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叛应试教育而闻名的“新概念作文”，日渐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考试
“出名要趁早啊。等我20多岁的时候，恐怕就没有激情在文学上成名了。” 2月1日中午，“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得奖者正在聚餐，18岁的冯寅杰忽然说了这句话，惹来一片赞同声。
冯寅杰是第7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这位眉清目秀的男孩子目前在浙江读高三。得知自己得了一等奖，他高兴地跳了起来，这意味他有了20分的高考加分，还有了进入文坛，出书成名的机会。
创办于1999年的“新概念作文大奖赛”被誉为中学语文的奥林匹克，带着“新概念”光环走出来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已经是中国图书市场炙手可热的新星。
2004年2月，少年作家春树、韩寒以及曾经的黑客满舟、摇滚乐手李扬，登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他们被认为是中国80年代后的代表，是中国的“新激进分子”。在2004年2月《福布斯》发布的2004年“中国名人排行榜”上，郭敬明赫然在列，名列第93位。
这些借助新概念作文而浮出水面的年轻人，形成了日渐庞大的“80后”大军。他们超越了文学范畴，成为别样的社会现象而受人注目。
初衷只是为了摆脱困境
虽然新概念如今春风得意，然而，当初举办这一活动的初衷，只是文学期刊为了摆脱市场困境所作的一个尝试。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后，大陆文学期刊在90年代步入寒冬。1995年，《萌芽》杂志发行量仅1万多份。“当时每个月都在为下月的工资发愁，生存所迫，决定改版。”《萌芽》杂志社主编赵长天回忆道。
《萌芽》把目标读者群锁定在富于成长性和激情的中学生，然而，却找不到适合这一定位的作品与作者。于是，创办中学生作文比赛，发现新人的想法开始萌发。
恰好，当时对语文应试教育反思的舆论环境也已成熟。
“我在《萌芽》做了10多年的编辑，也能判断和指导一些作者的写作，却不能辅导自己儿子的作文，这让我很是苦恼。大家都觉得需要办个不一样的作文比赛。”《萌芽》杂志副编审、新概念作文大赛总干事李其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萌芽》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主旨定为“新思维”、“新表达”和“真体验”，区别于传统的应试教育。
1999年1月，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正式启动。清新的文风、截然不同甚至叛逆的笔调令“新概念作文大赛”在众多作文大赛中脱颖而出。作家出版社随后推出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作品集》印刷了60多万套，这在疲软已久的文学图书市场堪称奇迹，少年作家们在书商与媒体的追捧和炒作下迅速走红。
《萌芽》杂志随之声名远播。2001年杂志发行量突破10万份，2004年底，《萌芽》发行量已达50多万，比80年代的历史最高峰34万多出16万。
“实在是想不到，当时想得最远的也不过是发行能过5万份，可以把杂志办下去。”赵长天谈起这些不免感慨。
继推出《萌芽青春文丛》、《萌芽小说族》，维持“萌芽作家群”概念之后，《萌芽》杂志社目前正尝试以系列方式推出新人新作，他们希望能与旗下作者签约，使“新概念作文”大赛与出版环节直接对接，形成产业链。
“一群不一样的小孩”
“在僵化的文学体制下，青年文学爱好者的‘正当’表达渠道非常狭窄。新概念为这些文学后备力量提供了得到体制和社会认可的正当渠道，这是它的功劳。这项赛事改变了很多孩子的人生，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现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业松认为。
冯寅杰希望能在高考之后出书，“长篇小说已经写好。或许还能把大学四年的费用解决了。”
这并非异想天开。牛2003年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时，才念初三。“然后就有很多出版社找，目前主要帮三家出版社写，都是些80年代后的合集。” 牛说。
韩寒的《三重门》、《零下一度》，郭敬明的《幻城》、《左手倒影右手年华》、《梦里花落知多少》，张悦然的《樱桃之远》、《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这些动辄销售成百上十万册的图书，游离主流文坛之外，又对其造成冲击。
“80后”成为书商和媒体竞相炒作的概念，越来越多的少年作者参与其中。年轻、自我、叛逆、另类成为他们的标志和卖点。
这是一群不一样的小孩。他们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的一代，当年所谓小皇帝的一代，在市场化中国度过青春期的一代，感受物质鼓舞的一代。他们显然拥有并且懂得把握更多的机会去实践自己的奇思妙想。
韩寒现在是个赛车手;郭敬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在《福布斯》“中国名人排行榜”上，他的收入为160万元;张悦然现在新加坡念书;还有一群新概念出身的作者，如小饭等，正在孜孜不倦地努力渴望得到主流文坛的认同。
冯寅杰希望去读经济学，他说没想过以文学为职业，“但是能把稿子卖点钱也不错。”冯寅杰很难想像自己以后的样子。会不会变呢，讨论到郭敬明和一些前辈的例子时，他有些忧虑。
这群年轻人感受到的痛苦，已并非个人与体制的冲突，或许也不是理想主义的光辉无法实现的痛苦。
