，但是对于宦官，陈琳的态度立场是与袁绍相一致的，那就是要尽诛宦官。关于这一点，在上一篇中我们已经讲到过，那就是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宦官势力对士族党人的不断禁锢与迫害中，埋下了士族对宦官势力仇恨的种子。
在士族的心目中，宦官就是社会的毒瘤，是朝廷中的败类，是必须要予以彻底清除的祸乱因子，否则国家将无法正常运转。说的直白一点，这已经不是什么国家的政治问题，而是士族势力对尽诛宦官的精神诉求，是一种泄私愤的极端表现。
作为士族代表的袁绍，正是本着这种泄私愤的极端需求之下，为何进出谋划策的。陈琳所说的由何进牵头士族带兵进宫诛杀宦官的方案，袁绍并非没有提出过。在袁绍对何进所说“今将军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赞之时也。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名垂后世。”的话中，是包含有这一层意思的。只不过当时被态度暧昧的何进，以何太后不同意的理由拒绝了。
既然是何太后不同意，那么就想办法逼迫何太后同意。而何太后作为执政者，所最害怕的就是天下大乱，自己的位子不保。这样看来，以“清君侧”的名义征召藩镇入京，正可以造成这种天下大乱的假象。
这才是袁绍为何进制定征召藩镇入京计划的根本原因。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董卓和丁原这样的两个不可确定的因素。
当时何进和袁绍一共征召了四个藩镇。分别是前将军董卓、武猛都尉丁原、府掾太山王匡、东郡太守桥瑁。
从《后汉书何进传》中记载的现象来看，府掾太山王匡应该是何进的掾属出身，桥瑁是典型的士族子弟，这两个人应该是何进与袁绍计划实施之初所设想的重要藩镇，也是最为可控的藩镇。可是由于这两方藩镇并没有如期赶到京师，导致了董卓和丁原成为了胁迫太后的主要力量。
当时董卓屯驻在关中上林苑，而丁原则屯兵在孟津。按照《后汉书董卓传》中的记载，董卓给朝廷写了一封上书，其实也就是写给何太后看的。《后汉书》原文记载如下：
“中常侍张让等窃幸承宠，浊乱海内。臣闻扬汤止沸，莫若去薪；溃癕虽痛，胜于内食。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人。今臣辄鸣钟鼓如洛阳，请收让等，以清奸秽。”
虽然《三国志》中认为这封上书并不是在董卓主观意愿下写的，而是在何进的授意之下写的
，但是并不妨碍这封上书所起到的作用。这封上书不但对何太后施加了有效的压力，还让董卓在京城士人的心目中成了这场征召藩镇的“清君侧”行动中的领袖人物。
当然，何太后不可能在这种胁迫之下轻易的就范，所以史书中记载“太后犹不从”。何太后就算是再不聪明也能够看得出来，这场藩镇进京“清君侧”的行动是何进、袁绍等人策划出的一场“闹剧”。所以在初期她还是有恃无恐的。并且让自己的同母异父的哥哥何苗前去规劝何进，放弃针对宦官。
何苗对何进说道：“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致贵富。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且与省内和也。”
何苗的这段话意思是说“我们当初刚刚从南阳来到京城的时候，都是贫贱出身，是依靠宫省之内的宦官们得以致富贵的。治理国家这种事情，哪里是那么容易的呢！覆水难收，你可要想想清楚，还是与宦官们和好吧！”
客观来讲，何苗这番话还是是比较公允的。实际上彻底的铲除宦官，对于何进以及何氏外戚家族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何进本身对于这件事也是有所了解的，只不过他性格中遇事犹豫不决的特质受到了士族士人的影响。或者说这是有一种被灌输“洗脑”的现象。
不过，何苗的这番话还是对何进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于是史书记载“进意更狐疑”。
正是在这个时候，袁绍也注意到了何进的这种“狐疑”的变化，由于害怕何进会因此而反悔，发生变故，袁绍采取了胁迫何进的应对措施。袁绍对何进说道：“交构已成，形埶已露，事留变生，将军复欲何待，而不早决之乎？”
这段话意思是说“我们暗中做的这些勾当已经形成事实，看样子也已经有所泄露，再这样下去一定会生出变故出来，将军你还在等什么呢？还不早作决定吗？”
说直白点，袁绍的意思是“咱们现在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
那么，何进将会如何抉择呢？袁绍的这场征召藩镇入京的闹剧又会如何收场呢？请看下一篇，纪传体体三国评传，小A点评三国风云人物系列文集《三国默示录》，为您继续精彩解读。
小A斯蒂芬发表于2020年4月8日。
文：小A斯蒂芬
