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是唐朝的头号强敌。武则天时期，坚持了高宗朝后期的方针，守住了重要的河西、陇右边境。
武周与吐蕃在西域也同样展开争夺，虽然一开始打过败仗，但后来毕竟收复了安西四镇，而且此后守住了四镇。
在存在感比较低的剑南道，武则天时期也有巩固了边防，安置了几批从吐蕃那里归附的部落。

【吐蕃才是头号强敌】
武则天时代，虽然朝野上下把后突厥与吐蕃并列为边境上两大最强敌人，但当时的吐蕃比后突厥更有实力，也更让中原王朝头疼。
吐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帝国。我们知道唐朝是全方位地继承了隋朝，所以这个时期经常并称为“隋唐”，但唐朝与隋朝相比还是有一个重大差异，那就是隋朝尚且无需应付吐蕃的边患，而唐朝立国后恰恰赶上了吐蕃帝国的崛起，边防压力因此大大增加。
吐蕃帝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但其开创者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松赞干布。在藏文史料中，松赞干部是吐蕃的第33任赞普，但是吐蕃正是在他的治下吞并了周边小国，并且定都逻些（拉萨）。在敦煌发现的藏文编年史《大事纪年》就是从松赞干布开始写起。
松赞干布与唐太宗是同一时期的人物。唐朝在太宗的领导下开始对外扩张，与此同时，吐蕃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也对周边虎视眈眈。双方很快就在青海高原相遇，吐谷浑便成为两国竞相争夺的目标。贞观八年到九年，唐朝吞并吐谷浑，册立可汗，把这里纳入了唐朝的羁縻统治区。可是这时唐朝对吐蕃还没有多少认识。其实松赞干布当时也正致力于扩大国土，已基本上搞定了南方，接下来就是向北扩张。吐蕃在贞观十二年也进攻了吐谷浑，结果大胜，不但把吐谷浑部落之人赶到了青海湖以北，而且顺手打下了白兰、党项。接着松赞干布乘胜出击，打到了唐朝的松州，于是有了贞观十二年的松州之战。这场战争最终以唐朝胜利而告终，松赞干布派遣使者谢罪。不过太宗也答应了松赞干布的和亲要求，送文成公主入藏。

松州之战以后，吐蕃在唐朝边境有一个“韬光养晦”的时期。松赞干布既然如愿以偿娶到了唐朝公主，就改为奉行和平政策，把先前打下的吐谷浑、白兰、党项之地还给了唐朝。这段和平期持续了二十余年，可是等到高宗朝中期，吐蕃再次吞并吐谷浑之地，这时唐朝就吃了大亏，从此再也没能把那块地夺回，而唐朝的边境形势也由此发生重大转变。
在松州之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唐朝都没有对吐蕃引起足够重视。唐高宗初继位时，把松赞干布册封为西海郡王、驸马都尉，可见是把吐蕃视为一般的藩属国。又根据藏文史料，唐朝名将苏定方在显庆年间曾经大破吐蕃，战绩十分辉煌，八千唐军斩杀九万吐蕃军。但是这一战在中文史料中完全不见踪影，所以存疑。但如果苏定方真的曾经重创吐蕃，就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唐高宗对吐蕃一直爱搭不理的没有防备。
