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仝 毅
作为古代官籣府或私人设立的吸纳士子研习经史、读书讲学、修业治世的儒学文化机构——书院，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体制独特，风格多样，凸显着中华民籣族的人文精神。从唐朝中叶开始至晚清教育改制，书院作为一种主要的教学机构延续了千年之久，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栋梁之材。
永济境内的书院文化源远流长
永济，古称蒲或蒲邑。五帝之唐尧、虞舜都曾在此建都，开创了中华民籣族的最初的社会形态和国家机制。历史上，随着区划建制的更迭，永济有着不同的行政名字。秦代时，建为蒲坂县。北周时，称名蒲州。唐朝时，蒲州易名河中府，曾两建“中都”。可见，历史上的永济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
永济历史上籣书院较多，儒学教育久负盛名。永济书院的源流，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末年。据清乾隆版《蒲州府志·宦绩》记载，曹操平定河东后，认为“河东被山带河，四邻多变，当天下之要地也”，遂命杜畿为河东太守。杜畿在河东任上，“修戎讲武，又开学堂”，坚持“民富矣，不可不教也”的治理方略，“亲执经教授，郡中化之，河东学业大兴”。这，应是河东地区设立书院最早的文字记录。
蒲州在封籣建时代的官办书院，始于唐代籣开元年间，这在明代杨博《重修文庙记》中可找到依据。《重修文庙记》云：“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29），建学于蒲州城东北隅尚文厢。”据唐·常仲儒《修河中府文庙碑》云，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河中府尹兼节度使珲瑊镇守河中时，重修文宣王庙，地址就在府城之南。之后，历宋金，至元代时，蒲州境内的书院仍呈繁盛景象。乾隆版《蒲州府志》记载：“元至正初，河中人王无矜与弟无伐，请以己所居及田设书院，在城南隅，赠名首阳。”此书院，在当时很有名气。到了明代，“学校之设遍天下，规模制作有定式”，“明洪武二年十月辛卯，诏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这一时期，，蒲州人才辈出，名擅科场。当时的书院有河中书院、王官书院和陈氏书屋。其中，规模最大、延续最久、影响最深远的当属河中书院。明朝文学家李梦阳，曾为该书院撰写有赞誉文章。到了清代，又在河中书院旧址上办起了河东书院。因当时道署设在永济，是政治文化中心，此书院特别邀请晋南三十五州邑的名士来蒲作为主讲，可谓名噪一时。
据史料记载，从唐代至清代，永济境内先后有14座书院，分别是：费君书院、首阳书院、河中书院、王官书院、陈氏书屋、崇实书院、吴公书院、来复书院、敬敷书院、乐善书院、蒲阳书院、归化书院，孰行书院等。其中的敦行书院，创建于光绪十二年，应是永济境内最后一座书院。
永济境内的河中书院创建始末
有关河中书院的创建始末，旧志中均有记载。清代康熙版《平阳府志》卷之九“学校”篇中明确记载：“河中书院，州治（蒲州城）东三里峨嵋塬上南向。旧为东岳祠。明正德间，吏科给事中吕经出为州同，改其祠为书院。扁以河中仍古郡也，万历间守河中道陈儒，知州胡大壮重修。国朝康熙三年总督白秉贞按部至郡捐俸，守道陈秉直，知州侯康民各捐俸重修。”
乾隆版《蒲州府志》卷之五“学校”篇中记载：“河中书院，明州同吕经建，在城东门外，峨嵋南冈上，本东岳庙，经自吏科给事中言事，谪官州同，乃于此改岳庙为书院，以教士焉。尚书韩邦奇记事于石。李副使梦阳为赋以美之。万历中，河中道陈儒，知州胡大壮修。国朝渐废，康熙三年，总督白秉贞、与守道陈秉直、知州侯康民重修之，康民自有记。然康民时虽修书院，已无主讲席者，久之复废。至雍正设府时，或撤其材，以为官署，于是仅存院址。唯康民及隆庆时二碑，露立其处焉。”
