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比喻比较恰当

非常赞同此观点！二里头极大可能就是夏晚期都城，而三星堆才是大禹建夏的初期都城。华夏文明自古就是开放的文明！什么外星人、西来说，均是扯蛋！

龙山火种三星堆

三星堆古城遗址平面图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偏北部，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鸭子河南岸，东距广汉市区7公里，南距成都市区40公里。其西部为连绵的龙门山脉，其北部由北向东再向南为绵延的龙泉山脉，两系山脉对三星堆周边形成半包围结构。自西北向东南，绵远河（沱江上游）、石亭江（雒水、洛水）、湔江（伊河、鸭子河）、清白江等流经平原，汇聚横穿金堂县赵镇龙泉山脉形成沱江，至泸州市汇入长江。区域内地势平坦，河流密集，沟渠纵横，土地肥沃，是农耕社会形成以来重要的种植区，特别适合栽培水稻，非常适宜人类休养生息。
　　三星堆是偶然发现的。1929年，四川广汉农民燕道诚家用传统水车向自家稻田里抽水，因水坑太浅，不便于把水提上来，让他的儿子把下面的水坑掏深一些，工具碰到下面的石板，揭开来发现了一坑玉器。此事传开后，引起华西协和大学(就是211、985之前的华西医科大学，现今的四川大学下属，华西医院的教学科研机构)教授、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美国人）的关注，开始对二里头考古。当年发掘面积很小，只挖了一条探沟，据说发现了一些玉器。

三星堆出土玉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国政府被迫迁至陪都重庆，许多学校南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其中包括北大），很多知识界的人南迁到重庆、成都片区，学校更是逐渐南迁到了昆明。在这期间，成都白马寺街在城建中发现了许多青铜器，引起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考古学家卫聚贤的注意，针对这类青铜器与中原发现实物的巨大差距，他发明了“巴蜀文化”概念，认为这些青铜器，代表的就是地方性质的巴蜀文化。这个观念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考古界迎来了春天。三星堆一直没有脱离考古界人的视线，陆续又有相关的考古工作开展，但进展不大。1964年春，月亮湾农民在距离出土玉石器地点约五六十米处挖化粪池时，发现一坑玉石器；1974年，附近的梭子田发现磨石一坑；1976年发现玉刀、玉斧、玉矛等文物；1981年以来，村民在鸭子河边拾得玉质精美的瑁圭、玉凿、小玉璋、青铜虎等文物……种种迹象提醒着考古人员，有必要对三星堆进行深入发掘。但当时，很多人根本无法意识到三星堆有多么重要，多么伟大。毕竟，远离中原的考古，都应该是地方性质的，对大多当时的有识之士来说，地方文化对中原中心文化，只能锦上添花，对我们的核心文明的深层认识起不了多大作用，对我们构建中华文明光辉的历史渊源帮助不大。直到1986年发现两个埋藏坑，出土了前所未见的大量青铜器，才造成巨大轰动，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
　　到2013年，三星堆进行17次考古，发掘分布23个掘点，其后陆续发掘，发现东西南北四面城墙，墙内面积约3.6平方公里，遗址一期的分布约3.7平方公里，遗存内容非常丰富。2019年12月，发现第三个器物埋藏坑，目前正发掘，可能又将出土一批重要文物。

三星堆出土陶器石器
　　三星堆遗址目前分为四期，距今：第一期4800－4100年，第二期4100－3600年，第三期3600－3200年，第四期3200－2600年。古城遗址存在人类社会活动达2200年，其分布面积之大，时间跨度之长，在中国新石器考古以来古城遗址中绝无仅有。
　　由于两个埋藏坑位于遗址第三期文化层，相当于殷商武丁时期，故被断代为商晚期。两坑器物，大多断代在商晚期，仅有少部分断代在商前期。从逻辑上讲，今天不可能埋明天的器物。三星堆埋藏器物，最晚不可能晚于商晚期，最早到什么时候，就大可商榷了。实际上，从近些年的考古发掘看，三星堆遗期遗存非常丰富，与同时期其它遗址相比，根本不落后。
　　龙山时期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代表王权政治、道德礼仪、地位身份等内容的牙璋出现，并分布在几个巨大而重要的考古遗址范围，显示当时已经出现了一种可能具有宗亲、姻亲的早期国家组织联盟，可以视为形成了宗邦的政治组织形式，即由某一个实力最强的族群作为宗主国，其他族群间处于平等地位。这些遗址呈散点式分布，彼此没有直接的疆界接壤，各大社会族群间没有发生争夺资源战争的可能，反倒是各地的特殊物品或产品具有互补性，形成了彼此依存的关系，促进了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社会族群，先后在2000BC年前后，陆续消失了。至于原因，后面再作探讨。