高宗朝前期，唐朝对外征战力度很大，先是灭掉西突厥，在西域设置了一批羁縻州县，接着就开始了对高句丽的连年征讨，直到最终将其灭掉。就在这期间，吐蕃再次开始了对青海高原的争夺。根据《资治通鉴》，早在显庆五年，唐朝与新罗联军灭掉百济之时，吐蕃就对吐谷浑发起过攻击；龙朔三年五月，辽东战场上如火如荼之际，吐蕃和吐谷浑又爆发战争，结果双方都派使者到唐朝理论。可是唐高宗来了个态度中立，谁也不帮。（通鉴：“吐蕃与吐谷浑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论曲直，更来求援；上皆不许。 ”）结果吐蕃趁势进攻，一举吞并吐谷浑。亲唐的吐谷浑可汗～曷钵～与弘化公主带了数千帐投奔唐朝。就这样，吐蕃一举占据了吐谷浑之地。唐朝要到几年后才会醒悟到这一片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失去了吐谷浑，唐朝的河西、陇右之地立刻成了唐蕃边境前线，连京师长安都受到威胁。不但如此，在高句丽战争期间，吐蕃也已开始染指西域，唐朝也是后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高宗后来急于夺回吐谷浑，但是咸亨元年的大非川之战以惨败告终。不过，随后吐蕃大举进犯唐朝的河湟之地，也无法成功。到了上元三年，高宗又组织了青海之战，目的仍是夺回吐谷浑，可惜仍是大败而归。此战之败，唐朝真正损失的兵力并不是太多，大部分都撤回了，但战争的后果却很严重。《旧唐书·吐蕃传》称：“时吐蕃尽收羊同、 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巂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
吐蕃的崛起让唐朝在周边地区的霸主地位受到了很大挑战，国家软实力也受到了冲击。吐蕃要求和亲，甚至直接点名要娶太平公主，而唐高宗与武则天居然不敢直截了当地说不，而是搞了个“曲线拒绝”，把太平公主送进道观去做女道士，可见当时的囧况。《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记载此事发生在仪凤年间：“仪凤中，吐蕃请主下嫁，后不欲弃之夷，乃真筑宫，如方士薰戒，以拒和亲事。”猜测这正是在仪凤三年的青海之战失利之后。
青海之战迫使唐朝改变策略，放弃夺回吐谷浑之地，只是固守河西、陇右。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期间唐朝开始设置长期驻守的边防军。比如河源军就是仪凤二年设置的，治所在鄯州－－这比青海之战还早了一年。唐朝以前出兵主要是“行军”，军队打完仗就回家了。但是从这时起，为了应付新的边境形势，不得不开始设置镇军。
对吐蕃的征讨接连失利，原因当然很多。首先，唐朝由于连年的东征西讨，国力消耗太大，需要休整；其次，吐谷浑之地对唐朝与吐蕃的重要性并不一样。这里宜农宜牧，对吐蕃不但有军事意义，对民生来讲也是至关重要，可是对唐朝来说那不过是又一块边区，边防意义远远大过经济意义；再有一个原因就是，吐谷浑故地上的吐谷浑人，可能更加倾向于吐蕃而不是唐朝。
吐蕃在高宗朝中期吞并吐谷浑后，从三个方向不断进攻唐朝：河西陇右、西域、以及剑南道。到高宗朝末期，西域有西突厥叛乱，北方边境有突厥叛乱，而吐蕃一方面插手西域，一方面在河西陇右以及剑南对唐朝频频进攻。到武则天接手之时，唐朝正处于全面防守的时期。此时的边防与贞观时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贞观时，除了西域有少量戍兵，在北方、河陇都无边防，而到了武则天执政时，河陇一带需要严防吐蕃，北方也开始布置防御“以备突厥”。

贴张示意图，看一看吐蕃、吐谷浑的位置。
吐蕃在吞并了吐谷浑之后，直接威胁到河西走廊（从凉州到沙州那一段）、河湟谷地（鄯州地区）。吐蕃也与西域相邻，但有高山阻隔，出入西域并不方便。

【唐高宗、武则天要对付的是噶尔家族】