以上旧志关于河中书院创建始末略同。结合对现存的有关文献、碑文的考查，对其详情记述如下：
破迷籣信兴教化创建河中书院
乾隆版《蒲州府志》卷之七“宦绩”篇记载：“吕经，字道夫，宁州进士。十三年以吏科都给事中，左迁同知，崇正黥邪，政教兼举。建院以造士，抗内坚以卫民。历官都御史。民恩其德，立祠河中书院。”关于同知吕经创建河中书院，明朝韩邦奇《河中书院记》、李梦阳《河中书院赋》中均有详细记述。
河中书院，创建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院址在蒲州城东门外峨嵋塬南冈之上。先是塬上有泰山祠一座，古时习俗认为泰山神主地下人，所以每年六月迷籣信鬼神的人要歌舞集籣会为神献乐。这时蒲州来了一位同知，名叫吕经，云南宁州人，进士出身，在朝中当过吏部给事中，曾因指陈时弊获罪，贬官蒲州。他看到这里的人民迷籣信鬼神，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认为“礼教不兴而唯鬼之务，是劳籣民籣伤籣财的弊俗，亦是地方官员的过错”。于是“移文毁庙”，“毁其祠以为河中书院也”。这所书院在当时名气很大，“生徒入院而习业者，几百余人”。旧志云：明初郡士多学于首阳书院，自河中书院立而首阳书院废。当正德至万历世，郡人科第尤众，半出河中书院。州同吕经毁东岳为书院，应是他治蒲方略之首，亦是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立教化培人材之盛举。后人念其功德立祠于河中书院，特别是明代文学家、前七子的领军人物李梦阳作《河中书院赋》，以赞扬其功不可没的政绩。
书院选址与建筑布局
河中书院是蒲州官办的第一所书院，亦是蒲州境内的最高学府。
河中书院位于蒲州城东门外三里许的峨嵋塬南冈之上，这里地势高敞，视野宽阔，南望巍巍中条山，翠若屏障；西眺滔滔黄河水，白如银带。中冈之上为文昌阁，后竖桂籍阁，刻石记科名；北冈之上，是佛教十方禅院——普救寺。塬下是通京驿道，交通便捷，堪舆家称此处为“蒲中风脉第一”。中国历史上的五大著名书院，大多分布在名山大川之中，在自然山水风景奇秀的地方。当年，州同吕经把书院选在“蒲中风脉第一”的峨嵋塬南冈之上，很可能是受到儒家倡导的世风、文风和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加上山水自然风景优美的环境，有利于蒲州文脉的繁盛。
书院为何命名为“河中书院”，旧志云：“扁以河中仍古郡也。”《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武德元年置蒲州，二年置蒲州总管府，开元八年置中都，改蒲州为河中府。乾元元年复为蒲州，……三年四月置河中府。”《金史·地理志》记载：“天会六年河中府河东郡降为蒲州，天德元年升为河中府。”因而，将书院命名为河中书院，当是蒲州历史上曾多次以河中为府名的缘由。
关于书院的建筑布局与规模，《平阳府志》“学校”条目中记载，明代“学校之设遍天下，规模制作有定式”。据明代韩邦奇《河中书院记》：“丙子（1516）吕子出为蒲州同知，毁东岳，祠为书院也。第二年五月，得屋殿寝庑若干间，改建一殿一阁二祠五讲堂。以其中殿改为重华殿，以祀舜，配食者有伯夷、叔齐、王通、薛瑄四人；以东堂改为名宦祠，祀汉黄霸而下四十三人；西堂为乡贤祠，祀周段干木而下四十七人；以露台为尊经阁；以旁殿改为讲堂五所；以余房为生居处。同时修葺坊牌四，砖门一，井亭二；检闲田二百多亩为祀养，并新建屋若干间，又与同知为文告以意谕，为条约以劝生徒。
从以上记述中看，创建之初的河中书院是充分利用原东岳祠已存之建筑改葺而成的，其布局与规模是按照当时书院的定式重新设置的。
