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难买少年贫”，这句民谚说得非常正确，也非常深刻。
当我回顾我的一生的时候，我能顺利走过一个漩涡、一个大坑，并且又有所建树，从个人原有的条件看，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我竟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了，成就了。是值得一思的现象。这里，我并不说我有多大的成就，我只是说，象我这样一个灾民后裔，童年在饥寒中度过，经济背景、社会基础，都很差的人，能成为知识者，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甚至能解决同行中不能解决的问题的专业人才，能供职于中央级的研究机构，能和管理几千人的厂长，平起平坐讨论问题，能对企业建设中，相当难的问题提出实施意见，能创建“开发区”，能一年内亲自建成八十人规模的生产厂，编制全国性的技术规范，参与“五年计划”起草的全国调查，以至最后越洋过海的自由出行，这些，无不有赖于少年时，贫困生活给我奠定的相当可贵、相当坚实的基础，分不开。当年，不论从家庭背景、个人资质背景，条件都比我好得多同辈，他们几乎都半途而止了，没有能走的出来。所以，当我看到这一谚语时，我不能不由衷的叹服。不好的生存环境，固然对人不利，可也有着巨大孕育成就的机遇在，全在于你能否看出，并能坚持和加以驾驶。
少年时的困苦，使我老早就懂得了，只有辛勤劳作，才能获得好的生活。所以在工作中，我从不敢偷懒，不敢侥幸，不敢胡弄，都是认真的对待。有错了我敢大胆承担，决不推责。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立住脚，别人才愿意和我共事。因为我没有任何强于别人的其他资本，没有背景也没有左臂右膀作依托，我是单人独行的。只有做好当下工作，我才能立脚谋生。不然我连存身之地都没有，仍得去过从前贫困生活。这是压力，也是动力，时时刻刻不敢忘记，这一点让我一生受用不尽。
生活中，我没有愿景，也没有理想，因为我的本钱太少，几乎等于没有，想那些名堂岂不都是瞎摆？所以我只是认认真真做好当下的工作，避免不要被淘汰。有时候我几乎是一个人做三个人的工作。譬如在企业时，我有本职工作，但有些车间班组的工人，要搞技术革新，请我帮他们画零件加工图。我就有求必应帮他们。那些图也不是他们工人们想的那么简单，画了这一个和另一个怎么连接、组装在一起，都得替他们考虑。几乎是等于替他们来个全盘设计。要费很多精力。因为没有图纸是不给加工的，但我不愿让工人们太作难，就积极的去协助。工人是很实在的，你真心帮了他，他就会非常感激你。这样以来，我就能堂堂正正立在人面前。几乎每年的先进称号，根本无须我去自我推荐，他们早就给报上了。而且不止是一个，我不想多要，怕多了压力大。他们就说，你看看，你要不要，这下边谁还够格？只有把你评上，他们才能够格去评。
我一个出身山村，整天和大自然的山水石头打交道，连平原是什么样都想象不了的人。长辈们又没有谁教我些人生经验。那个时代是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交通非常闭塞，连电都没有，电影、电话、电视、网络更没有了。因为他们的见识也是有限的。
生存的变迁，天差地错的把我推到一个衣食都供给的学校里。因为家太穷，根本供不了我任何学费，只好选择这些不须要自己掏钱的学校，至于什么专业，我没有条件选择了。只抱着一个愿望：能继续读书就行！假期回到家乡，有人问我在外边学的什么？我的回答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也就是说，学的内容和从前知道的内容，是完全是陌生的，和农村的一切不撘边。“南坡草绿，南坡草稀”这些经验，一点都用不上，一抬手一举足都很难。毕业后，又分到北京，更大的城市，面对的人，几乎都是交面不交心，农村人的率直可能被“京油子”们看作傻帽。当时流行的一个顺口溜，可以概括当时所面临的艰难：“京油子，卫（指天津卫一带）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是外地的北京人，对当时的老北京人的概括，我初入社会面临的环境，就是这样，差距之大，可想而知。
贫困的生活使我懂得，这一步没有立住脚，决不去迈另一步，不能失空，否则会给生存造成危机。工作上没有被淘汰，能立脚，回想起来最主要的体会，就是对事能做到“认真”。
第二方面的益处就是，贫困生活给我养成能吃苦，实干精神。这方面例子多，下面举例说明。
能吃苦就不会凌驾于别人之，处处体怜到别人。在工厂当工长时，段内有个工人，干活踏实，经常满头大汗，脸上也五花六道的。可就是不出活，完不成任务，废品率也超标。主要是脑子反映迟钝。不完任务就没有奖金，一个月还行，三两个都没有，就会给生活造成很大困境。
那个时候工资都较低，他是三级工，收入本来就少，奖金也没了，特别是季度奖，接近于一个月的工资收入，没有的话，对老婆孩子想添身新衣，想买新家俱呀的计划就落空，打击是很大的。我就尽量帮助，让他能拿到。措施就是，给他找新工位让他下班后再加班，补足定额数。连加班也来不及了，就征求检验员同意并签字，把未干的活的工时定额计入已完工时。废品率也超标的话，就和统计员商量，请求抽下一个废品单，计入下个月或下季度。让工人当季符合得奖条件，而这样国家也不受损，工人也不受打击。这中间有人也“骂”我：“多管闲事”，“就你这工长罗嗦。”我的回答就是：“没办法，在这位置上就得为我的职工着想。”那时候的人，思想都比较正派，说归说，“骂”归“骂”，办是照办不误的。我虽然受了累，可我能给职工解决了现实问题，心里也是畅快的。
我能这样做，都应归功于我少年时代贫困生活，养成的不怕吃苦、不怕受累精神所导致的。