在讲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先关注一下何进外戚势力的人物关系。
何进与妹妹何太后并非一母所生，他们实际上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何太后的母亲，在何太后当上皇后的第二年，被封为舞阳君。舞阳君在嫁给何进的父亲之前有过一段婚姻，夫家姓朱，并生育有一个儿子叫做朱苗。后来舞阳君带着儿子朱苗一起嫁给何进的父亲，又生下了何太后。而朱苗由于成长在何家所以就被改姓了何，也就是车骑将军何苗。
所以，实际上何进与舞阳君以及何苗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所以舞阳君与何苗在何太后的面前说诋毁何进的坏话是有可能。
这样看来，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何氏外戚集团，在成分上其实并不复杂，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家庭起自“屠者”的社会底层，并没有复杂的社会背景有关。用我们现在的话讲这就是一个依靠裙带关系而起身的暴发户式的家庭。所以何氏外戚家族在面对朝廷中的各种世家背景或者权贵阶层的时候，是会表现出极度的不自信的。这是何进不断拉拢士族世家的原因，也是何太后不愿意尽诛宦官的原因。
实际上，何进在面对包括士族和宦官在内的权贵阶层的时候，始终都表现出了“素敬惮之”的态度。他的这种态度让他得到了史书中“外收大名而内不能断”的评价。
我们可以想见，当何进面对士族催促他速断速决诛杀官宦的时候，就会摆出何太后来进行推脱。这使得这件事被拖延了许久。
何进的这种态度，会让以袁氏家族为首的士族非常的失望。但是失望归失望，谋诛宦竖这件事在士族人的心目中还是要办的。于是以袁绍为首的士人，又想出了相应的对策。
据《后汉书何进传》记载“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
这就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袁绍向何进建议的征召藩镇入京的计划，以此来向何太后施加压力的由来。并且袁绍的这个提议，也得到了何进的认可。
按照袁绍的这个想法，这些被召率兵入京的“四方猛将及诸豪杰”并不是真的要攻打京师，他们只不过是做做样子，是要吓唬一下何太后，是假的。这种行为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诈术。
正所谓兵不厌诈，袁绍之所以会出这样的主意，是应为何进始终游移不定，而何太后又偏向宦官。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利用这些“四方猛将及诸豪杰”的声讨，来向何太后施加压力，才能够逼其就范。我们其实可以将这种行为理解成是一种“勤王”的状态。
所谓勤王，又叫做“清君侧”，本来是封建君主制国家中，君王或者皇帝，有难或者被“小人”挟制的时候，地方上的诸侯臣子们起兵救援的行为。但是在后世，这种行为往往又会被别有用心的人作为政权更迭的政治手段。
所以，如果从朝廷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勤王”或者“清君侧”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一般情况下，地方上的诸侯是不敢轻易尝试起兵“勤王”的。因为那样很容易就会落下谋反的罪名。
可是这一次的情况则不同。身为外戚的大将军何进竟然要征召地方上手握重兵的藩镇诸侯们带兵入京，这就好像给这些藩镇诸侯们发了一道免死金牌一样。他们可以有恃无恐的带兵以向京城。如果何进袁绍等人能够将这种局面控制在有效的范围之内还好，可一旦陷入到失控的局面，后果将不堪设想。
实际上，对于何进和袁绍的这种做法，当时就有两个人预见到了不好的结局，并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两个人一个是何进的主薄陈琳，另一个就是曹操。
据《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记载，当时陈琳直接就向何进提出了反对意见，陈琳说道：“《易》称‘即鹿无虞’ 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为乱阶。”
这里的成语“即鹿无虞”出自《周易·屯》，意思是说要去山中打猎（鹿）却没有熟悉地形和猎物出没习性的向导，将会是白费力气。后引申为盲目行事，徒劳无功的状态。“虞”就是虞官，又叫虞人，是尧舜禹时期就已经出现的负责掌管山泽草木鸟兽的官员，一般在部落打猎的时候负责指挥。
“掩目捕雀”就比较直白，意思是遮住眼睛捉飞雀，比喻盲目做某件事或自欺欺人。这段记载，也是这则成语的典故出处。