赓续设教更名河东
河中书院自明代正德十二年（1517）创建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到万历中期河东道陈儒、知州胡大壮进行了修葺。清代初期，历经百年的河中书院逐渐荒废。康熙三年（16⑥4），知州侯康民又进行了重修。先后修葺了大厅五间，乡贤祠三间，八角亭，碑亭、井亭各一座；新建二门三间，后楼一座，南北讲堂三间，号房十四间，道院三间，道房六间，皆列置门庑，并筑以围墙。又于直前特建砖门一座，架以层楼，置公田80亩，终使荒废的河中书院焕然一新。
雍正六年（1728），蒲州升制为府，来了一位知府，名字叫刘登庸，河北人，将建府衙之资据为己有。这时的河中书院久无师生讲习，而舍宇还基本完好，建府衙需要建筑材料，便拆了河中书院全部校舍。如此，延续了二百多年的河中书院瓦砾满地，仅存院址。
到了乾隆十九年（1754），因为当时的河东道府设在蒲州，来了一位道尹名叫乔光烈，由陕西同州知府调任河东兵备道。他是一位热心教育的官吏。他到任第五年，便命令蒲州知府周景柱，永济县令张淑渠创建书院，院址初在郡府，后移至城东门外原河中书院旧址，更名为河东书院。同时，特聘牛运震（1706-1758，字阶平，人称空山先生，山东兖州人，历官平番县，性好金石，精通经术，工文章，著述甚丰）为河东书院山长。一度衰落的河东书院，名声极盛一时。乾隆五十七年（1792），道辕移驻运城，河东书院仍未废止。光绪年间，陕西大荔的阎敬铭曾捐银二千两发给典商生息，作为书院“整修之用”。
明清书院二次鼎盛
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永济儒学教育的场所。从河中书院到河东书院，前后共存世约四百余年，通过兴学教化，培育人才，改变了一方风俗，带动了一城文明，为国家培育了大量栋梁之才，使蒲州文风日盛，永济代有名贤和硕儒重臣。
河中书院的第一次鼎盛期，应是明正德至万历年间。据乾隆版《蒲州府志》载：“明初时，郡士多学于首阳书院。自河中书院立而首阳废。当正德至万历世，郡人科第尤众，半出河中书院，号为极盛。吕柟（1479－1542），号经野，明陕西高陵人，正德三年举进士第，授翰林编修，累官南京礼部右侍郎。他所作的《书院题名记》云：“谓诸生学于厥中，未讫岁，而可科第者，骎骎已数十人。”以上记述证实，自永乐甲辰（1424）至崇祯癸未（1⑥43），蒲州进士及第者达七十余人，举人二百多名，同榜有四进士、八举人者，明代天启朝建极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韩爌称“百余年未有之盛况”，两文两武（兵部尚书杨博、王崇古；大学士张四维、韩爌）名重当时。唯蒲州襄毅公杨博，文韬武略，冠绝群伦，有“三朝太宰，满门良臣，父子同朝，五世登科”之誉。杨博出将入相数十年，在边则边境安，在朝则朝纲振，帝倚之左右手。纵观襄毅公父子孙曾历仕各朝各代，并高风亮节有所建树，实得河中书院教诲和家风家训有以致之。
河中书院的第二次鼎盛期，应是清乾隆年间创建的“河东书院”初创时期。因当时道署治所在永济，这里是河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东书院曾邀请河东域内三十五州邑的名士，因此名重当时。曾在河东书院任山长的牛运震，在他撰写的《创建河东书院记》中说：“当时是，黄河以东，中条以北，观察所治三十五州邑知名人士咸檄调来蒲。太原、平定诸生，千里闻风云来。河外陕之大荔、合阳、朝邑皆观察旧治，诸生负笈渡河来学，书剑载道，衿带盈门。”由此可见，当年的河东书院规模是比较宏大的，学子也是众多的，名声影响更是深远的。
仝毅，1939年生，山西永济人。曾任永济市委宣传部副部籣长、永济市旅游局局长等职。出版有《世界奇塔——莺莺塔之谜》《西厢记与普救寺》《普救寺》《三晋揽胜——普救寺黄河铁牛鹳雀楼秋风楼》等多部文化旅游著作。