或许正如春树对《时代》周刊所说:“我们期冀着真正的自由，去我们想去的地方，做我们想做的工作，拥有我们想要的朋友……”
无论如何，这群“80后”的小孩，找到了表达青春的出口，且随着新概念浮出水面。新概念的成功，或许就在于它打开了这个出口，且提供了通道。
托高考之福
“和高校联合举办作文大赛，是新概念成功的重要原因。”赵长天回顾“新概念作文大赛”历程时表示。
2月1号，冯寅杰们参加完庆功宴后，要去参加获奖者的“大学见面会”。本次“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主办方除了萌芽杂志社外，还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在内的13所全国知名高校，中国人民大学是冯寅杰的目标。
在场的另一位广东男生就显得有些沮丧，因为他只获二等奖，失去了20分的高考加分。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程郁缀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第一第二届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能得到保送上大学的机会。目前北大的政策是,本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得到在本省区北京大学最低录取分数线下浮20分的优待,具体专业,要视考生的成绩而定。
这一政策显然有相当吸引力。一位来自河南的家长当场表示，如果不是有高校见面会和20分的加分，就不会送小孩来参赛。
当年筹备比赛的时候，曾经发现有家长禁止孩子阅读《萌芽》。家长说，不是这个杂志不好，而是阅读《萌芽》与考大学没有关系，等小孩高考结束，我就让她读。赵长天感到很震撼，“既然《萌芽》对学生没有号召力，那么只有找高校了，它们是最有号召力的。”
于是，以反叛应试教育而闻名的“新概念作文”日渐成为另一场意义上的考试。或许正是托了高考制度的福，才成就了新概念巨大的号召力。
新概念的写作模式与主题日益程式化。“我觉得他们并不新，真正新鲜与叛逆的东西不多。”作家叶兆言这样认为，他从1999年至今一直担任“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委。
“这些东西写多了也成了套路，可能大家觉得这样也容易得奖或是好卖。我们常常说自己是一群没有经历过爱情的人，写爱情卖给一群同样没有经历过的人看。”牛很直率地说
赵长天说，他们非常希望在本次比赛中找到老老实实写身边事的稿子，结果发现仍然以模仿、相似的居多。新概念的意义不免尴尬了。
无论是文学也罢,高考也罢,成名赚钱也罢,产生于中国文化产业市场化进程中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意义在于,它为80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提供了表达的出口和社会认可的正当渠道,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现状。
“青春文学” 的社会责任
16岁的李潇是沪上一名高一学生，她暗恋一个同级男生，在她的blog上，几乎每天都会写下大量伤感的心情文字。而她的好朋友郑娜也总是整天“郁闷”不离口。
“现在的孩子都早熟早慧，敏感得很，社会改变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不一定是上一代人能够想像和分析出来的。他们非常容易‘郁闷’，却找不到指点迷津的人。我们班上有许多孩子都看韩寒、郭敬明那些80年后少年作家写的书，然后在他们的作文里，我发现他们开始模仿，从词语、句子到感觉，一切好像越来越心事重重。”在一所重点中学担任高中语文老师的汪红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觉得那些少年作家的‘青春文学’受到孩子的欢迎，还是因为现在的孩子的确内心有很多忧郁和伤感的东西，他们看这些书时有共鸣。但光有共鸣就行了吗？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共鸣的结果让我们这些做老师和做家长的很担心。”
2005年“情人节”前夕，一本名为《校服的裙摆》的青春文学作品面世，虽然这位70年代出生的作者饶雪漫，据说已对“青春文学”足足经营了18年，也拥有数部销量不错的作品，但在如今风起云涌的“青春文学”浪潮中，却仍然不太起眼。
对于青春文学在孩子们中的影响，较早投入到“青春文学”职业写作的饶雪漫有着自己的看法，“尽管青春文学在很多人看来未必能入眼入流，但对孩子来说，其影响力却未必会低于那些名著。基于这一点，我本人对80年后的那些青春文学的作者是很有看法的，他们已经误入歧途了。总是在强调自我，挥洒内心情绪。当然也因为他们很年轻，仅仅是把文字当作是一种抒发自己所受到的疼痛、伤害的工具，但事实上，他们的文字出版了，成为了有影响力的作品，所以应该发现有些东西已经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了。”
“作为一个‘青春文学’的作者，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因为毕竟大多数的读者是些未成年的孩子，与其为这个时代原本就已经够彷徨的青春期添加更多的忧郁和伤感，是否更应该启示孩子将来如何生活甚至生存呢？”饶雪漫说。
对于自己写的《校服的裙摆》，饶雪漫笑着说，“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很多东西都在缺失都在异化，由虚构所引领出来的一个真相或一种生存方式，也许更容易让现在的孩子接受吧。”
《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小白、记者孙轶玮/上海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