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德二年，西原蛮逆，陷道州。明年，复作乱，破永州、邵州，然不犯道州以还，盖悯道州民见朝廷暴征之深也。次山乃作《贼退示官吏》，以讥诸使之征敛。
欧阳楩曰：西原怀逆，侵轶国家，荼毒人民，固蟊贼也。而官用王命，御寇除害，俾乂其方，诚义举也，岂有说者？虽征诛时急，较国之大患，亦不可谓不轻矣。而次山不此虑，反以征敛之迫讥之，至斥曰不如贼，此犹澡垢而索疵也。且其诗既出，流播甚广，彼夷狄见之，岂不复以为口实而反自义其然邪？吾恐次山之作此诗也，犹输戈殳于其敌也，岂能谓之谊哉？
周子驳曰：甚矣欧阳氏之不知道也！苟次山之是诗诚如戈殳之输与敌者，吾虑彼暴敛之使也，犹执戈殳之人也；其暴敛之举也，犹反戈殳以内攻者也。且夫道州人瘼，彼敌既已见矣，虽次山不之书，人恶悉不知？责次山之此诗而冀盖藏其事，此与掩耳盗铃何异？
夫欧阳氏之所回护者，非国也，国之朝廷也。国有其朝廷，有其人民。朝廷，所以事人民也：其利于民者，歌诗以称之；其敝于民者，歌诗以讥之。此二言尽矣，又何说焉？次山恤国之人民，为诗以申其难，幸朝廷之改辙，奚其不谊乎？抑次山颂朝廷之举以旌之，则是剧其所为也，如投薪于火，而民益陷溺，如此则谓之谊可乎？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今也以社稷之名加于民之上，则诚孰谊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