陈琳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说：“（您）这么做就像是‘即鹿无虞’‘掩目捕雀’那样，徒劳无功又自欺欺人。就连微小的事务都不可能用欺骗的手段获得，何况是像国家大事，使用欺诈的手段怎么可能成功呢？现在大将军您总摄皇威，掌握兵马要职，可以像龙马一样昂首，如老虎一样迈步，高下行事全都要看您的心情，像这种（除掉宦官的）事情对您来说就像是用火炉子燎烧一撮毛发那样的简单。纵然违背了经典规矩，但是只要合乎道理，就是在顺应天命人心。可是您现在却要将利器交给别人，寻求外援的帮助，真要到那个时候四方兵马聚合，只有强者为雄。这简直就是所谓的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这样做非但不会成功，只怕是会成为祸乱的开始！”
这番话，陈琳可以说已经把道理讲的非常明白，就是说，要想除掉宦官不过是你何进一句话的事情，根本没必要去实施征召藩镇这种自取其祸的做法。
那么当时曹操怎么说呢？曹操在历史上并没有对何进说过任何劝阻的话。据裴松之注释《三国志》引用《魏书》中的记载，当听说何进要征召藩镇入京胁迫太后的时候，曹操笑了，并对众人说道：“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
这番话的大概意思是说“宦官这一职务，古今都有，（之所以会形成祸乱）都是由于他们的主人对他们不妥当的授以权力和恩宠，才会到了这样的地步。要想治他们的罪，应该惩办诛杀首恶元凶，让一个狱吏去做就已经足够了，何必还要去纷纷扰扰的征召藩镇外将呢？可是要想尽诛宦官，（那是不可能的，）必定会泄露出去，我将会看到他（指何进）失败的一天。”
曹操这句话，点出了宦官乱政的症候所在，也指出了应对的办法，甚至也看到何进袁绍失败的根源所在。
在大多数品评三国的文章中，这一段一直都是曹操在智商和情商上的政治见解高于袁绍的对比条件之一。并且，袁绍由于给何进出了这样一个征召藩镇入京的“馊主意”而被定格在了开启东汉乱世罪人的耻辱柱上。易中天就曾经说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曹操和袁绍政治水平的高下。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袁绍在这件事情上真的就没有曹操的这种见识吗？
个人感觉，恐怕未必。实际上曹操所说的这种对宦官派遣一个狱吏“当诛元恶”的方法，并不是他第一个提出来。在何进与袁绍的交流中就已经有过类似的体现，只不过被袁绍所否决了。也就是何进第一次向何太后提出要诛杀宦官，而被何太后拒绝之后，何进又想出要“诛其放纵者”的记载。
在袁绍看来，“诛其放纵者”与“当诛元恶”是一样的，是会产生打草惊蛇的结果的，而使得谋诛宦竖的计划重蹈当年窦武陈蕃的覆辙。所以在袁绍的思想中，要么就不诛，要诛就要尽诛，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在这里还需要阐述一下曹操和袁绍立场不同的问题。从曹操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对于尽诛宦官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只同意诛杀一部分的“元恶”。所以这并不是政治水平的问题，而是政治立场的问题。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当时虽然曹腾已经去世多年，但是他所遗留下来的家族关系网肯定还存在，并惠及于曹操本身。假如尽诛宦官，不但会让曹操失去这种关系网，很可能还会祸及自身。所以他不同意尽诛宦官正是出于这种政治立场的需要。也是曹操作为直属于何进的西园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却在整个何进谋诛宦竖的过程中，以及后来袁绍袁术等人进宫诛杀宦官的时候，始终保持缄默，处在观望状态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曹操在当时的朝廷中是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上的。他本身认定自己是士人，但由于他有着宦官养子后代的这种背景，与官宦势力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在情感倾向上又偏向于宦官。这让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能站在纯士族的政治立场上。
