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与起义 ◇
1. 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自建国以来,便不抑制土地兼并,土地买卖与典卖普遍,土地集中趋势加速,失去土地的农户逐年增加,已有“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之态。
2. 因地制宜,精耕细作。大兴水利,大面开荒,此时农业器具得到很多改进,如踏犁,鞅马,梯田、淤田已出现,大幅增加了耕地面积。延礼年间,全国耕地面积已增长至五百三十六万两千一百余顷。
3. 黄河水患。耕地的增加意味和开发的加大,黄河流域自古灾害频发,前朝战争的频发、农业的开垦和自然条件的变化,使得这一带生态环境更加脆弱,随之而来的就是来势汹汹的水患,导致沿河一带的农业发展受阻。
4. 灾害年间起义频发。太宗淳化四年,四川相继发生起义,李顺甚至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至道六年,原益州神卫都虞候王均发动起义,后事败王均自杀。穆宗咸平年间,亦时有起义之事,及至承治年,几乎再无暴乱。然而好景不长,穆宗晚年病弱,于政事上有所懈怠,加之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大量逃亡,起义再次频发。

◇ 商品经济 ◇
1. 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国家税收收入不断增加,太宗在位时,一年的商税约四百万贯,穆宗承治年间,每年约六百万贯,至延礼年间,增幅至七百余万贯。
2. 禁榷制度。即官府专营制度,本朝禁榷范围较前朝有所扩大,食盐、酒、茶叶、香料、矾、铜、铁、锡、粮食、纺织品、煤等都在禁榷之列,从生产到销售,官府均全程控制。禁榷涉及的商品往往利润丰厚,且投入较小,故禁榷收益一直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3. 交子,又名“楮币”。延礼年间,成都府出现一种纸质凭证,名“交子”,可代替铜钱流通时喻太后临朝,有官员上奏此事,言或许可推行,而喻太后认为此物不可取,搁置不提。如今朝廷虽未重视,但成都一带已出现民间的交子铺。
4. 海外贸易。设立市舶司,专职负责对外海上贸易的管理,收取市舶税。宋初至今,已陆续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等地设立市舶司,其中广州为此时最大的港口,还有专供外商居住的“蕃坊”。
5. 广告效应。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广告效应”也随之诞生,尤以东京最甚,除在店外悬挂招幡、张贴广告纸张,还可聘人沿街喧喝,而印刷业的成熟,也使得“广告单”的身影出现在了街头巷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