松赞干布大约在永徽元年（650年）就去世了，那时高宗刚刚登基。可见唐朝与吐蕃是差不多同时开始了权力交替。松赞干布的儿子早亡，继位的是孙子芒松芒赞。芒松芒赞当时年幼，于是吐蕃国的大权落到了权臣禄东赞手上。
禄东赞在藏文中称为“嘎尔·东赞域松”。他可能是吐蕃王族，跟松赞干布本来就是亲戚，一直受到信任与重用，是吐蕃的“大论”（相当于宰相）。他有五个儿子，都出任要职，使得噶尔家族成为吐蕃最有势力的家族。禄东赞的次子就是后来让唐朝军队吃尽苦头的钦陵。
禄东赞为人极富谋略。他出使过唐朝，而且看来对中华文化相当了解，属于知己知彼的那类谋略家。《旧唐书·吐蕃传》专门记录了禄东赞的一则事迹，说当初唐太宗见到他就觉得与众不同，很是欣赏，就封他为右卫大将军，还想把李唐皇室的一位外孙女许给他为妻。结果禄东赞婉言谢绝，回答说：“臣本国有妇，父母所聘，情不忍乖。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臣安敢辄娶。” 这番推辞完全借用了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拿父母与君主做自己的挡箭牌，回应得相当有技巧。
太宗大概怎么也想不到，禄东赞在多年以后会成为唐朝最难应付的对手，恐怕没有之一。禄东赞掌握了吐蕃大权后，一改松赞干布时期对唐朝的和平政策。他不但主持了对吐谷浑的吞并战争。而且在那里积极经营，让唐朝再也拿不回去。
据研究，禄东赞于667年去世，在唐朝是高宗朝中期的乾封二年。但吐蕃的大权仍在噶尔家族手上，长子赞悉若继承了“大论”之位，钦陵几兄弟则掌握军权。《资治通鉴》说：“钦陵，禄东赞之子也，与弟赞婆、悉多于、勃论皆有才略。禄东赞卒，钦陵代之秉政，三弟将兵居外，邻国畏之。”这一条记录与藏文史料大体能对上号。在噶尔兄弟掌权期间，吐蕃继续对外扩张，不但坚守吐谷浑之地，而且开始进攻西域，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
钦陵成为唐朝的头号强敌，先后指挥过咸亨元年的大非川之战和上元三年的青海之战，大约也到西域指挥过战斗。从正史记载上看，钦陵与唐军的交战一直保持胜利记录，而且都是大胜。武则天时期的素罗汗山之战也是败仗钦陵手上，让武周军队损失惨重。
噶尔兄弟掌权期间，尽管吐蕃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内政不稳，但唐朝仍然没有趁虚而入，主要还是因为对钦陵十分忌惮。按《资治通鉴》，调露元年二月，吐蕃赞普亡故的消息终于传到唐朝（赞普实际上在两年前就去世了，秘不发丧），高宗立刻要求足智多谋的裴行俭趁机进攻，结果裴行俭马上表示：“钦陵还在掌权呢，我看算了吧。”高宗也就作罢了（上闻赞普卒，嗣主未定，命裴行俭乘间图之。行俭曰：“钦陵为政，大臣辑睦，未可图也。”乃止）。事后回顾，幸亏高宗听了裴行俭的，因为这年十月北方的突厥就开始叛乱了。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钦陵是个军事天才，但他也犯了穷兵黩武的错误。吐蕃并非纯粹的游牧民族，而是半耕半牧，所以无法做到以战养战，也是要靠征税、抓丁这类办法来支撑战争的。钦陵兄弟的军事扩张看似风光，但给吐蕃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因而招到很大抵触。噶尔家族最终失势，于此不无关系。而且钦陵在吐蕃不得人心这一点，在当时也被武周大将郭元振看得十分透彻，并拿出了行之有效的对策。

【武则天执政后对付吐蕃的策略－－基本上延续高宗朝后期】
