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八月七日，司马辽太郎诞生於大阪。他原名福田定一，其笔名乃取自「远不及司马迁之太郎」之意。司马辽太郎的祖父本是个日本算术家，但他於明治初年迁至大阪改行从商，贩卖糕饼 。他父亲则在大阪当开业药剂师。在最具商人气息的地方从商，最重要的即是要具备理性的经营头脑 。这个特性影响司马辽太郎极为深远，在他的小说中，经常以冷静、理性的历史观来审查主观的、非理性的意识型态。因此，有人称他的历史小说为「非意识型态」的历史小说。
　　司马辽太郎从十三岁开始，即经常到大阪市立图书馆博览群书，至他大学毕业时，几乎已经读完图书馆的藏书。其好友寺内大吉（作家）回忆说，司马辽太郎在报社上班时曾经住过他家，他每天要到报社上班时，总是撕下一页百科全书来背诵。

　　他十八岁时进入大阪外国语学校（今大阪外国语大学）蒙古语科就读，名作家陈舜臣是高他一年的学长（印度语科）。二十一岁（一九四三年）时被徵调到中国东北的战车连队。他大学时代的专攻（蒙古语）以及後来的中国经验，无形中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本来日本作家并不擅长描写大时代的社会动态，若是以读俄国小说或是法国小说的态度来读日本小说一定大为失望，因为日本作家只擅於描写内心的感受以及身边的琐事，名之为「私小说」，并自认为是日本小说的特色。吾人若看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再去看「私小说」，肯定打瞌睡。

　　然而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却具有从天空俯瞰大时代动态的特质，也因为这个特质吸引了无数的日本读者。笔者认为他这特质与他的蒙古语学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住在沙漠中的民族，为了要辨识方向，寻找水源，他们关心视界以外的世界，因此总是将视点如老鹰般高悬在天空中某一点往下俯瞰。这种观点自然与属於森林文化的日本观点大相迳庭。事实上司马辽太郎极喜欢蒙古，他除了到蒙古旅游外，早期的作品如「波斯的幻术师」、「戈壁的匈奴」，以及晚年的「鞑靼疾风录」都是描写北方骑马民族的作品。

　　他从一九四六年（二十三岁）至一九六一年，先後在新日本新闻社及产经新闻社当记者。这记者生涯可以说是他历史小说的原点。三年前他曾经对他的朋友说：「若有来生，我还要当个新闻记者。」可是他这个记者与大多数的记者不同，他永不厌倦地充实自己的知识，而且由於他隶属於文化部门，因此经常到各大学与寺院去采访，独自研读寺庙中所藏的古文书，并与大学教授结为好友。通常的历史小说作家都只是搜集文献，考察当地风光，以作为写小说的准备工作。而司马辽太郎不只如此，他至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去，必定像个新闻记者般询问当地的居民：「你出生於何地？是否知道事件的传说 ？」换言之，他把事件的主角当作仍然活在该地一般。

　　他是个彻底的现场主义者。他一定要到那块土地去，呼吸那里的空气。他说过，有时从空气中能够发现重大的事实。除了历史之外，他还研究地理学、地势学、交通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人心地理学。 他认为，我们不能以一个地方的风土论断一个人，但是每个地方确实存在其风土特性。亦即，每个人都具微量的风土特性，如果数十万人聚集起来即显现其特徵来。若是追溯其历史，则数百万人的特徵聚集起来即更显着。因此他举例说，阪本龙马的故乡土佐（现四国高知市），当地的人黑白分明，好诉讼，具平等思想。近江（现滋贺县）人具商人天份，与华侨的习性相似，然明治时代之後，产业资本兴起，商业资本没落，因此近江商人也跟着没落。

　　伟大的作家大都极为注重人物背景的形象。笔者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草稿上发现他画着教堂、人物等具体的图画；黑泽明在拍电影前也会先画图来捕捉影像。司马辽太郎曾经说过：「我在写作时，如果看不到那个人的脸，看不到那个人站的地方，那麽我就无法写下去。譬如说，我写丰臣秀吉时，写到有一个使者到他前面来。此时，我虽然在小说中没写出来，可是我会想像丰臣秀吉的前面站着多少人？天气是阴是晴？这附近是否有松林？这松林是苍翠欲滴的幼松，还是苍劲挺拔的老松？」总之，他对鲜明的形象极为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