那么，当时纯士族的立场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可以从陈琳劝阻何进的话中读出来。虽然陈琳反对征召藩镇入京，但是对于宦官，陈琳的态度立场是与袁绍相一致的，那就是要尽诛宦官。关于这一点，在上一篇中我们已经讲到过，那就是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宦官势力对士族党人的不断禁锢与迫害中，埋下了士族对宦官势力仇恨的种子。
在士族的心目中，宦官就是社会的毒瘤，是朝廷中的败类，是必须要予以彻底清除的祸乱因子，否则国家将无法正常运转。说的直白一点，这已经不是什么国家的政治问题，而是士族势力对尽诛宦官的精神诉求，是一种泄私愤的极端表现。
作为士族代表的袁绍，正是本着这种泄私愤的极端需求之下，为何进出谋划策的。陈琳所说的由何进牵头士族带兵进宫诛杀宦官的方案，袁绍并非没有提出过。在袁绍对何进所说“今将军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赞之时也。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名垂后世。”的话中，是包含有这一层意思的。只不过当时被态度暧昧的何进，以何太后不同意的理由拒绝了。
既然是何太后不同意，那么就想办法逼迫何太后同意。而何太后作为执政者，所最害怕的就是天下大乱，自己的位子不保。这样看来，以“清君侧”的名义征召藩镇入京，正可以造成这种天下大乱的假象。
这才是袁绍为何进制定征召藩镇入京计划的根本原因。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董卓和丁原这样的两个不可确定的因素。
当时何进和袁绍一共征召了四个藩镇。分别是前将军董卓、武猛都尉丁原、府掾太山王匡、东郡太守桥瑁。
从《后汉书何进传》中记载的现象来看，府掾太山王匡应该是何进的掾属出身，桥瑁是典型的士族子弟，这两个人应该是何进与袁绍计划实施之初所设想的重要藩镇，也是最为可控的藩镇。可是由于这两方藩镇并没有如期赶到京师，导致了董卓和丁原成为了胁迫太后的主要力量。
当时董卓屯驻在关中上林苑，而丁原则屯兵在孟津。按照《后汉书董卓传》中的记载，董卓给朝廷写了一封上书，其实也就是写给何太后看的。《后汉书》原文记载如下：
“中常侍张让等窃幸承宠，浊乱海内。臣闻扬汤止沸，莫若去薪；溃癕虽痛，胜于内食。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人。今臣辄鸣钟鼓如洛阳，请收让等，以清奸秽。”
虽然《三国志》中认为这封上书并不是在董卓主观意愿下写的，而是在何进的授意之下写的
，但是并不妨碍这封上书所起到的作用。这封上书不但对何太后施加了有效的压力，还让董卓在京城士人的心目中成了这场征召藩镇的“清君侧”行动中的领袖人物。
当然，何太后不可能在这种胁迫之下轻易的就范，所以史书中记载“太后犹不从”。何太后就算是再不聪明也能够看得出来，这场藩镇进京“清君侧”的行动是何进、袁绍等人策划出的一场“闹剧”。所以在初期她还是有恃无恐的。并且让自己的同母异父的哥哥何苗前去规劝何进，放弃针对宦官。
何苗对何进说道：“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致贵富。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且与省内和也。”
何苗的这段话意思是说“我们当初刚刚从南阳来到京城的时候，都是贫贱出身，是依靠宫省之内的宦官们得以致富贵的。治理国家这种事情，哪里是那么容易的呢！覆水难收，你可要想想清楚，还是与宦官们和好吧！”
客观来讲，何苗这番话还是是比较公允的。实际上彻底的铲除宦官，对于何进以及何氏外戚家族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何进本身对于这件事也是有所了解的，只不过他性格中遇事犹豫不决的特质受到了士族士人的影响。或者说这是有一种被灌输“洗脑”的现象。
不过，何苗的这番话还是对何进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于是史书记载“进意更狐疑”。
正是在这个时候，袁绍也注意到了何进的这种“狐疑”的变化，由于害怕何进会因此而反悔，发生变故，袁绍采取了胁迫何进的应对措施。袁绍对何进说道：“交构已成，形埶已露，事留变生，将军复欲何待，而不早决之乎？”
这段话意思是说“我们暗中做的这些勾当已经形成事实，看样子也已经有所泄露，再这样下去一定会生出变故出来，将军你还在等什么呢？还不早作决定吗？”
说直白点，袁绍的意思是“咱们现在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
那么，何进将会如何抉择呢？袁绍的这场征召藩镇入京的闹剧又会如何收场呢？请看下一篇，纪传体体三国评传，小A点评三国风云人物系列文集《三国默示录》，为您继续精彩解读。
小A斯蒂芬发表于2020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