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权之仇不共戴天,于谦被害的隐形势力,孙太后对此是何种态度
景泰八年(1457)的正月,朱祁钰突然得了一场重病,加上他的儿子朱见济早夭,谁是继承人,成为朝中关注的焦点。
在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兵部尚书于谦、礼部尚书胡濙、吏部尚书王植在群臣中再次讨论了国本问题,于谦等人倾向于拥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因讨论很激烈,在写完奏议时已至深夜,他们决定第二天早晨将廷议结果上奏朱祁钰。
不巧的是,就在当晚,石亨、徐有贞等人率领一千多人,在宫内太监曹吉祥的里应外合下,攻破南宫,将囚禁在此的朱祁镇推到了皇位上,这就是夺门之变。
几天后,于谦被害。
这个结果,让人不免唏嘘,就差几个时辰,奏折没递交上去,于谦成了“权臣”,以谋逆罪弃市。
实际上,在石亨等人调动兵丁的当晚,于谦就已经得到消息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让于谦的威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说他是大明开国以来第一位“权臣”其实也不为过。
可以说,整个明帝国的兵力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更不要说那些探子、细作之类了,天子脚下调动百十口子人马就算是大规模的了,更何况这是上千。
但这事于谦还真是没法管。
不仅如此,整个皇族其实都对他充满了不信任。在夺门之变的当天早晨,朱祁钰被外面的嘈杂声惊吓不已,他当时正在梳头,为上班准备着,听到喊杀声后,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但能闹出这么大动静,肯定不是好事,以他近八年的从政经验看,怕是有人打到宫里来了。
能是谁呢?他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于谦!宫人告诉他,是太上皇。朱祁钰口中才喃喃自语道,是哥哥当了,好!然后躺下继续睡觉去了。
依靠于谦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大明朝政权才得以顺利交接,可以说,没有于谦,怕是明朝就重走两宋之路了。换句话说,于谦是朱祁钰坐稳的基石。
显然,时间一久,朱祁钰都觉得这块石头格屁股了。
在是否杀于谦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人起了重要作用,那就是朱祁镇的生母------孝恭孙太后。
当年,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京师后,人心震动,朝中不少大臣提议迁都,跳的最高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徐有贞。
但也有很多人坚持固守京城,实行坚壁清野策略,待到也先疲劳时发动反攻,这其中的代表就是于谦。
如果仅仅依靠大臣,固守京师这事还真办不成。当年赵构被人打得屁**流四处躲避,就是因为放弃了抵抗,可见,皇族的态度亦是至关重要。
可喜的是,孙太后最终决定固守。
这说明,在大的战略方向上,孙太后与于谦志同道合。
对于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的作用,孙太后自然心知肚明。在北京保卫战之后,明朝与瓦剌等部族就关于怎么迎回朱祁镇展开了谈判。
这其中最尴尬的就是朱祁钰了,你们把他迎回来,我怎么办?
在于谦的劝说下,朱祁钰还是将哥哥朱祁镇接了回来,当然,朱祁镇成了太上皇,虽然被软禁在南宫,但有钱皇后陪伴,生活也还算过得去。
直到这个时候,客观上讲,孙皇后对于谦打心眼里应该是持感激态度的,至少他帮自己把儿子接了回来!
