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文《我所知道的沈醉与江山》讲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我曾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担任过二十年小组秘书，专管记录、简报、念文件（含读报刊大文章）、生活琐事等工作。而在四十余名学习组成员（都是科教文及民族宗教旧军政人员无党派知名人士）中，有不到三分之一是“特赦战犯”，其中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排在这部分学习组成员的前三。
众所周知，杜、宋、黄三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除了籍贯分别是陕、湘、赣，年龄上下相差几岁，其在旧中国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都是1926年北伐从排长开始，在蒋氏嫡系何应钦任军长的第一军部队里，从广东沿福建、江西东进北伐，还都经过江山、衢州、严州、桐庐、杭州，有的还在江山县城南端操场岗与军阀孙传芳部队打了一仗。
北伐战争尚未结束，三人都升任校级军官。到了第二次国内战争，他们都已从少将升到中将，当了师长，成了蒋介石围剿红军的骨干力量。抗战爆发，他们的中将军衔没有变，却升为军长，在淞沪、武汉、滇缅等大会战中表现出色。到了第三次国内战争，他们的军衔仍没有升级，但官职却升到兵团司令，甚至是指挥几十万官兵“剿共”大战役的“副总”了。那么，黄维的与众不同，特别是与杜聿明、宋希濓这两位一同升迁的老同事相比，如何不同，那是从1949年国民党部队大崩溃，蒋介石败退到台湾，这三位爱将一个个当了俘虏，进了新中国战犯管理所开始的。

1959年党和国家决定特赦第一批战犯，杜聿明、宋希濓同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一块榜上有名，释放后的次年就来到全国政协当了首批文史专员。沈醉和爱新觉罗·溥杰等是第二批释放的，也很快当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这前两批特赦战犯总共坐了十年或十一年牢狱，以后又释放了几批，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暂停。而黄维呢？他是到了1975年党和国家决定全部也是最后一次特赦战犯，才释放出监狱，即从1949年开始总共坐了26年监狱才获释，比杜聿明、宋希濂等多坐16年。而且当时新华社报道最后一批战犯释放消息时突出黄维的名字，排在首位。加之黄维是一释放就直接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职务的，过去释放的几批战犯都是释放后先在京郊农场边劳动边熟悉社会一年后，才到全国政协机关报到上班的。
更加与众不同的是，以前的几批释放后到任全国政协专员的生活待遇，每月薪酬100元或120元（不定行政级别），分配住房，公事机关可派车接送等。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等六人因“文革”前1964年12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政协大会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薪酬升格变成每月200元，而其他全囯政协文史专员薪酬不变。

1975年“文革”尚未结束，全国政协不可能召开大会，因此所有获释后到任全囯政协文史专员薪酬同是100元或120元，唯独同样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之职而未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黄维 ，上边特批，每月薪酬与杜、宋一样，是200元。这一消息传出，不仅同是全国文史专员，连我辈这些工作干部也颇有意外，对黄维的与众不同议论纷纷！

【在狱中拒绝思想改造 和开启永不放弃的“永动机”研究】

本文往下所写黄维的与众不同事例，只有狱中这一段是我“所闻”，其他都是我的亲自经历。所闻者，听他人所言也。因为杜聿明、宋希濂、沈醉、文强等等，同我不止是同一机关工作经常碰面，更因为是每周两次政治学习会，我是工作秘书，久而久之彼此之间便无活不聊了。我对黄维的狱中表现，就是听他们所言。因为毕竟不是亲自经历，就只能概括地说一说。
战犯们在管理所狱中的改造，自然与一般犯人坐牢改造不同。生活适度优待，但除参加劳动外，对通过系统政治学习改造思想，做到逐渐认罪服罪，非常严格。大多数战犯态度较好，努力学习，转变较快，不但自己认罪服罪，还常常互相帮助。
因为我写过宋希濓的传记文学作品，他在狱中的思想改造心得笔记就有数十本之多。我写的《宋希濂今昔录》一书出版发行后，他还送我两本作纪念，至今仍保存我手里。

