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着相册提起往事，乐此不疲地互揭对方小时候的糗事，一边还召唤着我过来，要给我看我那张赖在石墩边上的照片，而我正在跟某个堂表兄弟追逐打闹，不小心踢翻了另一个堂表姐妹堆了很久的积木，惹得她号啕大哭，只好停下来帮她重新一块一块地砌回去。
“这块不对，放在这里，这里。”
“可是，刚刚好像是在那里的……”
“就要这里，就放在这里！”她说着说着，刚吸进去的鼻涕又不甘心地淌了出来。
我才发现她根本不是要重新砌成刚刚的那个样子。她如此执拗地要我按照她现在的意思重新砌一个城堡，实际上就像这群因为一个家人的去世而聚在一起的人们，他们在哀悼会上哭哭啼啼撕心裂肺，现在却能看着相册轻松说笑热热闹闹，他们并非遗忘伤痛，只不过在一次又一次被推倒之后重新构筑一个新的家，他们不是需要一个永恒不变的家，一群永生不死的家人，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家，它永远都在那里，无论是谁过世了，谁出生了，谁长大了，谁老去了，他们都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默哀的时候，先是有人压抑着轻声抽泣，然后是姨婆那声嘹亮的号哭起头，哭声就像交响乐一样整齐地响了起来。我一边低头学他们掩面眯眼，一边偷偷瞄站在我旁边的某个堂表姐妹，她也像我一样，懵懵懂懂低头耸肩，呜呜嘤嘤，眼睛到处乱瞄。我轻轻问她：“你怎么不哭？”“我不难过。”“可是太婆死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我也是。”其实我也记不清这位老人。
“他们都在哭，我哭不出来。”
“我打你一下你就会哭了。”我当真打了她一下，还狠狠地捏了一下她的小胖脸蛋。这招非常奏效，她当即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相比刚刚那番装腔作态，这下多么逼真、动人，看，这才叫哭。但没想到，哭得如此投入的她不忘还了我一拳，那绝对是充满痛恨的一拳，比我刚刚那一下还要使劲，她的眼神里压根就没有感激，那家伙根本不懂得知恩图报。我冲她皱了一下眉，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终于也委屈地撇着嘴，眼泪适时地从眼角滚了下来。
现在想想，那时多愚蠢，我以为哀悼一个人的去世就应该不停地哭泣，不论是为了什么而哭，总之是哭得越悲怆越好，就像一场相约好的哭泣表演，大家也无非是借一个机会畅快淋漓地坦荡荡地大哭一场。直到余虹过世的时候，我才发现，当年的我，根本不懂死亡是什么。那个躺在棺材里的曾外祖母，我以为只是像动物冬眠一样，我还纳闷，为什么大家为她举办那么盛大的送别，她居然都不睁眼回应一下就睡过去了。看见余虹躺在棺材里，我才明白，哀悼会这种仪式，其实只是在人离去之后弥补的一场送别，倘若不能亲眼目送她离去，那么只能在哀悼会上见她最后一面。对她而言她已经失去了见你最后一面的机会，但是你比她幸运，因为你还有机会，看看那个毫无生气的她，失去灵魂的她，那副残存人间的熟悉的躯壳。
我在余虹的棺材面前抚过她的发丝，她的头发永远都不会再长长。我久久地站在那里，闭眼想象她未来可能的样子，睁眼看见她还躺在棺材里，容颜稚嫩，如同我所形容过的过往一样，像个长生不老的小人。原来死亡，其实是这么一回事。剥夺你的生命，却予你永恒。这样的永恒，将慢慢腐烂在深埋地底的棺材里，却扎根在别人的回忆中。

       然而肉体并不是灵魂的唯一住所。
我爸若是在停车的时候不小心擦过路边的什么东西，总是会倒吸一口气，好像划下的那一刀痕是在他的身上而不是车上。每到这些时候，他都让我觉得，他灵魂的一部分已经跑到了他的爱车上，跟他一起感受痛苦。而我觉得，我灵魂的一部分，应该在我的相机里。
不知哪年生日，有人送了我一部一次性相机。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叫一次性，我只知道相机是帮我把我看到的东西变成一张一张的照片，我可以拿着这些照片给别人看，就像是与人分享我所看到的世界。直到我的双眼后来一点一点变近视，拍出来的照片清晰依然，我才知道，原来当我看不清这个世界的时候，甚至等到以后老了眼睛不中用了病了瞎了，相机还能替我把它看清。
而我妈却一直认为我的灵魂应该跑到小提琴上，就因为那个老师说了一句我拉小提琴很有天赋。天知道那老师是不是对每一个学生的妈妈都这么说。总而言之我根本不觉得我多么有天赋，小提琴更是成了我的噩梦。一年的小提琴课让我以后在紧张的时候左手几根手指总会不自主地抽动，还有我在每一个从噩梦醒来的清晨里总是歪着脑袋夹着脖子。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到底是我的灵魂跑到了小提琴上，还是小提琴的灵魂跑到了我的身上。