吐蕃吞并吐谷浑之后，唐朝在三个方向都受到攻击，就是：河西陇右、剑南道、以及西域。高宗朝后期，唐朝暂时放弃了夺回吐谷浑的愿望，改为固守，双方的边界大体稳定下来，但是西域仍然是激烈争夺的战场，因为唐朝和吐蕃对那里的控制都不稳固，因此充满变数。
武则天独立执政后，大体来说是延续了高宗朝后期的方针，继续固守河陇地区以及剑南道，同时主攻西域。垂拱初年武则天曾主动撤出西域，致使安西四镇再度易手，但是到永昌元年，武则天就派韦待价去西域征讨吐蕃，可惜在寅识迦河大败，士兵伤亡惨重。不过，四年后的长寿元年终于大仇得报，王孝杰在西域大破吐蕃，收复了安西四镇，至此掌握了经营西域的主动权。这些战事以后还会详细分析，这里先看看河陇地区与剑南道的情况。
自从上元三年的青海之战失败后，唐朝广大的边境地区经常发生小规模战争，此起彼伏难以消停。比如永隆元年，不但突厥在北方继续叛乱，吐蕃也在河陇与剑南道发起攻击。大约在这期间，吐蕃在当地少数民族部落的配合下攻克了剑南道的安戎城。不过，唐朝这时虽然无力对吐蕃继续发动大规模征伐，但对吐蕃的进犯却仍可以从容应对。在河陇边境，当时高宗新提拔了两员良将－－黑齿常之与娄师德。这二人都是“综合型人才”，即能在战场上冲杀，也能管理好边防军。
综合几本正史，黑齿常之被高宗委任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在陇右的战略要地不但修筑了七十多所“烽戍”，而且开辟屯田五千余顷，每年收获的粮食达到五百多万石，充分保障了边防军的后勤供应。吐蕃军偶尔进犯河源，全被黑齿常之挡住。开耀元年他还打了一次大胜仗，在良非川击败了钦陵的弟弟赞婆，斩杀两千吐蕃军，并且缴获了赞婆存在那里的军粮。
娄师德被高宗赞为“卿有文武材”，委任为河源军副使。他也没有辜负高宗的信任，曾在白水涧与吐蕃军交战，“八战八捷。”
在剑南道，永淳元年时钦陵曾率军进犯唐朝松州以及柘州、翼州，高宗派李孝逸等将迎敌，想必挡住了进攻。
武则天上台后，尽管内斗激烈，但吐蕃边境上居然无事。正史上说，河陇边境上的吐蕃军对黑齿常之十分忌惮。他驻扎河陇七年，吐蕃军就七年不敢犯边。可是武则天在太后临朝的第一年就干了一件冒险之事，把黑齿常之从河陇前线调走了。一开始是准备让他平定徐敬业叛乱，但在叛乱平息后似乎也没有把黑齿将军再调回吐蕃边境，而是让他到北方去防御突厥。即便如此，在河陇以及剑南道边境，吐蕃在垂拱这四年期间居然毫无动静，起码从正史的记录来看是这样。
何以如此？我想原因有二。首先是高宗给她留下了良将，就算黑齿常之调走了还有娄师德。武则天的成功之处在于她笼络住了这些边关将领，没有让朝中的权力斗争影响到边防。第二就是吐蕃内部也出了乱子。根据藏文史料，就是在这期间，噶尔家族的长兄赞悉若与另一位权臣也斗得你死我活。到685年，也就是垂拱元年，赞悉若竟然被杀身亡。钦陵不得不回去主持大局。最后，他与弟弟赞婆二人继续担任“大论”之职。这些内斗以及朝中政务让钦陵无法专注于在唐朝边境上的战争。而武则天这里却是迅速进入了稳定期。她趁机收缩战线，休养生息。

【经营剑南道】
武则天独立执政之初的垂拱年间，可能在剑南道加强了力量。尽管正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从大臣的上表中窥知一二。张柬之在武周朝后期给武则天上《请罢姚州屯戌表》，请求放弃剑南道的姚州都督府。我们从这篇文中可知，姚州都督府于高宗龙朔年间设置，后来（不知何时）都督府长史被当地土著杀了，朝廷平叛又败，于是废掉了都督府建制。但是到了垂拱四年，建制又重新恢复。张柬之说：“至垂拱四年，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请置州，奏言所有课税，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劳扰蜀中……”他接着就说复置后的姚州问题很多。