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物
　　三星堆文化从龙山时代一直繁荣发展到商后期，不管是从族群体量还是文化先进性，到2000BC年前后，其已成为古代中国龙山文化续存的唯一文化火种。三星堆遗址人类社会活动时间长文化跨度大，从发掘出土器物观察，其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社会族群间存在物质交往和文化交流，无论是日常生产生活用具，还是代表精神世界的高端玉石、青铜制品，与其它遗址出土器物“撞衫”现象非常普遍。
　　公元前2800年即已存在的三星堆，与公元前1750年横空出世的二里头之间，出土的许多器物也非常相似。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二里头作为早期王权国家强大文化辐射力的表现，三星堆受二里头文化的传播影响。这种观点正确吗？

三星堆和二里头的城建原则
　　人是环境的动物，人类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会表现出适应环境的不同行为。从地利条件看，比如红山文化时期，人群聚落已经体现出种植能力，而当地的地理环境正好为先民提供了松软土质，与其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条件相适应，社会聚落在此得到大的发展，产生了社会分工，形成原始生殖崇拜宗教，考古发掘了祭坛、社会群体首领墓群、女神庙等，出土了玉猪龙、玉在内的大量玉器产生，女神泥塑雕等。
　　从水利方面，则体现出人群社会由依小河而居，逐渐发展到依傍更大的河流建立聚落。在中国环境内，早期的人类社会遗址，绝大部分都位于小河沿。在发展过程中，人类也从自然利用雨水、河水，发展到开发水利资源。一种是利用地下水，产生了水井来解决生活用水；一种是引水灌溉，用于生产种植。古代人类发展，从居住地的选择，比较明显地体现了一个从小河文化走向大河文明的过程。
　　从利用自然资源方面，不管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采制工具、渔猎行为始终相伴，取之于山川的思想深植头脑。
　　那么当人群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其聚落建设的选址当然非常重要，并已经诞生了一定的理论经验。比如《周礼·冬宫考工记》就记述了这样一段内容：
　　“凡天下之地埶，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沟逆地阞谓之不行。水属不理孙，谓之不行。梢沟三十里，而广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参伍。欲为渊，购句于矩。凡沟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
　　这种对山水地利的认识，是人类在不断的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甚至固化为原则，要适应水、旱灾害频繁的自然环境条件，农耕先民们就必须在接近水的同时，又能防御洪涝，聚落的选址就必须在海拔相对较低，地势相对平缓，有弯曲河道的位置建造聚落。其条件有山有水有平原，平原中还应处于相对的丘地。
　　当然，对于这种山水之势的理解，也一定是由当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认知能力来决定的，一定阶段的理解是这样，一定阶段的理解可能又会有更加深化的认识。也正因为此，对一座上古遗址的考古，根据其地理环境，基本也能判断其所处的阶段，甚至同一阶段，同一族群，甚至有文化交流的族群，其城建思想和原则也应一致或相似。
　　古人说山川形胜，就是从地质地貌来判定宜居可持续发展之地。古人也是有古人的智慧的。
　　比如三星堆，它修建城墙是从4100年前左右开始，比如二里头，修建宫殿在3600年前左右，它们之间隔了约500年，城建观念一样吗？我认为，不仅一样，并且同样的城建观念至少还延续到了周代。在《诗经》的《大雅·公刘》中，就有选址建城的描写，可见从很早开始，古人对选择适合的地点修建聚落就在相当重视，并有丰富的经验。从考古学上看，同一个遗址，出现几层不同的文化内涵，这也是比较普遍的事。
　　刚才说了古代农耕人民沿河而居，选址位置在平原河弯外凸丘地，在传统说法中，这个地点叫“汭”（ruì），就是指河流弯曲或汇聚的地方。但从组字来理解，似乎应该为河流内凹处。不知道当作选址于弯曲处呢还是河流的汇聚处，也许有逐渐的深化认识。有兴趣的同学可能深入学习了解，破解这个谜。
　　那么从地理环境上怎么选址呢？我们看看三星堆的卫星地图，就一目了然，比文字讲起来更直观，见下图：

三星堆城建原则示意图
　　二里头选址和三星堆的地理环境非常相似。但俗话说得好，天下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再怎么相似只能是相似，要做到相同是不可能的。另外，要发现二里头与三星堆的相似性，还需要在方位上进行一定调整。将二里头地图顺时针旋转一定角度，比较起来更加直观。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二里头的城建原则和三星堆应该是一样的，能达到如此惊人的一致，似乎也反映出他们有着直接的文化传承。
　　下面是二里头城建选址示意图：