全年的周日小提琴课，实际上也成为了我妈周末加班时安置我的最好方式。在一个小时的提琴课之后，在她来接我回家之前，我一直待在琴行。她认为那里有跟我一样等待家长的小朋友，还有老师看管着不会被拐走，她觉得我爸在家既不能充当我的玩伴，又不是一个合格的守门人，那么，我还是待在琴行比待在家里要好。当然，她不会知道，我在眼看着别的家长来接小孩，下一批来上课的小孩急匆匆地奔进琴房的时候，我所经受的，是一个人漫长的等待。而在这场等待中陪伴我的，就是那部一次性相机。
我重申一次，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那是一个一次性相机。因此那时我是，一张接着一张地，拍了远多于可以冲洗出来的照片，直到不能过片，我还一个劲儿地在同一张底片上按快门，直到那张底片慢慢完全曝光，冲洗出来其实一片漆黑，看起来一无所有。我知道后来拍的照片，它们不能被冲洗成照片，却被冲洗成了我脑中的记忆。在很多年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我居然对当时拍的每一张照片奇迹般地记忆清晰。我记得我拍过一只逃窜的壁虎，地板上被踩扁的拧巴口香糖，刚从洗手间出来的老师挠屁股的背影，还有很多很多，在按下快门的那些瞬间，我都全部记得。
我还没有想到，当年跟我一样周日到同一个琴行学乐器的班长，后来真的学有所成。她在一个琴行当钢琴老师，还整天感叹：“我真想去幼儿园当音乐老师，真的，我特别想。”我让余虹跟着她学弹钢琴，她才上了一节课，就忍不住在我面前双手合十，对余虹赞不绝口：“一点都不像你，她太有弹钢琴的天赋了！”
“拜托，我小时候也被小提琴老师说过有天赋啊。”
“你那是小提琴天赋，跟钢琴的天赋不一样。”
“……”
虽然我一点也不相信乐器老师所谓的“天赋论”，他们认为任何有天赋的人都该被雕琢成适合那个乐器的姿态，但我一直觉得，余虹与钢琴之间，确实有那么一些微妙的东西，就像我跟相机之间，那么独特，又不可言喻。


       我总是会提前一点去等余虹下课，然后接她回家。在外面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在等家长来接回家的小女孩。她就像当年的我一样，等到一起下课的孩子都被接走，等到另一批孩子来上课，都还待在这里。我坐下的时候，她正一个人下着飞行棋，棋盘上只有红色的棋子，她滚一次骰子，然后按着点数走棋，也并非像我们下飞行棋那样，会直接目测步数，拾起棋子一下子就放在合适的目的地。她是一步一步，用棋子踏在每一格上数着格子往前走，不管是只有一步，还是六步。她一个人下棋，所以一局过去得特别快，我看她在最后入库的时候，就剩最后那么一颗棋子，她还按着骰子的点数走，点数太大，她的棋子走到了终点又倒回来，等待下一轮的点数，即使它只是让她来来回回多跑几趟。这个女孩，让我想起我爸，他曾经也是如此遵照自己既定的逻辑，现在想想，也许也不过是为了排遣生活的空虚罢了。
在这个小女孩下完一局之后，我起身正想凑过去跟她一起玩一局，谁知道她把棋子一颗一颗地收回去，把棋盘折好塞回盒子里。我有点失望，以为她要走了或者去玩别的，没想到她在把盒子盖好之后居然又重新打开，轻轻地默念了一句什么“下一局要开始喽”，然后把折好的棋盘重新展开铺平，把棋子又一颗一颗地放在上面。我在猜，她这次会用什么颜色的棋子，刚刚她用了红色，这次应该换成绿色？或者黄色？反正女孩一般不会选蓝色。结果她翻出的四颗棋子，全都是跟刚刚一模一样的红色。
她又重新，像刚才那样，一个人，下了一模一样的一局棋。
虽然可能对她而言，这并不能算是一模一样的一局，因为骰子的点数不一样，每一个棋子的速度也会不一样，最后入库的先后次序不一样，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在我眼里，她就是重复着以同样的方式，填充她漫长的孤独。这一幕让我很动容，真的，我就像突然之间看到了当年的我自己，在别人眼里重复着按下快门的动作，尽管每一个瞬间都看到了不同的人和物，但我仍然仅仅是以一种恒定不变的姿态，面对我的孤独，而这种姿态，在孤独面前可以刀枪不入。
我们总是会在人生的某些特定的瞬间，感叹世界上竟然有与我们如此相似的人存在。对我而言，他们就是同样对一无所知的杨络生，同样不谙世事的堂表姐妹，同样对孤独如此明了的小女孩。这个安宁的时代恰恰就造就了这样一群相似的人，无论我们多么争先恐后地对世界上的事物表明自己的爱憎喜恶立场，我们能爱能恨的，也不过是同样那么一些事一些人而已。我们除了完全的爱和绝对的恨，不爱不恨，既爱又恨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立场？立场只有四个，人却有千千万万。我们都在对同样一些事物异常明了的同时，对另外一些事一无所知。人再聪明也不过是知道了自己的无知。这就是一场灾难开始的地方，它的名字就是——“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