作为古代官籣府或私人设立的吸纳士子研习经史、读书讲学、修业治世的儒学文化机构——书院，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体制独特，风格多样，凸显着中华民籣族的人文精神。从唐朝中叶开始至晚清教育改制，书院作为一种主要的教学机构延续了千年之久，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栋梁之材。
永济境内的书院文化源远流长
永济，古称蒲或蒲邑。五帝之唐尧、虞舜都曾在此建都，开创了中华民籣族的最初的社会形态和国家机制。历史上，随着区划建制的更迭，永济有着不同的行政名字。秦代时，建为蒲坂县。北周时，称名蒲州。唐朝时，蒲州易名河中府，曾两建“中都”。可见，历史上的永济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
永济历史上籣书院较多，儒学教育久负盛名。永济书院的源流，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末年。据清乾隆版《蒲州府志·宦绩》记载，曹操平定河东后，认为“河东被山带河，四邻多变，当天下之要地也”，遂命杜畿为河东太守。杜畿在河东任上，“修戎讲武，又开学堂”，坚持“民富矣，不可不教也”的治理方略，“亲执经教授，郡中化之，河东学业大兴”。这，应是河东地区设立书院最早的文字记录。
蒲州在封籣建时代的官办书院，始于唐代籣开元年间，这在明代杨博《重修文庙记》中可找到依据。《重修文庙记》云：“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29），建学于蒲州城东北隅尚文厢。”据唐·常仲儒《修河中府文庙碑》云，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河中府尹兼节度使珲瑊镇守河中时，重修文宣王庙，地址就在府城之南。之后，历宋金，至元代时，蒲州境内的书院仍呈繁盛景象。乾隆版《蒲州府志》记载：“元至正初，河中人王无矜与弟无伐，请以己所居及田设书院，在城南隅，赠名首阳。”此书院，在当时很有名气。到了明代，“学校之设遍天下，规模制作有定式”，“明洪武二年十月辛卯，诏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这一时期，，蒲州人才辈出，名擅科场。当时的书院有河中书院、王官书院和陈氏书屋。其中，规模最大、延续最久、影响最深远的当属河中书院。明朝文学家李梦阳，曾为该书院撰写有赞誉文章。到了清代，又在河中书院旧址上办起了河东书院。因当时道署设在永济，是政治文化中心，此书院特别邀请晋南三十五州邑的名士来蒲作为主讲，可谓名噪一时。
据史料记载，从唐代至清代，永济境内先后有14座书院，分别是：费君书院、首阳书院、河中书院、王官书院、陈氏书屋、崇实书院、吴公书院、来复书院、敬敷书院、乐善书院、蒲阳书院、归化书院，孰行书院等。其中的敦行书院，创建于光绪十二年，应是永济境内最后一座书院。
永济境内的河中书院创建始末
有关河中书院的创建始末，旧志中均有记载。清代康熙版《平阳府志》卷之九“学校”篇中明确记载：“河中书院，州治（蒲州城）东三里峨嵋塬上南向。旧为东岳祠。明正德间，吏科给事中吕经出为州同，改其祠为书院。扁以河中仍古郡也，万历间守河中道陈儒，知州胡大壮重修。国朝康熙三年总督白秉贞按部至郡捐俸，守道陈秉直，知州侯康民各捐俸重修。”
乾隆版《蒲州府志》卷之五“学校”篇中记载：“河中书院，明州同吕经建，在城东门外，峨嵋南冈上，本东岳庙，经自吏科给事中言事，谪官州同，乃于此改岳庙为书院，以教士焉。尚书韩邦奇记事于石。李副使梦阳为赋以美之。万历中，河中道陈儒，知州胡大壮修。国朝渐废，康熙三年，总督白秉贞、与守道陈秉直、知州侯康民重修之，康民自有记。然康民时虽修书院，已无主讲席者，久之复废。至雍正设府时，或撤其材，以为官署，于是仅存院址。唯康民及隆庆时二碑，露立其处焉。”
