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线：针对偶尔能看到的近年出现基层振兴是否引发的未来逆城镇化的奇怪调子，答案是至少目前没有，发展水平不到，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会提高城镇化率，受疫情刺激的远程办公短时间不会削弱城镇化。潜力上中国逆城市化的动力没有发达国家高。
意思形态上，偏左的国家应对疫情普遍比较好，就拿黑死病动摇了庄园制（减少农奴数量，弱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人们四处流窜）和教廷权威来说，教廷是传统/右，公共卫生事件在神权上冲击了右。那文艺复兴就算是左的结果。所以疫情至少在上层建筑领域对左是有利的。在美国大选中，疫情确实给了左派反扑的机会。疫情也让韩国文在寅政府、德国默克尔政府以及台湾当局收获了民意。说上层建筑是因为，14世纪中期黑死病那次有利于城市化，这次2020年新冠疫情让人们加速淘汰不必要的旅行，减少集聚，看上去很像逆城市化。但是对偏右的上层建筑的冲击貌似是一致的。为什么把新冠疫情比拟作黑死病，而非其他的大传染病，理由是黑死病是蒙古输出到地中海世界和西欧的，新冠疫情则是中国输出到欧美的，一定程度上还带有战略性质。没想到人口大量减少，反而促进了欧洲的城市化、追求代替人工的技术和畜牧产品大生产（不需要太多人）。那么这一次对欧美人口的减少当然是不多，但是否也会促进其科技的发展，是有可能。川普政府复兴美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愿景在疫情中受到重创。
上一次中国（60年代）的逆城市化其实算“超前”的，那不是因为一群公司寻找租金和人事费用更低的郊区和远程办公。逆城市化主要是这两个原因，在福建呢，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接近90%的厦门，利用它的政策等优势从福建其他地区寻找接盘的人、吸引企业总部，深陷地产经济的厦门如果没有能力向福建其他地区大规模转移生产基地或业务总部形成省内大循环也不奇怪。
逆城市化就是市区居民向郊区或乡村迁徙，或者城市化率高的地区的产业向低的地区迁徙。就接着年初我那个帖子里总结的心脏地带和西部主要省份净流出人口3000多万（不包括藏僵），逆城市化是可以参考这个指标，虽然他是区域的。看看上半年的GDP增长，领头的几个都是西部省份，西臧新僵贵州甘肃湖南宁夏青海，前七名只有湖南不是西部省份，这七个上半年增长最快的省份的城镇化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他们的路径不尽相同，甘肃对外贸依赖度不高，比如说甘肃的出口在上半年暴跌-41.1%，跟全国完全不在一个节奏上（全国下降-3%），但是他的GDP增速如果是真的话，那是大幅领先于全国。贵州跟甘肃不同，上半年出口增长+10.3%，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从进出口看，甘肃上半年负增长-9.6%、甘肃负增长-5.6%，都比全国水平下降-3.2%更差。
逆城市化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租金太贵、开发余地不多市场饱和，甚至你可以说什么城市热岛效应，人居环境。最新的动机是还没有成熟的远程办公。远程办公被普遍重视起来貌似总是要出点事故，2020年新冠疫情加速了远程办公的发展，而且肯定比2019年12月法国巴黎大众运输公司大罢工导致公共交通中断期间那种推动力强得多。
摆一个既成事实，在2010年代美国和欧洲都出现了科技企业逆城市化或者说逃离大都市的现象。旧金山湾区的科技企业迁往中西部：Lyft把客服总部迁往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苹果在德州首府奥斯丁建园区，DZSI把总部从加州的奥克兰迁往北德州的普莱诺，优步把大量业务迁往达拉斯。等等。比较早的有俄勒冈州波特兰都会区，被戏称为硅森林，英特尔是俄勒冈州最大的私人雇主。近年欧洲的科技企业也在批量迁往中欧和东欧的都市提高当地的智慧密度：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捷克首都布拉格、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对于新冠疫情会加速逆城市化也存在反作用力，如果硅谷的科技企业裁员不是大裁湾区的，而是大裁他们迁移到中西部地区的办事处的员工的话？