可见在垂拱四年时，地方官奏请重置姚州都督府，得到了武则天的批准。张柬之的上表中提到的“蛮郎将王善宝、昆州刺史爨乾福”，都是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唐时对那一带称为南蛮。王善宝的父亲王仁求一直效忠唐朝，在高宗年间曾经协助官军平定了土著叛乱，被唐朝封为河东州刺史。王善宝是王仁求的长子，活跃于武则天时，继承了父亲的一系列官职，而且似乎得到了武则天额外加封的子爵爵位（新昌县开国子）。王善宝在武周后期的圣历年间为父亲立了墓碑，一直保留到今日，就是昆明现存的唐代古迹“王仁求碑”（上面有一大堆武周新字）。
至于昆州刺史爨乾福，找不到别的史料，但“爨”（cuan4）氏是南蛮大族。昆州就是今天的云南昆明地区，当时是羁縻统治区，所以由一位地方首领担任刺史。
垂拱四年，在王宝善、爨乾福的支持下，唐朝又恢复了姚州都督府建制，以便加强管理。张柬之的上表还提到，武周延载元年又在姚州设置了七所军镇，但是得从蜀中调兵防守。这时，整个姚州都督府管辖的羁縻州达到了五十七个，是一片相当广阔的地区。
张柬之给武则天上表可不是为了歌功颂德，相反，他认为姚州一带很难治理，从蜀中调去的边防军太苦，所以上表请求再次放弃姚州：“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巨猾游客，不可胜数。国家设官分职，以化俗防奸，无耻无厌，狼籍至此。今不问夷夏，负罪并深，见道路劫杀，不能禁止。臣恐一朝惊扰，为祸转大。伏乞省罢姚州……”武则天没听他的。
姚州都督府到底该留还是该废，显然是个两难问题。张柬之认为国家管理姚州属于得不偿失。武则天是怎么想的现在无从知道。但从地理上看，姚州紧邻吐蕃。在姚州加强防御，一来可以加强地方统治，二来可以防御吐蕃。
其实，云南一带尽管在史书上的存在感不强，但与西域的情况十分类似，都是当地土著、唐朝、吐蕃的多方角力。垂拱四年结束后改元永昌，这一年，原本依附吐蕃的浪穹部落就转而投靠唐朝，武则天设置了浪穹州，以部落首领～傍时昔～为刺史，显然是就地安置。通鉴：“浪穹州蛮酋傍时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来降；以傍时昔为浪穹州刺史，令统其众。”浪穹州也归姚州都督府管辖。
武则天在对外用兵方面并不软弱，但是态度谨慎。她与高宗一样，也念念不忘对吐蕃发起主动性的攻击。既然从青海高原的方向难有成效，她曾设想换个方向从剑南道进攻。熟悉当地情况的陈子昂赶紧上疏极力阻止。武则天对他的话还是听进去了，放弃了这个想法－－幸亏是放弃了，否则蜀中必乱。不过，武则天既然有过如此大胆的设想，可见当时的国力已经有了相当的恢复，而且剑南道的形势也比较好。

看一下姚州的位置，在唐朝的西南端，紧邻吐蕃。

姚州都督府与姚州不是一回事。都督府的辖区大得多，按张柬之的上表，管辖了五十七个州。
浪穹州，在武则天称帝前夕的永昌元年设置。
还有一个蒙舍州，那里的部落就是南诏。后来南诏统一了那一带的部落，也成为唐朝的劲敌。

【正史不载的一次战斗－－沙州保卫战】
沙州就是现在的敦煌，在河西走廊西端，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大约在武周延载元年（694年），沙州遭遇了吐蕃军队的猛烈进攻。沙州刺史李无亏的墓志上说是“狡虏数万，来犯城池。”
沙州虽然很重要，却是个户口较少的下州。按《新唐书·地理志》，沙州本来是从瓜州分出来的，只有四千多户，一万六千多人。因此一下来了几万吐蕃兵，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当然，或许墓志上夸大了敌军人数。但不管怎样，这是一场硬仗。
