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开皇初(581年)定令置《七部乐》:《国伎》、《清商伎zhi》、《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
到了隋炀帝时，有发展成为《九部乐》，《九部乐》可称之为《炀帝九部乐》和《隋制九部乐》。“九部乐”一词的产生可以追溯到隋代。隋文帝在公元589年灭陈完成了国家统一，结束了持续近三百年之久的南北分裂局面。当时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于是形成了南北、胡汉、雅俗、、世俗各种音乐大融合的繁荣景象。

在我国古代音乐中，燕乐是相对于雅乐的重要乐种。燕乐，又作宴乐、讌乐，即宴饮之乐，是古代天子及诸侯宴饮宾客时所用的音乐。隋唐时期，燕乐盛极一时。隋代宫廷宴饮娱乐用的“七部乐”、“九部乐”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燕乐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隋代燕乐无论“七部乐”、“九部乐“都是汉族和外来的民间传统音乐，恰如隋文帝所言“其声音节奏及舞，悉宜依旧”,保存了这些歌舞的传统形式。
隋代“七部乐”、“九部乐”的制定是为了适应皇室贵族宴饮享乐的客观需要，也是接受汉族音乐和西域音乐几个世纪以来长期并存的既成事实,它为隋唐燕乐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箜篌 在隋唐时期的宫廷音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隋代七部乐
“国伎”即“西凉伎”。“西凉乐”实际上是泛指当时甘肃一带的音乐。由于这里是西域音乐与汉族音乐的汇合之处，因而音乐兼有龟兹音乐和中原音乐的特色，是两者融合的产物。隋代“西凉乐”,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所用乐器以龟兹乐器为主，也有钟、磐、笙、萧等汉族传统乐器。
“清商伎”，又名“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这是汉族传统的民间歌舞，包括汉代“相和歌”、魏晋“清商三曲”。以及南北朝的“江南吴歌”和“荆楚西曲”。隋灭陈，获其“清乐”，“其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所用乐器有钟、磬、琴瑟、琵琶、筝等，在诸乐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高丽伎”即古代朝鲜的歌舞。北周时(557--581)列为宫廷乐部。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艺栖》。
“天竺伎”即古代印度的歌舞。“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张重华据有凉州为公元340-353年，这是“天竺乐”传入我国的具体记载。但其随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可能更早。我国西北地区的石窟壁画中有许多伎乐天的形象,应是“天竺乐”表演的生动写照。
“安国乐"是当时中亚细亚地区的音乐，相当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一带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通西域时(436)传入我国。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祗》。
古龟兹国位于今新疆库车一带，“龟兹乐”是古代这一地区的音乐。龟兹乐为胡部诸乐之首，被推崇为西城各国歌舞的优秀代表。龟兹乐器在中原地区最为流行，如曲项琵琶、五弦琵琶、凤首箜篌、筚篥、羯鼓等，在隋、唐燕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文康伎”又名“礼毕”,是汉族的种面具舞。“礼毕’者，本出自晋太尉庚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执翳以舞，象其容，取其以谥号之，谓之为‘文康乐’。这部歌舞在隋代“七部乐”、“九部乐”中是压轴节目“每奏九曲，终端则陈之，故以‘礼毕’为名”。其行曲有《单交路》，舞曲有《散花》。

隋代九部乐
隋初颁定的“七部乐”只是当时有代表性的主要乐部。 隋炀帝时，又增加“康国”、“疏勒”两部歌舞，扩充为“九部乐”。“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
隋代“七部乐”、“九部乐”的表演一般有“歌曲”、“舞曲”和“解曲”三种形式。有声有词者为“歌曲”；配合舞蹈的音乐为“舞曲”；“解曲”则可能是有声无词的器乐曲，一般速度较快。隋代“九部乐”中此三类的曲目多共有28个，犹如一份集中了当时各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宫廷乐后的节目单，反映了国家统一与强盛了的隋朝在燕乐发展上的高度成就。河南安阳张盛墓乐舞俑有八人跪坐,演奏琵琶、筚篥、横笛、竖箜篌、排箫、钹等乐器，（如上图）二人站立歌唱，打扮装束体现了宫中女乐的特点，神态专注传神,为隋代歌唱奏乐情景的一幅缩影。