以上旧志关于河中书院创建始末略同。结合对现存的有关文献、碑文的考查，对其详情记述如下：
破迷籣信兴教化创建河中书院
乾隆版《蒲州府志》卷之七“宦绩”篇记载：“吕经，字道夫，宁州进士。十三年以吏科都给事中，左迁同知，崇正黥邪，政教兼举。建院以造士，抗内坚以卫民。历官都御史。民恩其德，立祠河中书院。”关于同知吕经创建河中书院，明朝韩邦奇《河中书院记》、李梦阳《河中书院赋》中均有详细记述。
河中书院，创建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院址在蒲州城东门外峨嵋塬南冈之上。先是塬上有泰山祠一座，古时习俗认为泰山神主地下人，所以每年六月迷籣信鬼神的人要歌舞集籣会为神献乐。这时蒲州来了一位同知，名叫吕经，云南宁州人，进士出身，在朝中当过吏部给事中，曾因指陈时弊获罪，贬官蒲州。他看到这里的人民迷籣信鬼神，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认为“礼教不兴而唯鬼之务，是劳籣民籣伤籣财的弊俗，亦是地方官员的过错”。于是“移文毁庙”，“毁其祠以为河中书院也”。这所书院在当时名气很大，“生徒入院而习业者，几百余人”。旧志云：明初郡士多学于首阳书院，自河中书院立而首阳书院废。当正德至万历世，郡人科第尤众，半出河中书院。州同吕经毁东岳为书院，应是他治蒲方略之首，亦是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立教化培人材之盛举。后人念其功德立祠于河中书院，特别是明代文学家、前七子的领军人物李梦阳作《河中书院赋》，以赞扬其功不可没的政绩。
书院选址与建筑布局
河中书院是蒲州官办的第一所书院，亦是蒲州境内的最高学府。
河中书院位于蒲州城东门外三里许的峨嵋塬南冈之上，这里地势高敞，视野宽阔，南望巍巍中条山，翠若屏障；西眺滔滔黄河水，白如银带。中冈之上为文昌阁，后竖桂籍阁，刻石记科名；北冈之上，是佛教十方禅院——普救寺。塬下是通京驿道，交通便捷，堪舆家称此处为“蒲中风脉第一”。中国历史上的五大著名书院，大多分布在名山大川之中，在自然山水风景奇秀的地方。当年，州同吕经把书院选在“蒲中风脉第一”的峨嵋塬南冈之上，很可能是受到儒家倡导的世风、文风和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加上山水自然风景优美的环境，有利于蒲州文脉的繁盛。
书院为何命名为“河中书院”，旧志云：“扁以河中仍古郡也。”《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武德元年置蒲州，二年置蒲州总管府，开元八年置中都，改蒲州为河中府。乾元元年复为蒲州，……三年四月置河中府。”《金史·地理志》记载：“天会六年河中府河东郡降为蒲州，天德元年升为河中府。”因而，将书院命名为河中书院，当是蒲州历史上曾多次以河中为府名的缘由。
关于书院的建筑布局与规模，《平阳府志》“学校”条目中记载，明代“学校之设遍天下，规模制作有定式”。据明代韩邦奇《河中书院记》：“丙子（1516）吕子出为蒲州同知，毁东岳，祠为书院也。第二年五月，得屋殿寝庑若干间，改建一殿一阁二祠五讲堂。以其中殿改为重华殿，以祀舜，配食者有伯夷、叔齐、王通、薛瑄四人；以东堂改为名宦祠，祀汉黄霸而下四十三人；西堂为乡贤祠，祀周段干木而下四十七人；以露台为尊经阁；以旁殿改为讲堂五所；以余房为生居处。同时修葺坊牌四，砖门一，井亭二；检闲田二百多亩为祀养，并新建屋若干间，又与同知为文告以意谕，为条约以劝生徒。
从以上记述中看，创建之初的河中书院是充分利用原东岳祠已存之建筑改葺而成的，其布局与规模是按照当时书院的定式重新设置的。
赓续设教更名河东