【亲见黄维进政协大门上班 与众不同的场景和陪同他接见江西老家亲戚】

黄维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战犯，出狱后未经农场观察适应一年就直接到全国政协机关报到，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工作的。
其时正是“文革”后期，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基本上没有开展，只有我作为小组秘书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和政协文史专员学习组每周两次的政治学习，正常进行。在“文革”的前期（1966年—1971年），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罗历戎、郑庭笈、溥杰（溥仪“文革”之初已病逝）、杨伯涛、沈醉等十余位文史专员，除沈醉一人被公安部直接再次投入牢中“监护”，其他人全部在全国政协机关大院劳动，包下所有厕所清扫和环境卫生、花草植护、搬运物件等等杂活，名之曰在机关劳动中继续改造。
直至1972年才恢复工作，重进文史专员办公室，但已无写稿审稿的任务，除了政治学习讨论，就剩下看报读书了。因此新文史专员黄维(还有文强也是最后一批释放的）来，已无须参加劳动，但所有文史专员天天都到机关上班，而且从不迟到早退，纪律性远超过当时的机关干部。
黄维的到来，则又一次与众不同！我当时每天都去机关大门传达室几趟，因为政协机关虽基本上无公可办，但政协礼堂仍在使用，南北门都是武装警卫，无出入证者必须经过传达室批准，而且能近距离看到包括“四人帮”在内的首长们进出礼堂后门的场景，所以如我等三十多岁的一般干部，常常借着替办公室取报取信，把传达室当成“新闻中心”，多呆一会儿。

因为我当时住家在政协礼堂对面的大杂院，每天上午经常过了七点半就去机关，警卫验证后就先进了传达室。一天刚跨进去，传达室老程就劈头问我：“你见过黄维吗？”“没有”。“听说很快就来机关上班。”老程接着说：“你不是消息灵通人士吗？都来三天啦！”“啊！”我惊叹一声。老程又说：“眼见为实。快八点了，他肯定很快就到，你稍等看看他的那副德性模样！哪像特赦战犯？简直还在兵团司令的任上！”我一听老程的口气，就明白了一半。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虽然他们早已摘下＂战犯＂的帽子，成了公民，还当了文史专员，但与机关干部及工作人员之间，仍然有一条政治界线，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摘帽右派”。
文史专员与机关干部碰面常有低头哈腰陪笑脸的动作，机关干部多数人也只是回应点头打招呼而已，彼此很少交谈。就是中午在食堂就餐，他们也是扎在一两张桌子，很少有机关干部插在其中。比较例外的如我这样与他们有直接工作关系的，才与他们坐在一起，常有交谈。
我正想着，老程轻声对我说：“小汪快看，曹操到了！”我举目望去，见穿一身兰卡叽布中山装的老人（时年71岁）拿出入证件给警卫检查，警卫一摆手，他就昂首挺胸大步往里走，没有瞅传达室一眼笔直往里。
等到离传达室七八米时，我看清那张刚毅而无表情的脸，浓眉，有颗很大的黑痣，头发花白但厚厚的。那套新做的兰卡叽布中山装，也像是每天都熨烫过的。他走过去后，老程阴阳怪气地对我说：“怎么样？像中将还是上将？文史专员里能挑出第二个吗？”我们相视而笑。几乎所有文史专员，或长或短，次数不等，我都同他们经常有交流对谈。后来又听说黄维真的凡人不理，除了政治学习，看看报纸，就一头扒在办公桌上无休止地捣鼓他的＂永动机＂，连文史专员之间，别人不问他，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情况既然这样，我也就打消了主动同他交谈的念头。

剩下的说是有敏感词，我发图片算了

完

就完了？ 期待以为有很多生活故事呢。。。
楼主是摘过来的 还是？

吧里有一百多个贴子啊

。。。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