李无亏的墓志在提到这次战事时说：“虽频剪逆徒，而余氛尚梗，狡虏数万，来犯城池。公操烈松筠，志凌/铁石，奋不顾命，甘赴国忧。虽则斩将搴旗，雄心克振，然通中刮骨，其伤遂深。绥复之祸忽臻，马革之悲俄/及。以延载元年八月七日终于官舍，时年五十八。”
所以从墓志上看，刺史李无亏带领军队进行了殊死抵抗，结果身受重伤，不久即在官舍中去世了。
这次战争的结果如何？综合各种史料来看，战争给沙州带来了不小的破坏，但州县最终还是保住了。根据当代学者编撰的《敦煌大事记》，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中有一份延载二年（695年）的敕书，说：“正月十四敕：为沙州遭贼，运转极难，稍竿道停，改于第五道来往。又奉本年二月廿七日敕：第五道总置十驿，拟供客使等食，付王孝杰并瓜州，沙州审吏检问，令瓜州捉三驿，沙州捉四驿。刺史陈玄琏奏请于城东北六十里置横涧驿。”（《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
所以从这份文书上看，当时沙州遭到了贼兵进犯，破坏了驿站。文书特别说，要求停用“稍竿道”，人员和物资的转运改为“第五道”。稍竿道是从沙州通往伊州（新疆哈密）的道路，而“第五道”就是著名的莫贺延碛道，是瓜州通往伊州的道路，要穿越数百里的无人戈壁，非常难走，但因为战争破坏，也只得暂时走这条路。从文书上看，武则天又派了大将王孝杰前往瓜州、沙州，加强沿路驿站的修整，并且新设驿站。
同样是延载二年，敦煌莫高窟的大佛像也竣工了，就是今天的第九十六窟，是莫高窟最大的佛像。可见沙州已经逐渐恢复了正常。
延载元年的这次“沙州保卫战”，正史上完全没有记录。敦煌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以及沙州刺史李无亏的墓志弥补了正史的不足，让人们看到河西陇右各州所面临的风险，也看到了武则天在河陇诸州的经营。又根据李无亏的墓志，早在载初元年（689年），李无亏就担任沙州刺史，同时兼任豆庐军经略使。当时武则天尚未称帝。这一记载也是对几本正史的一个补充。正史上都说沙州的豆庐军建立于神龙元年，但从墓志上可知，早在载初元年这支边防军已经存在了。
又根据敦煌出土的吐蕃史料《大事纪年》，在这场沙州之战的前一年，即长寿二年（693年），吐蕃大论钦陵来到了吐谷浑之地，并且一直待到圣历元年（698年）－－圣历元年，吐蕃的君相权争已经白热化，钦陵很快就自杀了。这就是说，钦陵自长寿二年来到吐谷浑之地后就没有再返回拉萨。
吐谷浑就在沙州的南邻。当代学者陆离分析，延载元年吐蕃进犯沙州可能就出于钦陵的战争计划。钦陵当时早已接替他的长兄赞悉若，担任吐蕃大论已有数年。他从吐蕃来到吐谷浑，与一件事有关，那就是王孝杰在西域夺回了安西四镇。重置四镇并派兵长驻，使吐蕃在西域的经营受到重创。为了重夺四镇，钦陵在西域与河陇两条战线发起了进攻，这场沙州之战就是收复安西四镇引发的连锁反应之一。
参考文章：
《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志》所记唐朝与吐蕃、突厥战事研究，作者：陆离（南京师大）。

贴张图，看看沙州的位置。
唐朝经营西域的基地是伊州、西州、庭州，而沙州和瓜州是连接内地与西域的狭窄通道。从沙州、瓜州开辟西行的道路，沿路设置驿站。这些驿站不但用来行军，也是丝绸之路的商旅们所依赖的停靠点。

【素罗汗山之战，武周军惨败，但钦陵的攻势也已接近尾声】