二里头城建原则示意图
　　周围有山，上流有阙，下流有汭的城建思想，应该是上古以稻作农耕文明的社会人群产生的思想，而三星堆是最典型的代表，通过对三星堆同时期和更古时期的一些遗址的城建相比，似乎可以认为，这种城建思想，就是三星堆先民完善成熟的。甚至北京城的选址，也遵循了这一基本原则。
　　为什么会有阙的思想，可能和山岳崇拜有关。试想远处一片崇山峻岭，逐渐向平原延伸，在平原的尽头，两座山峰形成大门，一条神秘的江河从门内奔涌而出，滋润养育了广袤的原野，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而阙内的群山，一派神秘，最高的山峰直插云霄，似可通天，既尊严又神圣。
　　有关阙的思想，最迟在周代演变成了一种建筑形式，成为古代中国最高等级的建筑形式之一。阙制中最高等级的三出阙一般耸立在帝王居住的宫廷大门前面，是天下独尊的标志性建筑。

三星堆和二里头城址与建筑朝向比较
　　我们的话题还是回到二里头和三星堆的比较上。在上一部分，已经就两者的城建基本原则进行了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对地理环境的选择非常相似，就是建在上有阙，中有汭（不同河流汇聚点），下有一道泄洪峡口的冲积平原上，周围有山脉形成环抱。这可以满足生存的几方面条件。一是冲积平原土地肥沃，适于农耕种植；二是水系丰富，方便作物灌溉；三是周围山系环抱，形成天然拱卫，又是狩猎和取木建筑或燃料所需；四是处于冲积平原的相对高台地上，防涝宜居。这也可以看出，根本性原则还是从生存、发展和安全需要进行城建择地。
　　在城市的建造上，二者又有哪些异同呢？这有两个大的基本原则应该关注，一是城址的朝向，二是重要建筑的朝向。
　　城址的朝向。我们的传统认知，城市的中轴线是正南北的，比如古城西安。北京有5度偏角，据说是因为元大都（北京）修建时，从元上都延长出来的中轴线。三星堆四面城墙包围形成了一个不太规则的四边形，有一个顺时针的偏转角度。
　　下面看一看三星堆的城址朝向：

三星堆城址示意图
　　建筑的朝向。至于重要建筑的方位和朝向，笔者暂不掌握三星堆重要建设的详细资料，但由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城建乃至成都的古城建遵守的同一原则，我们看看一些学者怎么来认识这个问题。
　　2002年12月，考古人员在金沙遗址祭祀区东部发现一处古建筑基址，是祭祀用的古蜀大社。现有研究认为，金沙遗址为古蜀都邑所在地，祭祀时间为春分，祭祀对象为升起的太阳。通过支撑祭祀台的9根柱子留下的“坑”，考古专家们确定，祭祀台是西北东南朝向的。杨振宇（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金沙遗址博物馆祭祀台调查研究时，发现祭祀台中间3个坑道形成的直线，平均值正好是正北偏东23.5度。而这个度数等于“黄赤夹角”。他后来又到三星堆，发现祭祀台的朝向也是23.5度。杨振宇大胆设想，在每年春分（3月22日前后），初升的太阳正好和祭台的朝向是一条直线。也就意味着，古蜀人选择在春分这个时间，在太阳初升时，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这正好跟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联系起来。在金沙遗址，发掘出震惊考古界的“太阳神鸟”金饰，内圈就是一个象征着太阳的旋转的火球，火球外四只神鸟围绕着太阳飞翔。这与《山海经》中“金乌负日”的传说相印证。
　　所谓黄赤夹角，是指地球公转轨道面与太阳公转轨道面之间的斜交夹角，太阳的回归运动是在黄赤交角之间进行的，在两条回归线之间出现了太阳的直射现象，所以夹角的存在使地球有了四季和五带的变化。黄赤夹角会有周期性变动，现在是23.5度，变动范围介于22～24.5°之间，每一个变动周期为四万年。
　　对此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以上推断犯了严重的天文常识错误，黄赤夹角影响日出方位角，但并不能直接等于某一日的日出方位角，具体某地某天的日出方位角可以计算。春分日，地球上任何地方，太阳都应该是从正东方0°角升起，而不是从东偏北或东偏南23.5°升起。由于地球自转与绕日公转存在黄赤夹角，在地球上，以观测者为中心，记录不同时刻的太阳轨迹，可以得到太阳视运动图，即太阳在不同的山间西沉，而又不断地在“北至”与“南至”之间循环，不同的山峰分别代表不同季节。
　　《千字文》中“日月盈昃”的“昃”表达的就是先民对于西山日落的记录，“厂”为刻度标尺，“人”为箭形刻度，将每天的日落位置记录下来，冬至日落至南，夏至日落至北，两个方位平分为12段，一个循环即二十四节气，作为准确的农时参考，成为中国几千年来历法主干。
　　不同纬度看到的太阳视运动图并不一样，以成都为例，成都市中心纬度30.66°，夏至日太阳直射北回归线，近年的北回归线准确值为北纬23.44°。所以，成都夏至日落方位角=90 - 0.5arccos[2(sin23.44°/cos30.66°)^2- 1]=27.54°。
　　考虑到黄赤交角在22°-24.5°之间按41000年周期变化，因此，成都市中心夏至日落方位角在25.82°-28.82°之间变化，杨振宇测量的23.5°没有任何特殊的节气含义。经对这几个柱洞多次实地测量，确认该方位角平均约为27°。
　　还有人认为，由于成都平原受龙泉山脉高度影响，观察到的日出时间会偏晚一点，这也影响到建筑的朝向问题，那么也会导致方位角发生变化。
　　以上内容比较复杂，但反映出一个可能的基本事实，就是金沙、三星堆的重要建筑朝向应该是西北偏东南，可以理解为将正南北方向的建筑逆时针旋转一个方向。至于夹角是多少度，又与其处于地球的纬度有关系，与是否被山脉遮挡导致看到日出时间滞后有关系。但总体说来，重要建筑的朝向应该是西北偏东南。
　　三星堆城址的朝向是正南北方向顺时针旋转一定角度，重要建筑的朝向是正南北方向逆时针旋转一定角度。参见下面示意图方便理解：