河中书院自明代正德十二年（1517）创建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到万历中期河东道陈儒、知州胡大壮进行了修葺。清代初期，历经百年的河中书院逐渐荒废。康熙三年（16⑥4），知州侯康民又进行了重修。先后修葺了大厅五间，乡贤祠三间，八角亭，碑亭、井亭各一座；新建二门三间，后楼一座，南北讲堂三间，号房十四间，道院三间，道房六间，皆列置门庑，并筑以围墙。又于直前特建砖门一座，架以层楼，置公田80亩，终使荒废的河中书院焕然一新。
雍正六年（1728），蒲州升制为府，来了一位知府，名字叫刘登庸，河北人，将建府衙之资据为己有。这时的河中书院久无师生讲习，而舍宇还基本完好，建府衙需要建筑材料，便拆了河中书院全部校舍。如此，延续了二百多年的河中书院瓦砾满地，仅存院址。
到了乾隆十九年（1754），因为当时的河东道府设在蒲州，来了一位道尹名叫乔光烈，由陕西同州知府调任河东兵备道。他是一位热心教育的官吏。他到任第五年，便命令蒲州知府周景柱，永济县令张淑渠创建书院，院址初在郡府，后移至城东门外原河中书院旧址，更名为河东书院。同时，特聘牛运震（1706-1758，字阶平，人称空山先生，山东兖州人，历官平番县，性好金石，精通经术，工文章，著述甚丰）为河东书院山长。一度衰落的河东书院，名声极盛一时。乾隆五十七年（1792），道辕移驻运城，河东书院仍未废止。光绪年间，陕西大荔的阎敬铭曾捐银二千两发给典商生息，作为书院“整修之用”。
明清书院二次鼎盛
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永济儒学教育的场所。从河中书院到河东书院，前后共存世约四百余年，通过兴学教化，培育人才，改变了一方风俗，带动了一城文明，为国家培育了大量栋梁之才，使蒲州文风日盛，永济代有名贤和硕儒重臣。
河中书院的第一次鼎盛期，应是明正德至万历年间。据乾隆版《蒲州府志》载：“明初时，郡士多学于首阳书院。自河中书院立而首阳废。当正德至万历世，郡人科第尤众，半出河中书院，号为极盛。吕柟（1479－1542），号经野，明陕西高陵人，正德三年举进士第，授翰林编修，累官南京礼部右侍郎。他所作的《书院题名记》云：“谓诸生学于厥中，未讫岁，而可科第者，骎骎已数十人。”以上记述证实，自永乐甲辰（1424）至崇祯癸未（1⑥43），蒲州进士及第者达七十余人，举人二百多名，同榜有四进士、八举人者，明代天启朝建极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韩爌称“百余年未有之盛况”，两文两武（兵部尚书杨博、王崇古；大学士张四维、韩爌）名重当时。唯蒲州襄毅公杨博，文韬武略，冠绝群伦，有“三朝太宰，满门良臣，父子同朝，五世登科”之誉。杨博出将入相数十年，在边则边境安，在朝则朝纲振，帝倚之左右手。纵观襄毅公父子孙曾历仕各朝各代，并高风亮节有所建树，实得河中书院教诲和家风家训有以致之。
河中书院的第二次鼎盛期，应是清乾隆年间创建的“河东书院”初创时期。因当时道署治所在永济，这里是河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东书院曾邀请河东域内三十五州邑的名士，因此名重当时。曾在河东书院任山长的牛运震，在他撰写的《创建河东书院记》中说：“当时是，黄河以东，中条以北，观察所治三十五州邑知名人士咸檄调来蒲。太原、平定诸生，千里闻风云来。河外陕之大荔、合阳、朝邑皆观察旧治，诸生负笈渡河来学，书剑载道，衿带盈门。”由此可见，当年的河东书院规模是比较宏大的，学子也是众多的，名声影响更是深远的。
仝毅，1939年生，山西永济人。曾任永济市委宣传部副部籣长、永济市旅游局局长等职。出版有《世界奇塔——莺莺塔之谜》《西厢记与普救寺》《普救寺》《三晋揽胜——普救寺黄河铁牛鹳雀楼秋风楼》等多部文化旅游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