素罗汗山之战发生在万岁通天元年，固然以武周军的惨败而告终，但如果联系当时的背景来看，这一战虽败，万幸的是并没有引发什么严重后果。
综合几本正史的记录，以及藏文史料，可以看出素罗汗山之战是吐蕃与武周一系列战争的一部分，都可视为安西四镇收复后的连锁反应。
我们来看看这一系列战事。
长寿元年十月（692年）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
第二年（693年，长寿二年），正史中没有战事记录，但藏文史料说钦陵来到了吐谷浑之地；
第三年（694年，长寿三年/延载元年），武周边境上一下子非常热闹，突厥默啜进犯灵州，东北地区的室韦也发生叛乱。西域也有大战。岭南道也有叛乱。又根据李无亏的墓志，可知在沙州也发生了惨烈战斗。这些战斗都以武周的胜利而告终；
第四年（695年，证圣元年），吐蕃进犯临洮，王孝杰前去征讨。史书上没有说战斗结果，但我推测这一战仍是武周胜利；
然后就是第五年（695－696年，万岁通天元年），这年三月发生素罗汗山之战。
回过头来多说几句694－695年期间的战事。这期间吐蕃与武周在几个战场交锋，都被武周击败。694年（长寿三年/延载元年），在西域，王孝杰击退了吐蕃与西突厥联军，取得泠泉及大岭之战的胜利，歼敌数万，而碎叶镇守使韩思忠也击退了吐蕃的袭击。但是正史对这一系列战斗交待得十分简略，我们只能看到交战结果的记录。关于这些战争，以后说到西域时还会再提到。
又根据藏文《大事纪年》：“马年（延载元年，694年）……噶尔·达古为粟特人所擒。冬，赞普驻于热乌园，敦叶护可汗前来致礼。”这个噶尔·达古是谁？看姓氏，应该是钦陵的同族。有文章说他是钦陵的四弟悉多于。
王小甫先生在他的专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一书中认为，这次吐蕃与粟特人的战斗也是企图收复西域的战争之一，而这里的粟特人就是为唐朝（武周）守卫石城、播仙地区的胡人聚落。
石城（新疆若羌）、播仙（新疆且末）当时都属沙州管辖。如此看来，吐蕃军在延载元年对沙州多个城池都发起进犯，但都没有成功。进攻石城或者播仙的噶尔·达古还被粟特人所擒。

延载元年，吐蕃对沙州发起一系列攻击却毫无进展，难以从这条路重新进入西域。所以接下来吐蕃换了个方向，向东进犯临洮，这是改向河湟地区进攻了。这或许只是报复，或许有战略意图，比如想通过这种曲线的方式让武周放松对西域的控制。由于史料缺乏，这些都只能是猜测。武周对吐蕃进犯临洮也立刻给予回击。《资治通鉴》说：“秋，七月，辛酉，吐蕃寇临洮，以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
接下来，到了第二年三月（万岁通天元年三月），发生了素罗汗山之战。尽管武周军队大败，但几本正史对这一战的记录也很简单。
《通鉴》说：“三月，壬寅，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唐兵大败；孝杰坐免为庶人，师德贬原州员外司马。”
《旧唐书·吐蕃传》说：“孝杰复为肃边道大总管，率副总管娄师德与吐蕃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官军败绩，李杰坐免官。”
《新唐书·吐蕃传》说：“证圣元年，钦陵、赞婆攻滥洮，孝杰以肃边道大总管战素罗汗山，（为）虏败，还。”
这几本正史的记录不但简短，而且时间还有些差异。如果把吐蕃进犯临洮与素罗汗山之战视为同一场战争，这就不难理解了。这里需要分析一下素罗汗山到底在什么地方？现在的科普文章含糊地说是在今天甘肃临洮一带。但在当时，这里位于唐朝与吐蕃（其实是吐谷浑）的边境地带，素罗汗山到底是在唐朝（武周）这边，还是在吐谷浑界内？