当我回顾我的一生的时候，我能顺利走过一个漩涡、一个大坑，并且又有所建树，从个人原有的条件看，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我竟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了，成就了。是值得一思的现象。这里，我并不说我有多大的成就，我只是说，象我这样一个灾民后裔，童年在饥寒中度过，经济背景、社会基础，都很差的人，能成为知识者，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甚至能解决同行中不能解决的问题的专业人才，能供职于中央级的研究机构，能和管理几千人的厂长，平起平坐讨论问题，能对企业建设中，相当难的问题提出实施意见，能创建“开发区”，能一年内亲自建成八十人规模的生产厂，编制全国性的技术规范，参与“五年计划”起草的全国调查，以至最后越洋过海的自由出行，这些，无不有赖于少年时，贫困生活给我奠定的相当可贵、相当坚实的基础，分不开。当年，不论从家庭背景、个人资质背景，条件都比我好得多同辈，他们几乎都半途而止了，没有能走的出来。所以，当我看到这一谚语时，我不能不由衷的叹服。不好的生存环境，固然对人不利，可也有着巨大孕育成就的机遇在，全在于你能否看出，并能坚持和加以驾驶。
少年时的困苦，使我老早就懂得了，只有辛勤劳作，才能获得好的生活。所以在工作中，我从不敢偷懒，不敢侥幸，不敢胡弄，都是认真的对待。有错了我敢大胆承担，决不推责。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立住脚，别人才愿意和我共事。因为我没有任何强于别人的其他资本，没有背景也没有左臂右膀作依托，我是单人独行的。只有做好当下工作，我才能立脚谋生。不然我连存身之地都没有，仍得去过从前贫困生活。这是压力，也是动力，时时刻刻不敢忘记，这一点让我一生受用不尽。
生活中，我没有愿景，也没有理想，因为我的本钱太少，几乎等于没有，想那些名堂岂不都是瞎摆？所以我只是认认真真做好当下的工作，避免不要被淘汰。有时候我几乎是一个人做三个人的工作。譬如在企业时，我有本职工作，但有些车间班组的工人，要搞技术革新，请我帮他们画零件加工图。我就有求必应帮他们。那些图也不是他们工人们想的那么简单，画了这一个和另一个怎么连接、组装在一起，都得替他们考虑。几乎是等于替他们来个全盘设计。要费很多精力。因为没有图纸是不给加工的，但我不愿让工人们太作难，就积极的去协助。工人是很实在的，你真心帮了他，他就会非常感激你。这样以来，我就能堂堂正正立在人面前。几乎每年的先进称号，根本无须我去自我推荐，他们早就给报上了。而且不止是一个，我不想多要，怕多了压力大。他们就说，你看看，你要不要，这下边谁还够格？只有把你评上，他们才能够格去评。
我一个出身山村，整天和大自然的山水石头打交道，连平原是什么样都想象不了的人。长辈们又没有谁教我些人生经验。那个时代是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交通非常闭塞，连电都没有，电影、电话、电视、网络更没有了。因为他们的见识也是有限的。
生存的变迁，天差地错的把我推到一个衣食都供给的学校里。因为家太穷，根本供不了我任何学费，只好选择这些不须要自己掏钱的学校，至于什么专业，我没有条件选择了。只抱着一个愿望：能继续读书就行！假期回到家乡，有人问我在外边学的什么？我的回答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也就是说，学的内容和从前知道的内容，是完全是陌生的，和农村的一切不撘边。“南坡草绿，南坡草稀”这些经验，一点都用不上，一抬手一举足都很难。毕业后，又分到北京，更大的城市，面对的人，几乎都是交面不交心，农村人的率直可能被“京油子”们看作傻帽。当时流行的一个顺口溜，可以概括当时所面临的艰难：“京油子，卫（指天津卫一带）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是外地的北京人，对当时的老北京人的概括，我初入社会面临的环境，就是这样，差距之大，可想而知。
贫困的生活使我懂得，这一步没有立住脚，决不去迈另一步，不能失空，否则会给生存造成危机。工作上没有被淘汰，能立脚，回想起来最主要的体会，就是对事能做到“认真”。
第二方面的益处就是，贫困生活给我养成能吃苦，实干精神。这方面例子多，下面举例说明。
能吃苦就不会凌驾于别人之，处处体怜到别人。在工厂当工长时，段内有个工人，干活踏实，经常满头大汗，脸上也五花六道的。可就是不出活，完不成任务，废品率也超标。主要是脑子反映迟钝。不完任务就没有奖金，一个月还行，三两个都没有，就会给生活造成很大困境。
那个时候工资都较低，他是三级工，收入本来就少，奖金也没了，特别是季度奖，接近于一个月的工资收入，没有的话，对老婆孩子想添身新衣，想买新家俱呀的计划就落空，打击是很大的。我就尽量帮助，让他能拿到。措施就是，给他找新工位让他下班后再加班，补足定额数。连加班也来不及了，就征求检验员同意并签字，把未干的活的工时定额计入已完工时。废品率也超标的话，就和统计员商量，请求抽下一个废品单，计入下个月或下季度。让工人当季符合得奖条件，而这样国家也不受损，工人也不受打击。这中间有人也“骂”我：“多管闲事”，“就你这工长罗嗦。”我的回答就是：“没办法，在这位置上就得为我的职工着想。”那时候的人，思想都比较正派，说归说，“骂”归“骂”，办是照办不误的。我虽然受了累，可我能给职工解决了现实问题，心里也是畅快的。
我能这样做，都应归功于我少年时代贫困生活，养成的不怕吃苦、不怕受累精神所导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