对中国来说，只要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明显缓下来，只要产业转移不是往东南亚而是往中西部，只要中西部的经济增长快于沿海，那是会造成大量基础工种的转移。
就事论事，中国近年提倡振兴乡村。乡村人口净流出的原因，根本上，是本身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城镇化工业化的吸引力更强，然后允许人员自由流动的结果。中国的人均资源本来就不高（内蒙和黑龙江还可以），乡村本来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中国的失业率只公布城镇，估计应该是乡村失业率非常高。2012年一产就业2.28亿人，乡村就业人员3.96亿人，乡村人口6.42亿人，2019年一产就业1.94亿人（比2012年下降15%），乡村就业人员3.32亿人（下降16.2%），乡村人口5.52亿人（下降14%），这三组数字在近年都是不断下降的。广东、浙江、江苏也都是这样。但是农村劳龄人口还在增加，2012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2.6%，劳龄（15-59岁）人口93727万人，高估版农村常住劳龄人口49300万人（说高估是因为城镇和农村的劳龄人口比例不是平均分配的，一般来说农村老龄化更严重，直接用城镇化率来衡量劳龄人口总数会高估常住在农村的劳龄人口，有60%的人在城镇常住不见得城镇里的劳龄人口也是60%）。2019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6%，劳龄（15-59岁）人口115028万人，高估版农村常住劳龄人口69707万人。假定农村常住劳龄人口在这期间上升，但是乡村就业人员从3.96亿人下降到3.32亿人，可能的解释是失业率恶化。农村居民的固投（全社会固投扣除城镇固投2019年560874-551478=9396、2018年645675-635636=10039），2019年同比下降。再来，村委会的规模也在下降，2012年村委会成员232.3万人，2019年下降到了218万人。而且还有一个不容易造假的重点数据是选民，2012年全年共有10.9万个村（居）委会完成选举，参与选举的村（居）民登记数为1.6亿人，参与投票人数为1.1亿人。2019年全年共有10.9万个村（居）委会完成选举，参与选举的村（居）民登记数为1.6亿人，参与投票人数为1.1亿人。这不是居委会选民减少了而是村选民减少了，从2012年到2019年城镇化率可是从52.6%上升到60.6%，城镇化一直在推进。所以乡村振兴，让人口回流，目前还没有形成全国趋势，更别说逆城市化了。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还没有批量的往乡村迁徙。
除非中国的城镇化率停滞。美国逆城市化的高潮是70年代，1970年美国城市化率73.6%，1980年上升到73.7%。这十年是罕见的城市化率停滞时期。欧洲的城市化率则在80年代陷入停滞与倒退。那么中国2019年的有水分（二元户籍）的城镇化率是60.6%，广东省城镇化率71.4%，江苏省城镇化率70.61%，浙江省城镇化率70%，这三个经济总量大省的城镇化率逼近美国70年代水平，也就是说，中国最有可能逆城市化走在前面的是这三个大省。事实上，中国的科技中心也集中在这三个省。
中国到了加速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时候了吗？地方政府层面有可能为了担心劳动成本上升失去产业竞争力而在给非户籍常住人口发放户籍上执行不力。如果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短短几年内大跃进，在国际扼制力量有意推动的大背景下，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可能加速往东南亚迁徙。中国的城镇化率有水份，福利不到位，户籍制度划分了公民待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加速提高，无异于让人口回流农村变慢。
2020年的新反作用力是基层振兴的主导产业旅游民宿养殖在疫情中首当其冲受到重创。如果中国未来大力推动户籍人口城镇化，那将又是一次逆城市化的噩梦。至于远程办公，现在人类还没有进入这种社会，来日方长。就算是远程办公，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发展到城市和乡村的距离，有很多服务性质业务的处理还是需要短时间内碰面的。这种情况下远程办公更像是节省、让处事有效率，有效率=成本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