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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有哪些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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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县,湖北省十堰市的一个县,在鄂西北。
  竹山村,全南县陂头镇的竹山村。
  竹山村,广东省吴川市黄坡镇牛路头管区的竹山村。
  竹山县:
  开启中国古史宝藏的钥匙——庸国 (传说中的“庸人自扰”……)
  庸人自扰、庸庸碌碌、平庸无为……庸,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含贬义的字,庸人,则是一群没有才干、没有理想、没有智慧的人的代称。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上古时代,正是一群“庸人”建立了一个以“庸”为名的国家。庸国这个古国,在历史上并不平庸。
  盛极一时的庸国
  古庸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与黄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样,同是中华文化之摇篮。在辉煌文明的推动下,古庸国曾经盛极一时。
  庸国的疆土,比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侯国及巴国还大,与南方自己崛起的楚国不相上下。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时,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小者仅五十里,秦在春秋周平王时只有一个赵城,周早期的巴国疆土限于四川的东、北部及重庆的东、西、北部,楚国疆土限于江汉平原至鄂东、南及湖南北部一带。而古庸国,则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
  以前,人们对庸国不是很了解,以为庸国是楚国的附属国。实际上,庸国包括麇(jūn)、儵(shū)、鱼、夔等附属小国,其东部含古麇属地,东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张家界市及慈利、桑植等县,今巴东、兴山、秭归、建始等县,是古代夔国的领地,当然也是庸国所属。历史上著名的屈原就是秭归人,其先祖就是庸国的一位国君伯庸。
  事实上,商汤至周早期的庸国疆土还应包括现今的荆州市及荆门市的南部到今钟祥一带。楚国国都原本在丹阳(今河南淅川)。今天所说的楚国都城郢(现荆州市北纪南城),原本应为庸国所属,后被楚国侵占。 
  庸国的南部包括今天重庆的东北地区,含万洲、开县、梁平以北各县。《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四川首州府,周庸国地……四川大宁、奉节、云阳、万县、开县、梁山(今重庆梁平)皆其地也。”
  庸国的西部应包含现今的陕西省汉中市大部分属地。《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汉中)本附庸国,属蜀。”也就是说,汉中原本是庸国属地。 
  庸国的北部包含今天的湖北郧西县、陕西旬阳县及商洛东部。郧西县古称上津县,隶属金州(今安康市)。《太平环宇记》、《舆地纪胜》都说,金州“于周为庸国之地。”在史书的记载中,陕西商洛一带在夏商时期的归属并不明了。大概其东部部分地区也属于庸地。据《魏书》记载:“皇兴四年置东上洛,永平四年改为上庸郡。辖商、丰阳二县。”上庸郡就是商洛东部丹凤、商南、山阳一带。名为庸郡,可能与曾经是庸国属地有直接的关系。 
  庸国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这样大的一个独立古老国家,被误解成楚国的附属,是非常可笑的。
  疆域广大的庸国并非是徒有其表,其国力也非常强大,地位、声望都很高。
  庸国在商朝时期,是群蛮之首,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这与庸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力、威望是分不开的。庸国在春秋时期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打败楚国几次入侵,以至于给楚国造成迁都的威胁。最后的庸楚之战,楚如果不联合巴、秦,单靠某一个诸侯国想灭掉庸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仪礼》说:“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其他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周时分封制度是严格的,非伯者不能称其为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给其封号,“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庸即为伯,说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证明庸国的强盛。



