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儿沟——“老码头”扛起大连港

最早的城市建设者
　　红房子、狼窝、穷汉岭，这些早年的寺儿沟地标早已不存在，只有夹在高楼里的那座大连史上最早的电影院——东明电影院孑然独立，似乎还在奋力挽留逝去的历史，但那里也是旧瓶新酒，已经成为出租房。
　　站在寺儿沟一带最高处寺儿沟有轨电车站，四下一望，寺儿沟的历史遗迹太难寻觅了，就连曾经的有轨电车终点站也向远处顺延。
　　虽然历史遗迹难觅，但是寺儿沟却不乏历史故事。从9岁起就住在红房子里的孙元香老人说，大连解放前，炮台山上有几门日本高射炮，1944年冬，他亲眼看见它们向着万米高空的美军轰炸机射击。第二年，日军排着队向苏军投降。大连染料厂老职工王振华说，寺儿沟一带最大的企业就是大染，它的前身就是日本的大和染料，大染污染挺厉害……
　　老寺儿沟快被人忘记了，但是有一些人不应该被忘记，他们曾经的名字是福昌洋行里的华工苦力，但是在城市历史的坐标轴上他们的名字是最早的城市建设者。

那个叫相生由太郎的日本人，一手建造红房子，压榨华工为他带来滚滚财源。没想到华工忍辱负重，积聚力量，成为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大连老码头精神的开创者。日本在狂掠中国东北大豆的同时，没想到却间接促进了大连油坊业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大连在中国享有"油都"之称。
　　如今，寺儿沟一带还住着海港工人，父辈、子辈和孙辈。
　　最早的城市建设者的后代们和父辈一样为以港立市的大连尽力，书写辉煌：大庆油田第一车原油经他们的手上船;新中国第一船出口原油经他们的手走向世界;海上原油也是经他们的手走向国际市场。
　　《大连掌故》一书的作者韩悦行说，没有寺儿沟，就没有大连。
　　那个叫相生由太郎的人
　　老一辈人都知道在寺儿沟一带曾有个街道名为相生町。1945年以前，大连的200多条街，其名字日味十足，它们或以日本"名将"命名，如东乡町、乃木町;或以"名舰"命名，如吉野町、三笠町;或以花草命名，如水仙町、白菊町，而以市民的名字作为街名的只有相生町这一例。
　　其实这里所说的相生，远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他全名是相生由太郎，他在寺儿沟一带创办了福昌华工公司，独揽大连港装卸业务，经营多种项目，他还担任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大连商工会议所所长。据称，当时的日本天皇对这位在海外"打拼"的"能干"的子民也是印象极佳，时常表彰他。
　　这位"能干"的天皇子民都干了些什么呢?他在寺儿沟修建碧山庄，俗称红房子，让万余华工蜗居于此;他强迫华工在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具和安全设施的恶劣条件下从事超强度的劳动，每年装卸1000多万吨的货物;他疯狂敛财，华工一年下来没挣着钱，反而要倒贴……
　　20世纪80年代，在寺儿沟的居民区中发现一通碧山庄万灵塔石碑，质地为花岗岩，碑身两侧有时任泰东日报社社长、汉学家金子平吉撰写的万灵塔记铭，共551字，铭文全是对立碑人相生由太郎的赞颂。金子平吉早年曾经同情和支持过中国的辛亥革命，与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党人为友，但是在日本殖民政策的浸淫下，也成为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刀笔掮客。
　　靠压榨华工而大发横财的相生由太郎，晚年生活非常不顺，竟然瘫痪在床。风烛残年的相生由太郎在1926年把碧山庄和一万多名华工全部转让给了"满铁"，福昌公司从此易手。四年之后，相生由太郎死在大连，活了63岁。

寺儿沟一带曾经油坊业发达
　　在保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反映寺儿沟福昌公司华工的照片中，有一张照片令人印象深刻，照片上一个中国劳工肩上扛了整整8块豆饼，每一块豆饼重达50斤。大连地方史学者韩悦行说，这是福昌公司规定每个中国劳工一次搬运量的最低标准，人们把这种劳工叫"扛大扛儿"。
　　大豆和豆饼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连港最常见的运输货物，韩悦行说："日本国内为了发展农业，把豆饼用作肥料，也用豆饼喂牲口，可是日本国内根本不种大豆，所以就到中国东北掠夺。"
　　在大量大豆被运到日本本土的同时，日本人在寺儿沟一带开设油坊，把大豆加工成豆饼再运到日本。韩悦行说，为了刺激更多的人兴办油坊，加工大豆，他们还提出了优惠政策，比如三年不用纳税，先款后货等等，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地人来连从事油坊业，一时间寺儿沟地区遍布油坊。从1914年到1930年，油坊业成为大连规模最大的行业，也让大连有了"油坊之都"的称号。
　　但是后来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农业不景气，豆饼需求量减少，导致大连油坊业很快萎缩。"这就是殖民地工业的一个特点，日本需要什么，大连就生产什么，根本没有自主性。但是一些工人开始有了反抗意识，红房子里的一些工人就组织了地下放火团，把寺儿沟好几个日本人的油坊给点着了。"

那个玄哥 老铁过来看看 别老错认祖先 不孝呀。。 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