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些引证和说明是为了进一步探讨仇英的这类绘画能不能看作“心画”，在对应酬之作和订件的分析和描绘之后，我提出一个问题，在仇英为委托人特别的订件中，在和朋友往来应酬作品中，能不能观察到仇英在绘画过程中的思考，和对绘画语言的处理。在中国，只会临摹古画并无法建立画家的名声。假如，仇英的能力仅止步于技法，便不可能得到文徵明等的提携，和今天的盛名，事实上，他的能力也并不至于此。
从一些系列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仇英是以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了绘画艺术里、投入到中华文化传统的梯队里，与那些投机取沽名钓誉的文人实难以同日而语。他甘于寂寞，画笔不辍，作品洋溢着人文气息才会跻身于大家行列，很有点像历史上的李唐和戴进，并不是因为地位和身份的改变，而确是以自身取得的艺术成就所带来的某种超越。仇英在世时，作品就饮誉四方，到康熙年间，“先生之迹购者愈多，身价愈重”，以至吴子明认为，在明四大家中，实父“既跻三家而上之，谁曰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