1楼2009-11-09 09:54回复
      (三)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时期(968年一1949年)
      自宋开宝元年上庸、竹山二县合一为竹山县开始,堵河流域的主要地区竹山县建制趋于稳定。此际中国进入稳定的封建时代。
      元代置行省,竹山县属房州襄阳路。明置布政司,竹山属湖广布政司郧阳府。清隶湖北省郧阳府。
      堵河流域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处,历来为“秦楚走廊”、“楚蜀通道”。堵河为“通向四川的盐道”和“通向江汉的中药材之路”。这个地区的居民由东西南北流民杂居混成:(1)远古土著先民后裔;(2)庸人后裔;(3)巴人后裔;(4)濮人后裔;(5);蜀中流民;(6)三秦流民;(7)荆楚流民;(8)豫中流民;(9)叛逆巨匪流民;(10)流放士族后裔。多地区、多民族、多阶层、多成份的流民把堵河作为逃避战争、早涝、赋税、瑶役、仇杀的“避风港”和“桃花园”,在这块相对肥沃、偏僻、封闭的土地上共同开拓新的家园。与此同时带来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独具风格的异域异质文化因子,给堵河文化带来新的冲击、新的形态。
      对堵河文化给予巨大冲击与极大丰富的历史契机有三次。
      第一次是明代成化年间的荆襄大移民浪潮。明朝周洪谟在《创置郧阳府纪》中说:“成化七年,荆襄流民百万,有司逐之,渴疫者过半。天子籍流民十二万三千余户,因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割郧津之地置郧西,使流寓、本著参错以居。于是就郧县城置郧阳府,以统房、竹六县。”此次移民仅堵河流域的竹山、竹溪一带即安置七万余户近三十万人。其数目大于土著人一倍。自此,这占人口1/2的荆襄移民自然而然地将江汉平原先进的平川农耕文明和集市商贸文明带进堵河,使堵河土地、资源得到更有力的开发利用,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以中药材等土特产交易为主的对外贸易活动,培育出外向型农业文化。
      第二次是清朝末年太平天国和白莲教起义军残余大量逃人竹山,以隐蔽形式定居下来,约有5万余人,繁衍为特殊的部族。据《清史稿》载:竹山一直是白莲教和太平军的大本营,也是他们劫后余身的幸存之地。据《竹山县志》记载:“竹山匪患连绵不绝,每三年平均一次大暴动”。农民起义军后裔继承了先辈的刚烈血性,敢于反抗、善于斗争。竹山近一千多年历史上爆发过600余次大大小小的起义。特殊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种族心理培养出李来亨、王聪儿、马二姐、张振武、施洋、熊光文这样的志士。在堵河人血液里涌动的既有“竹枝词”山歌里的那种柔情蜜意,也有施洋怒斥吴佩孚演讲词里的那种匕首投枪。堵河文化温柔敦厚、中庸平和的背后蕴藏着时代飓风的“风暴眼”。阴柔和阳刚的交融构成万物变化的两面性的有机统一,当民族和人民的生存处于危险关头时,刑天舞干戚的金刚怒目正如佛门智者的“狮子吼”,把沉迷于酣梦中的人们唤醒。反叛精神从另一面丰富了堵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加强“穷则变,变则通”的创新色彩。
      第三次机遇是抗日战争时期,武昌、黄冈一带的商人被迫迁徙于堵河,这时,为逃避战乱,约有8万人逃进竹山、竹溪一带定居,带来的是“九头鸟”的商业文化因子和黄梅戏。使得堵河文化得以同站在时代前列的武汉都市相接轨,并产生城关、宝丰、官渡这样较繁华的秦巴集市。与此同时,外面世界的洋货进山了,山里的土特产顺着堵河流进了湖广。
      与移民文化粉墨登场的同时,堵河地方特有的古巫文化在民众中仍保持鲜活的生命力,给乱世、衰世的人们心灵上频添了许多安慰。
      三次移民潮给堵河地域文化带来先进的平原耕作技术,先进的商品经销意识,蔑视权威的反叛精神和大都市的价值观念,使堵河文化在痛苦的蜕变中迈向近代化。
      接受了新因子的堵河文化在经历外来异域文化板块的撞击与挑战后,在时代精神的洗礼中重新进行整合。在文化整合的造山运动中,堵河为辛亥革命奉献出军事总指挥、国民党元勋张振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奉献出中国劳工第一位大律师、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施洋,张振武和施洋以秦巴山一般伟岸刚烈、以堵水一般豪迈奔放屹立中国社会大改组、大变迁的最前列,参与缔造民主与自由的新世界的大运动,生动地体现出堵河文化风采和这种特色文化培育出的独具魅力的人格,尤其表现出堵河人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和合通变的革新意识。
    


    4楼2009-11-09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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