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的“三重变奏”

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减缓的主要原因，不是乡村人口主观上不愿意流动，而是由于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被差别化对待，且农村人口的知识技能难以满足城市现代化需要。当然，“离土”的趋势仍在持续，因为我国农业就业人口比例远超农业对GDP的贡献率，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化还远远没有完成，离土依然是当前乡村振兴的主旋律在“离土”的同时，中国乡村又出现了“守土”现象，很多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尽管他们可能早已离开乡村，但仍旧守着自己的承包地、宅基地。
第一种情况是“不得不守”，在有些极度贫困的地区，有些农民由于多重原因无法掌握能在城市安身的知识技能，流动能力薄弱，为了生计安全，只能留守乡村。这种情况比较少，主要发生在深山区或少数民族聚集区。

第二种情况是“守望预期”，这是中国人“守土”的核心。很多农民在城市拥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房，甚至子女已经是城市户口，但仍旧守着家乡的土地，尽管这些土地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实际需求。事实上，他们在守望着某种来自城市的预期

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人口逐渐增长，使得“农村”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城市人希望获得农村的土地，而由于中国特定的土地制度，城市人购买农村土地是违法行为，农村的土地只能在农村社区内部流转。但由于农民普遍缺乏流转土地所需的资本，所以参与土地流转的兴趣不强。依靠土地与房产是中国人的致富经验，城市人对农村土地的期望也提高了农民守土的决心，囿于制度因素，农民或者自己种一点，或者租给他人，或者撂荒，他们在等待中继续“守土”。

第三种情况是“守望福利高地”。国家制度允许农民在进城的同时，可以不放弃乡村的土地，这种情况下，农民可以享受到“双重福利”。农民进城谋得一份职业，一方面能获得市场对行业的优惠补贴，另一方面也能拥有国家对乡村的福利政策。农村不仅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还逐渐成为“福利高地”，农民也慢慢有了“隐形”政治价值，自然愿意守住手里的“香饽饽”。
这三种情况中，最为普遍的是后两种，“不得不守”的情况极少，我相信那些农民也能守住，不过当地会成长出观光旅游等新产业，传统乡村终将消失。现代化发展必会带来传统乡村结构的解体，关键是我们该如何适应，此类的“守土”现象也只是中国乡村振兴过程的时代低音。

在“离土”和“守土”之外，中国乡村最近又出现另一个趋势，可以称之为“归土”。首先是一些基本解决现实需求的人，厌倦了城市生活，也不大需要社会的公共服务，于是在乡村安静地过起自己的生活，这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不是主流话题。还有一批人手持资本，看到了乡村的稀缺性，希望在乡村投资创业，属于商业活动。
最特殊的现象是知识分子去到乡村，严格意义上不算“归土”，更适合称为“去乡”。与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相似，当代“去乡”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乡村作为问题”的语境中通过实践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参与这个浪潮的知识分子同样各怀动机。
一批是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奉行现代发展主义，希望通过实践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让乡村接入到现代化的铁轨上，可以被批判为乡村传统的破坏者。另一批知识分子偏后现代，他们的“去乡”行为从正面讲是情怀，从批判角度讲更多是个人改造社会的一种想象，在思想与现实中可能发生割裂。总之，因为社会结构拉长，后现代、现代、前现代群体各方“势力”混在一起，这些“去乡”都是实现知识分子个人理想价值的行动，与农民自己的需要、社会实践的需要是有差距的。包括“去乡”在内的归土趋势，在主流之外，成为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协奏曲。
“离土”、“守土”和“归土”作为中国当代乡村发展的三重变奏，清楚地折射出中国处于传统—现代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折射出中国在步入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转型困境，这种转型困境呈现出非常典型的“国家—社会”关系、“城市—乡村”关系的重新建构。最核心的是，中国通过乡村振兴政策推动国家现代化过程，也呈现出了相当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