但这一切,在正月十六的凌晨都发生了变化。
为了使曹吉祥等人“师出有名”,孙太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天子疾大渐,殆兴,天位久虚。上皇居南内于今八年,圣德无亏,天意有在。
景泰朝的于谦,用权势熏天来形容毫不为过,朱祁钰任命官员的时候,“用一人、必密访谦”,按照明朝继承大统的规则,朱祁钰之后应该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
程序确实是这样的,于谦也确实会这样做。但是,权利是个好东西,能经得住权利考验的人,历史上真没几个。
站在孙太后的角度,就算是孙子朱见深坐上皇位,他毕竟还小,十来岁的孩子定然被宦海沉浮的于谦等人玩弄于股掌,于谦定然还是掌控全局,万一到时候于谦将我们孤儿寡母的一锅端了那可如何是好?司马懿这样玩过,赵匡胤也这么玩过,不能不防啊。
更可怕的是,于谦的势力都渗透到宫中了,这点,从斩首名单可以得到佐证,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皆是后宫太监。
面对这样的于谦,孙太后就想到了历史上惯用的伎俩------泼脏水。
以奸臣擅谋,闭而不闻,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统,将不利于国家。
这里的“奸臣”,自然就是于谦了。
话说回来,孙太后和于谦的矛盾,其实在八年前的土木堡之变后就产生了。
明英宗被俘后,他儿子朱见深还只是个两岁的孩子,孙太后就急了,儿子能不能回来先不管了,让孙子朱见深坐上皇位才是当务之急。
但是,群臣并不买他的帐,至少于谦是这样的。
于谦是聪明人,历史上多少能臣没死在战场上,却挂在了同僚之手,京师保卫战的总负责人一定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人,两岁的朱见深虽然坐上了皇位,但他什么都不懂,说白了就是个盖章工具。这样的话,实际掌权人就变成了郕王朱祁钰或者于谦,无论是谁,都会变成大明的“权臣”,到那个时候,掣肘的力量就产生了,保不齐后面还有捅刀子的。
显然,两岁的朱见深不合适。
所以,群臣的意见是:
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
孙太后无奈,只好宣布朱祁钰为帝。
儿子没了,皇位也没保住,孙太后和于谦这两人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夺门之变后,孙太后对朱祁钰和于谦两人做了如下定论:
败纲常,变乱彝典,纵肆淫酗,信任奸回,毁奉先旁殿,建宫以居妖妓,污缉熙,便殿受戒以礼胡僧......秽德彰闻,神人共怒。
孙太后八年的隐忍,最终雷霆一击,夺门之变发生,于谦亦是人头落地。









景泰八年(1457)的正月,朱祁钰突然得了一场重病,加上他的儿子朱见济早夭,谁是继承人,成为朝中关注的焦点。
在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兵部尚书于谦、礼部尚书胡濙、吏部尚书王植在群臣中再次讨论了国本问题,于谦等人倾向于拥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因讨论很激烈,在写完奏议时已至深夜,他们决定第二天早晨将廷议结果上奏朱祁钰。
不巧的是,就在当晚,石亨、徐有贞等人率领一千多人,在宫内太监曹吉祥的里应外合下,攻破南宫,将囚禁在此的朱祁镇推到了皇位上,这就是夺门之变。
几天后,于谦被害。
这个结果,让人不免唏嘘,就差几个时辰,奏折没递交上去,于谦成了“权臣”,以谋逆罪弃市。
实际上,在石亨等人调动兵丁的当晚,于谦就已经得到消息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让于谦的威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说他是大明开国以来第一位“权臣”其实也不为过。
可以说,整个明帝国的兵力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更不要说那些探子、细作之类了,天子脚下调动百十口子人马就算是大规模的了,更何况这是上千。
但这事于谦还真是没法管。
不仅如此,整个皇族其实都对他充满了不信任。在夺门之变的当天早晨,朱祁钰被外面的嘈杂声惊吓不已,他当时正在梳头,为上班准备着,听到喊杀声后,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但能闹出这么大动静,肯定不是好事,以他近八年的从政经验看,怕是有人打到宫里来了。
能是谁呢?他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于谦!宫人告诉他,是太上皇。朱祁钰口中才喃喃自语道,是哥哥当了,好!然后躺下继续睡觉去了。
依靠于谦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大明朝政权才得以顺利交接,可以说,没有于谦,怕是明朝就重走两宋之路了。换句话说,于谦是朱祁钰坐稳的基石。
显然,时间一久,朱祁钰都觉得这块石头格屁股了。
在是否杀于谦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人起了重要作用,那就是朱祁镇的生母------孝恭孙太后。
当年,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京师后,人心震动,朝中不少大臣提议迁都,跳的最高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徐有贞。
但也有很多人坚持固守京城,实行坚壁清野策略,待到也先疲劳时发动反攻,这其中的代表就是于谦。
如果仅仅依靠大臣,固守京师这事还真办不成。当年赵构被人打得屁**流四处躲避,就是因为放弃了抵抗,可见,皇族的态度亦是至关重要。
可喜的是,孙太后最终决定固守。
这说明,在大的战略方向上,孙太后与于谦志同道合。
对于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的作用,孙太后自然心知肚明。在北京保卫战之后,明朝与瓦剌等部族就关于怎么迎回朱祁镇展开了谈判。
这其中最尴尬的就是朱祁钰了,你们把他迎回来,我怎么办?
