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廷从弘光朝廷到永历建政的前几年一败再败，几乎丢掉了整个东南地区，在此倾覆之际，之后更是颠沛流离，几乎被灭国，直到大西军率军归明，永历朝廷才开始稳住了阵脚，逐渐对趋向西南的清军发起反击。在永历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今天我们来说说南明最大规模的反击战之一，永历六年的桂湘川大反击。
在这场大反击中，明军以云南、贵州、半个广西两个半省，向北、东两个方向大举反攻，就明朝官军、旧西军、旧顺军皆参与在内，收复广西、四川、湖南西部、湖北西部大片地区，大有将清军赶到长江以北的气势，光复江山的气势
永历朝廷在永历六年固然战绩大丰收，东线李定国，先是在桂林逼得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之后又在湖南阵斩宗室敬谨亲王尼堪，两蹶名王一时举国上下人心大振，但北线刘文秀的北线明军为何在一开始打的清军溃不成军的情况下，最后却饮恨保宁？
与济国公刘文秀对线的将领，是吴三桂，吴三桂在一生中，易主无数是不折不扣的三姓家奴。作为刘文秀的对手，他曾言：“此生未遇刘文秀如此之劲敌”，这个评价也是对刘文秀的能力给予了相当的肯定。
刘文秀刚开始北上的时候，他的进展甚至好过东线的李定国，在刘文秀的攻势下，吴三桂在四川连连败退，把四川除了保宁以外的地盘迅速丢光。
叙州、重庆之战中，刘文秀收割下了吴军诸多人头，又俘杀在吴军中地位超然的白含贞，吴三桂、李国翰等人退守保宁并考虑跑路陕西，入川没多久，刘文秀军已经全面压制吴军并包围保宁。
后世史学家对刘文秀在保宁之战中战略上的选择多有贬损，认为他在保宁战役中太过急躁，但如果我们抛开上帝视角，站在当时刘文秀的立场，会发现他的选择也是合理的。开战之前，刘文秀在叙州、重庆等地重创关宁军，一路高歌猛进，很难不让人宜将剩勇追穷寇。
而且，当时在孙可望主持桂川湘大反击之前，全国抗清形势陷入了弘光覆灭来的低谷，在金声桓、李成栋举兵相继失败之后，两广复失，明军在清军面前像待宰的羔羊一样不断溃败，永历政权几乎被灭，也就是注入大西军的新鲜血液后才算勉强稳定下来。在此时刘文秀太需要以一场从未有过的歼灭战鼓舞人心。
区别于后来三藩时期吴三桂部将王屏藩的保宁战役。彼时入川的吴军并没有刘文秀所率明军所面临的诸如兵员、粮秣等诸多问题，西南地区作为吴三桂的老巢，数十年的经营给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而且四川至西北方向作为三藩吴军的重要攻击方向，在战略上，王屏藩不需要那么急切的去寻求决战，最重要的是，他的对手也远没有刘文秀的对手难缠。
保宁的地形因素，也是刘文秀选择迅速决战的重要原因，明代保宁府府治北面一路通汉中，三面环水，且南面地势相对平缓，适合作为据点向外扩张，进攻选择优于防守。
就地形而言，清方若据保宁，吴三桂则可随时威胁四川，即便是出于日后经营四川考虑，保宁府当时也急需拿下。再者，保宁一役也极有可能是松锦之战以来明军最有可能击溃甚至全歼清军精锐的战役，一举扭转长期被动挨打的形势，达到“力恢陕豫”的目的。
不难发现，刘文秀的选择其实也并没有那么不堪，相反，基于战略考虑还颇为高明，那么这场鲜为人知的战役刘文秀输掉的原因，一是刘文秀的临场指挥能力着实略逊吴三桂，再则就是他的运气总是差了那么一点了。
刘文秀受命北上时，跟随他一同作战的，是旧明军系统的张光萃、张先壁等一干将领，在这次大反击行动中，这支明军部队的组成明显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而且将领之间也是派系林立，互不服气。
北上的明军中，有孙可望种田后新应征的西南兵，有原来的大西兵，也有明朝的旧官军，这无疑增加了刘文秀在北伐中调度军队、协同作战的难度，后来在保宁之战中，刘文秀也尝试过收拢败军稳住阵脚，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而吴三桂的军队相对来说组成更单纯，基本上属于当时从辽东随吴三桂入关的明朝旧关宁军。这样一来，相比于刘文秀的军队，关宁军调度和命令也自然更加统一，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临时调动军队难度上大大降低，这一方面的优势，增加了吴三桂取胜的筹码。
北上入川的大军中，战力最强毋庸置疑是刘文秀一直带着的原西军，这支部伍里的原明军虽然算不上战五渣，不过要指望战力多强也是不可能的。
明朝原先布置在西南的精锐部队，在一次次援辽、剿寇的作战中早已丧失殆尽的，剩下的军队战斗力都很一般，张先壁、张先轸兄弟的这支明军旧部在保宁之战中没有转进如风，已经算得上旧明军的清流部队了，但在刘文秀入川的军队中，却拖了后腿，这也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保宁之战开打之前，明济国公刘文秀开始了搜山检海抓三桂，碰上吴三桂仓皇失措的表现，刘文秀有点骄傲了，对部将王复臣聚集优势兵力的建议相当不屑一顾，在他眼里，吴三桂和关宁军早已是半个身子进了棺材。
这方面以刘文秀的战略来看，他并不算做错，比起保宁的城池，他更需要的吴军的覆灭。而他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是不合适的兵力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