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初的几个小品在赵本山的接受史上是最原始但也最和谐的一段�

以这样的“农民”为主角的小品，不可避免逐渐显得沉重起来，以往的清新逐渐褪去。从表现手法来看，除了保留了那反映农民怯懦的“经典一摔”，赵本山已经逐渐抛弃了他在二人转中丰富的搞笑手段，开始主要依赖语言。在北方官话为主导的普通话中，东北话恰在“能听懂”与“听不懂”之间。赵本山依靠这种优势成批量地制造“歪歪话”，利用类似“瞎么杵子去南极根本找不着北；脑血栓练下叉根本批不开腿；大妈猴穿旗袍根本看不出美；你让潘长江去吻郑海霞——根本够不着嘴”“秋波是啥玩意儿，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这样的语言不断地自嘲以博得观众的笑声。
“农民”形象的不断沉重，意味着春节晚会在意识到赵本山巨大的影响力之后，开始将更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功能加在了他身上。而沉重背后的激烈斗争，更可能意味着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农民已经逐渐开始感觉到城乡二元制给他们带来的危害。在此情况之下，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性质陡然间加强了。一方面，央视明确加强了传播内容的控制：把农民从服装到语言到活动范围加以非常明确的限制。另一方面，央视又在努力地美化现实，要把农民打扮成为有理想有文化的体制内新农民，要把农村打扮成清官当政的农村以掩盖基本矛盾。争夺文化霸权以维护社会稳定的意味十分明显。这一切都在限制着赵本山制造文本的手段。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所谓的“市民社会”自然也有所形成，对于传播控制者（也即国家）的“编码”的“解码”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和控制者一致了。毕竟，“文化霸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以市民社会的"同意"为前提的而并不是一种统治和支配关系。”【11】“农民”形象的不断摇摆，可以看成是文本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不断博弈的结果——控制者本想表现农民觉悟的提高，农村有一批清官出现，观众却有可能作相反的解读，在《拜年》中对于高秀敏夸赞乡长“今天上银行，明天跑科委，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身板差点儿没累毁”观众们没有什么反映，赵本山的一句“还给寡妇挑过水”却引来哄堂大笑。在笑声中人们多少消解了一些这一年来对现实的不满。然而，对于这种具有批判意义的想法，在传播第三人效应的影响下，控制者是要尽力将其扼杀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分层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城市小市民、农民、知识分子等等各阶层也开始在框架内对“农民”这个文本作不同的解码与欣赏了。在这一阶段，农民有可能可以从赵本山的小品中看到了自己的生活，他们对小品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有切身的体会，对小品中农民训斥和嘲弄城里人有一定的自豪感，更加深了对赵本山“农民”代言人的认同。小市民和知识分子却逐渐开始热衷于欣赏赵本山“自嘲”的喜剧，借以获得感觉自己更高明的快感，同时欣赏着东北话带来的笑料，很难说他们对于小品中的生活有多么深刻的体会，笔者不幸，也是其中之一。

余秋雨跟他关系不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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