在于谦的劝说下,朱祁钰还是将哥哥朱祁镇接了回来,当然,朱祁镇成了太上皇,虽然被软禁在南宫,但有钱皇后陪伴,生活也还算过得去。
直到这个时候,客观上讲,孙皇后对于谦打心眼里应该是持感激态度的,至少他帮自己把儿子接了回来!
但这一切,在正月十六的凌晨都发生了变化。
为了使曹吉祥等人“师出有名”,孙太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天子疾大渐,殆兴,天位久虚。上皇居南内于今八年,圣德无亏,天意有在。
景泰朝的于谦,用权势熏天来形容毫不为过,朱祁钰任命官员的时候,“用一人、必密访谦”,按照明朝继承大统的规则,朱祁钰之后应该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
程序确实是这样的,于谦也确实会这样做。但是,权利是个好东西,能经得住权利考验的人,历史上真没几个。
站在孙太后的角度,就算是孙子朱见深坐上皇位,他毕竟还小,十来岁的孩子定然被宦海沉浮的于谦等人玩弄于股掌,于谦定然还是掌控全局,万一到时候于谦将我们孤儿寡母的一锅端了那可如何是好?司马懿这样玩过,赵匡胤也这么玩过,不能不防啊。
更可怕的是,于谦的势力都渗透到宫中了,这点,从斩首名单可以得到佐证,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皆是后宫太监。
面对这样的于谦,孙太后就想到了历史上惯用的伎俩------泼脏水。
以奸臣擅谋,闭而不闻,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统,将不利于国家。
这里的“奸臣”,自然就是于谦了。
话说回来,孙太后和于谦的矛盾,其实在八年前的土木堡之变后就产生了。
明英宗被俘后,他儿子朱见深还只是个两岁的孩子,孙太后就急了,儿子能不能回来先不管了,让孙子朱见深坐上皇位才是当务之急。
但是,群臣并不买他的帐,至少于谦是这样的。
于谦是聪明人,历史上多少能臣没死在战场上,却挂在了同僚之手,京师保卫战的总负责人一定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人,两岁的朱见深虽然坐上了皇位,但他什么都不懂,说白了就是个盖章工具。这样的话,实际掌权人就变成了郕王朱祁钰或者于谦,无论是谁,都会变成大明的“权臣”,到那个时候,掣肘的力量就产生了,保不齐后面还有捅刀子的。
显然,两岁的朱见深不合适。
所以,群臣的意见是:
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
孙太后无奈,只好宣布朱祁钰为帝。
儿子没了,皇位也没保住,孙太后和于谦这两人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夺门之变后,孙太后对朱祁钰和于谦两人做了如下定论:
败纲常,变乱彝典,纵肆淫酗,信任奸回,毁奉先旁殿,建宫以居妖妓,污缉熙,便殿受戒以礼胡僧......秽德彰闻,神人共怒。
孙太后八年的隐忍,最终雷霆一击,夺门之变发生,于谦亦是人头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