隋文帝强调“儒学之道”为治国根本的同时，也认为：“佛法玄妙，道教虚融，成降大慈，济度群品”“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深浅，殊途共致”，主张以儒教为主，调和三教。
隋朝儒学家王通提出“三教合归儒” 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 .主张以儒学为主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
隋文帝奠定的三教合一大格局直接影响了后世对宗教的看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隋文帝建造八十三座舍利塔
佛舍利（sarira）通常指释迦牟尼佛圆寂后火化遗体后结成的珠状物。《长阿含经·游行经》载释迦遗体火化后，由八国将他的舍利分为八份，各在本国建塔安置供养。关于佛舍利有很多传说，如西晋时译《阿育王传》、南朝梁译《阿育王经》，都说阿育王曾发掘摩揭陀国王阿阇世王建造的舍利塔，取出舍利命“夜叉”于一切大地乃至大海，处处起塔供养舍利，一天内造了八万四千座宝塔。隋文帝命各州建造佛舍利塔的做法，不见于他朝。
杨坚派使者往各州送舍利，建造舍利塔，其舍利何来？与杨坚出身传说类似，王邵《舍利感应记》（《广弘明集》卷一七》）所提供的是另一段感通灵验故事：皇帝昔在潜龙，有婆罗门沙门来诣宅，出舍利一襄曰：檀越好心，故留与供养。沙门既去，求之不知所在。
杨坚建造舍利塔是为了创造一个宗教宽松的社会大环境，使得百姓能够自由信仰宗教，从而幸福生活。

山东青州隋仁寿元年（601）《舍利塔下铭》拓片

孔子常被称为至圣先师，其“先师”称号即来源于隋文帝对孔子的尊称“先师尼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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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与道教
隋文帝对道教 , 起初尚无好感 , 但他不采取北齐文宣帝式的打击道教政策 , 而是 “复行佛道二教 ” , 对道教的发展同样予以扶持。
这是为什么呢 ? 其 原 因 就 在于 :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 , 历史的座标上深 深刻划出宗教迅速发展的轨迹 , 传统文化孕 育下的道教羽毛渐丰 , 外来佛教也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交流在华夏大地扎下了根 , 在意识形态领域内 , 汉代那 种儒家一统天下的态势不复存在 , 代之而起的是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格局 。 三教同源 , 三教合一说已为时人所津津乐 道 。在这样的大趋 势下 , 欲统一 南北 , 再造中华的隋文帝杨坚就不能不因势利导 , 采取三教并行不 悖的思想文化政策 。 鉴于当时儒门淡泊, 收拾不住的局面 , 他不得不更借重于佛道二教来实行思想统治 。这样的政策也是对北齐 、北周宗教思想文化政策的某种纠偏 , 以便收拾人心 , 赢得广大信徒对隋政权的支持 。 北 齐 、北周在北方宗教氛围浓郁 , 信教人口较多的社会环境中实行或者排道或者排佛的极端宗教政策, 失去了人望 , 招致了不满 , 隋文帝杨坚 复行佛道二教 , 正可以招徕人心 , 厝国政于安定 。诚如宋人宋敏求所指出的 : “隋文承周武之后 ,大崇释氏 ,以收人望 ” 。所以 ,并不十分信仰道教的隋文帝, 却又积极支持道教的复兴,使道教得以复苏 。应该说 , 这是利用道教来达到现 实的政治目的。
隋文第不根据个人喜好而根据天下大势制定宗教政策，这正是隋文帝高阔眼界的体现。

开皇年号很好听，太康年号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