我在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的“河洮岷文化研究中心”网站上查到，这个网站在介绍当地历史时提到了这场素罗汗山之战，并非常具体地指出是在今天的碌曲县境内。网站上说：“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七月，吐蕃袭洮州，以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征讨吐蕃。万岁通天元年（696），二月，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大将论钦陵、赞婆战于洮州边境素罗汗山（治今碌曲县境），唐兵大败。钦陵求四镇及通市益州，唐朝不许。”
碌曲县在今天甘南藏族自治州内，当时位于吐谷浑之地。由此看来，素罗汗山确实在吐谷浑境内，王孝杰、娄师德的军队是攻入了吐蕃地界，但被钦陵、赞婆兄弟击败。
正史上对这一战一笔带过，但藏文史料的相关记载却相当丰富，可见这一战让吐蕃方面十分自豪。但从吐蕃史料也可以反映出素罗汗山战场是在吐谷浑境内。《敦煌吐蕃文书》说：“大相钦陵在吐谷浑，于虎山（素罗汗山）、汉坟场与唐元帅王尚书大战，杀唐人甚多。”
这样看来，几个月前吐蕃军队进犯临洮，是被王孝杰击溃了。不但如此，王孝杰还乘胜追击，率领大军打到了吐谷浑境内。王孝杰当时应该是意气风发的，因为自从长寿元年收复安西四镇以来，他与吐蕃军交战一直获胜。不过从史料上推测，他可能从未与钦陵交过手。收复四镇时，钦陵应该在拉萨。在西域冷泉对抗吐蕃与西突厥联军时，吐蕃主帅是钦陵的弟弟噶尔·勃论赞刃。在临洮反击吐蕃军，不知吐蕃主帅是谁，但估计也不是钦陵本人。
王孝杰在吐谷浑之地败于钦陵，可惜可叹，但似乎也应在情理之中。
藏文史料上又说，武周军队在这一战中战死者达到十万之多。“吐蕃将军论钦陵作战勇如牦牛，在廓瓦尔摆开战场，击毙唐军多人，并立起一具唐兵尸体，谓此乃杀死十万人的标记。素罗汗山唐人坟与黄河唐人坟即由此得名。”
我认为武周军队损失惨重是实情，但未必会有十万之多。首先，如果真的有这么大损失，《资治通鉴》和两唐书是肯定不会放过的，必然会提到这个数字。其实从上述藏文史料也可以看出，所谓“杀死唐军十万”是钦陵自己在夸耀战绩，因为这一战的胜利对钦陵来说至关重要。他当时的处境已非常艰难，不但安西四镇易手之后一直难以扳回局面，而且这一次还让王孝杰打到吐谷浑界内。这还不是最头疼的。最头疼的是，当时吐蕃赞普已不满足于当个傀儡，君相之间的权力斗争已十分激烈。如果此战失败，恐怕赞普就正好趁机把他除掉了，就象不久前除掉他弟弟勃论赞刃一样。
正因为这样，所以素罗汗山之战虽然钦陵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接下来却并非乘胜追击，而是－－议和。实际上，当时武周也正出于焦头烂额之中。就在同一年，契丹开始叛乱，默啜又趁火打劫，而钦陵也趁机又进犯了凉州，俘虏了都督许钦明。可就算如此，钦陵也没有继续发起战争，而是积极议和。
现在有不少文章把这场素罗汗山之战看成是吐蕃绩大非川之战、青海之战之后的第三次大胜仗。从损失人数来说也许如此，但从战争意义来讲，素罗汗山一战并没有造成什么格局的改变。这是因为，素罗汗山之战实际上是安西四镇易手之后的连锁反应之一，而且已经接近尾声。钦陵没有继续进犯武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吐蕃/吐谷浑的人民也已经非常厌战了。战争，从来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