三星堆城址朝向和重要建筑朝向示意图
　　由于二里头没有发现城墙，我们只能比较一下重要建筑的朝向。从二里头的1、2号宫殿基址看，它也是西北偏东南的，即正南北方向逆时针旋转一定角度，只存在偏向角度上的差异。参见下面的示意图。

二里头遗址重要建筑朝向示意图
　　如果它有城墙的话，是什么朝向呢？我们结合田野里的路　径方向作参考，假设有城墙的话，那么二里头的城址朝向，应该和三星堆城址基本一致，基本也应是正南北方向顺时针旋转一定角度。参见下面的示意图。

推测：二里头遗址的城墙示意图
　　在约250年的存续时间里，二里头为什么没有城墙呢？这是一个令人感到不解的问题，从判断它是由南方稻作农耕人群移民建立的城市而言，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毕竟从良渚到谭家岭再到三星堆，都是有城墙的，这几个遗址也都比二里头早。一种可能，也许是考古的范围不够大，至今没有发现城墙遗迹。还有一种可能，由于二里头1、2号宫殿的建设在第三期，有可能它不是宫殿，而仅仅是后来修建的宗庙（1号宫殿）和重要人物的享堂（2号宫殿）。比如妇好墓，它的正上方就建有一个专门用来祭祀她的建筑。笔者当时在阅读《偃师二里头　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时，就感到困惑不解，于是分析思考产生了这一推测，后来发现，复旦大学教授陈淳对此也早有同样的推测。从最大的1号宫殿的结构布局看，它似乎也确实不具备宫殿的功用性质，二号宫殿就更不用说了。如果1、2号宫殿只是位于墓葬区的宗庙和享堂，只有建筑的围墙，而没有城墙就可以理解。但同时又引起一个新问题，二里头的城址又会在什么地方呢？
　　由于二里头和三星堆在城建大原则上的相似，笔者结合三星堆的城址位置和布局，对假设的二里头城址进行了推测。在伊河大桥南端，临近伊河范围，是最有可能存在城址的位置。希望有关考古部门和机构，能够对这一区域进行仔细踏勘，说不定会有重大考古发现。只是这一片区域，基本上被高崖村民居覆盖，不知道是否遭到破坏。另外，根据所处位置和年代关系，可能遗址上部的覆土层会比较厚，部分区域可能达2至3米以上，同时地面建筑密布增加了调查难度。推测的城址位置参见下面的示意图。

推测：二里头古城遗址位置

　　三星堆的城址布局和朝向，应该对后世影响深远，我们不难发现望京楼、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都江堰芒城遗址、金沙遗址等，基本都是保持了同样的朝向。参见以下各遗址的示意图。

望京楼遗址示意图

偃师商城遗址示意图

郑州商城示意图

洹北商城示意图

都江堰芒城遗址平面图

金沙遗址平面示意图

不能因为二里头是夏晚期，就说那是夏朝遗址，先主观认为夏存在，又因为这个结论，去套二里头是夏朝，逻辑上是错误的，关键还是没有足够的文字证据，这是西方不承认夏朝存在的最重要原因。

不太可能在三星堆。三星堆也是受中原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