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美贸易战开打，冷战这个词就不时出现。在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时候，冷战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就越来越高。
陈志武教授在一次采访中说：我觉得这一场病毒危机可能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和持续的影响，一方面是世界经济会加快跟中国进一步脱钩，另一方面就是新的冷战局面会更进一步形成。
但在前些天的一次聊天中，我发现，不少年轻的朋友对于上个世纪发生的冷战的事情不甚了了。现将有关的资料整理一下，并加上自己的一些分析，供各位参考。

意识形态对立中的刚性与弹性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冷战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就不会有冷战。
比如，著名冷战史学家加迪斯就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上就不会出现冷战。因为，在今天，意识形态已经不是重要的因素。当然，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不等于没有国家之间的对立。他的言外之意，实际上是说，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就不会有阵营性的对立。没有意识形态因素的对立，将是一种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那种多种力量的对立与平衡，即俾斯麦玩的那种游戏。他展望当前的世界时说，当今的世界就是美国、中国、日本、俄国、欧洲，五大势力都很接近的状态。
对于加迪斯的上述观点，我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同意的是，冷战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不同意的是，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并不像有人所认为的，就是利益的问题，就是大国争霸或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因素仍然是重要的，甚至如前面所引述的，在美国的决策层，甚至把和中国的斗争，看作是西方第一次面与一个强大的非白人竞争对手的斗争。
既然是这样，那应当如何看待冷战中意识形态这个因素以及由此带来的冷战的刚性与弹性？进一步的问题是，在意识形态冲突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找到软化意识形态冲突的办法？
我原来曾经说过，就冲突和矛盾的性质来说，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宗教的与种族的、意识形态的、利益的。其冲突的强度依次降低，回旋和缓和的因素依次而增加。宗教与种族的冲突带有很强的非理性特点，是最难化解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虽然也经常是难解难分，但相对前者而言，理性的程度还是明显增强。而利益的冲突是相对比较容易驾驭的，是可以通过谈判妥协的方式解决的。如果将这三种类型冲突的性质和特点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尽管意识形态本身带有僵硬性，意识形态的冲突相对难以化解，但意识形态本身的弹性仍然是存在的，可以化解的程度是可塑的。

寻找冷战中的弹性空间
对意识形态当中存在的弹性，从而存在的软化空间，也许可以按照下面的思路来理解：
在现实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有关人类存在与发展问题的系统化主张。但在这个主张当中，其内容是相当庞杂的，涉及到人类生活的不同层面。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是最基本的价值层面，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太重要的。第二个是体制与制度的层面，涉及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安排，并由此形成不同的制度模式。但仔细分析，这种制度模式也是涉及众多的领域，比如政治的、经济的、宗教与文化的、教育的等等。第三个层面才是作为旗帜和符号的主义。
如果做这样简单的划分，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内容，其僵硬的程度以及软化的可能性是不同的。在最基本的层面，即最基本的价值层面，是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点的。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坏的，人们的认识真的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吗？真的会有如此尖锐的对立吗？这些内容只有在被组装到更抽象的框架中的时候，才显得势不两立。
而在体制模式的层面，最起码从上个世纪末冷战结束之后，其趋同或杂糅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如果将时间段拉得更长一点看，就更是如此。甚至在有些地方，非此即彼的分类已经相当模糊。而且，即使是在体制模式的层面，除了其内核的部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仅仅是具有工具性的含义，并不具有很强的价值内涵。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体制模式的层面，其实也是存在比较大的弹性空间的。
当然，最不好办的还是在符号的层面。符号是一种象征，而在这个象征里，实际上承载着很多东西，比如集体凝聚力的功能，对于合法性或正当性的解释，甚至于可能还有很强的利益的因素。但即便如此，由于有此前已经积累的经验教训在前面，人类理应变得更聪明，特别是在另外层面的弹性在不断加大的基础上，寻找更为明智的解决方式，条件不是比原来更差了，而是更好了。也就是说，即使是在这个层面，其包容度也在提高。
总起来说，意识形态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种现实面前，人们并非是无能为力的，应当以智慧软化意识形态的刚性或僵硬性，降低其对立和冲突的强度，扩大其弹性和相容性的空间。而这需要理性和智慧。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软化这个问题的意图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