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记载也许有所夸大，不过最初随安庆绪败逃的将士看来确实不多，而且若不是安庆绪急中生智地击破李光弼之众，已经投降唐廷的田承嗣诸人，也许不会那么快就重新回到他的麾下。从上述史料中不难看出，安庆绪手下的这些将领们具有相当自主的意识和独立的选择权。比如阿史那承庆，他似乎在叛军失败之初就离开了安庆绪，但当安庆绪重整旗帜后，又再次投靠了后者。这种视安庆绪实力强弱而进行自我选择的独立性，使得安庆绪对之也无可奈何。所以虽然在十月底，大批叛军再次汇集在安庆绪身边，但心怀二意的气氛却似乎仍旧充溢在叛军集团中。《新唐书·安庆绪传》称：
然（阿史那）承庆等十余人送密款，有诏以承庆为太保、定襄郡王，（安）守忠左羽林军大将军、归德郡王，（阿史那）从礼太傅、顺义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让邢州刺史，苻敬超洺州刺史，杨宗太子左谕德，任瑗明州刺史，独孤允陈州刺史，杨日休洋州刺史，恭荣光岐阳令；自裨校等，数数为国间贼。
唐廷诏加阿史那承庆太保等官职，可能只是离间叛军的一项措施，因此承庆等人未必真有送款于唐廷的事实。不过也有一些将领是真的决意脱离安庆绪而投降唐廷了，如康阿义。其神道碑中说这位族属为粟特的突厥贵族，在家人被杀的情况下冒死与诸子南奔唐廷。这种潜在或显见的不稳定情形，应该就是促使安庆绪“设坛加载书、柈（拌）血与群臣盟”的原因所在。
对于叛军将领而言，支持安庆绪还是投降唐廷，并不是其仅有的两种选择。事实上，他们选择的道路还是颇为多样的。比如《资治通鉴》记载说：
安庆绪之北走也，其大将北平王李归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罗、六州胡数万人皆溃归范阳，所过俘掠，人物无遗。史思明厚为之备，且遣使逆招之范阳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罗不从，思明纵兵击之，同罗大败，悉夺其所掠，余众走归其国。
李归仁是镇守井陉的崇州刺史李钦凑之兄，而崇州曾是营州境内处置奚族的羁縻州，后徙至幽州，因此归仁兄弟有可能是安禄山旗下的奚族首领。从李归仁“北平王”的爵位来看，他的地位比史思明还要高，是叛军中数一数二的实力派人物。李归仁无疑是携带部落参与叛乱的，史书中多次记载到其麾下有铁骑五千，这五千铁骑可能就是李归仁的部众。李归仁是至德二载唐军收复长安的香积寺之战中叛军方面的首领之一，而从其与同罗、六州胡一起溃归范阳的记载看，他可能并不待安庆绪失守洛阳就直接从关中逃还河北，并就此投归到史思明麾下。

上述记载中有关同罗部的表现也很值得注意。史称：“（安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安禄山收养同罗应该是天宝十载其兼领河东节度使后的事情。据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安禄山吞并突厥阿布思（即李献忠）之同罗部落，并蓄八千余人为假子，正是其利用胡人部落之制的一种表现。同罗是叛军的精锐，在叛乱时期，尤其是叛军攻克潼关的战役中曾有过相当积极的表现。但是这支看似应为安禄山亲信的同罗军队，却在刚刚踏进长安后就反叛了安禄山：
（至德元载七月，）同罗、突厥从安禄山反者屯长安苑中，甲戌，其酋长阿史那从礼帅五千骑，窃厩马二千匹逃归朔方，谋邀结诸胡，盗据边地。
阿史那从礼是与同罗同反的突厥部落首领。这批反叛安禄山的部众，以及邀结的九姓府﹑六胡州后来半降于唐廷，半被朔方军和回纥联军击溃于河曲一带。散处关中的同罗余部可能在此后和李归仁部众一起逃还了范阳，不过他们并没有接受史思明的招降，和之前离开安禄山一样，他们既无意帮助唐廷，也无意继续支持叛军，而是因为“久客思归”而逃还本国。这样看来，安禄山当年收降同罗部众其实也只是“劫其兵用之”，而并没有真正控制过这支军队。有趣的是，和同罗一起反叛安禄山的突厥将士，从上引新书《安庆绪传》中出现阿史那从礼的名字来看，他们却似乎又在此后重新回到了安庆绪的集团中。
因此，安庆绪在唐军收复两京后所面对的这种叛军集团迅速分裂，或者再次集合却仍旧各怀二心的情势，并不仅仅是因为安庆绪的资历与其弑父的举措为这些将领所不齿，更重要的乃是叛军集团本来就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因为构成叛军核心的蕃族部落来源于早在安禄山乱前就已形成的“长官世系、刑赏自专、赋税自私”的羁縻州。即便是安禄山这样有能力网罗各族裔部落为其叛乱前驱的统帅，终究还是只能依靠羁縻的手段来控制这些蕃族军队。而对于安庆绪来说，既没有其父这样的能力，又处于窘迫的情势之中，因此要控制住这些将领，尤其是那些与前线将领更为不同、已经取得实地的叛军要员，比如河东的高秀岩、北海的能元皓，尤其是河北的史思明，自然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当至德二载底，安庆绪派阿史那承庆等人往范阳向史思明征兵时，后者的裨将乌承玼就说思明曰：
今唐室再造，庆绪叶上露耳。大夫奈何与之俱亡！若归款朝廷，以自湔洗，易于反掌耳。
思明遂以为然，于是“囚承庆等，遣其将窦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万来降，并帅其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亦以所部来降”。至此，河北的叛军集团正式分裂，直到一年多后相州之役结束时才又重新统一。不过，其时统一河北的已经既不是安庆绪，也不是唐廷，而是宣布自立的史思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