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李庄认罪了。今天，李庄，表示不接受媒体采访，以至“永不翻案”。李庄，一个曾经豪气干云的燕赵汉子，就这样屈辱地接受了他无法改变的宿命！
轰动一时的李庄案将已这样的方式结束，或许会使许多善良的人们瞠目结舌，但是如此出人意料的变化，如果细细想来，却很合乎山寨版贺岁片的惯常逻辑。
不想再责备李庄的软弱和妥协，更不想再说什么“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一类的废话。因为这样的话，不仅仅适用于李庄和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还同样适用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甚至适用于中国的整个精英社会。
在无比美丽的意识形态话语符号面前，即便人家早已明确告知这些美丽的符号所表达的“策略”是某组织的生命，我们仍然和李庄一样一次次地服膺、天真幼稚地坚守着这些美丽的符号。当这些符号不再灿烂，当权力以赤裸裸的方式将这些符号刺得支离破碎时，我们也曾经和李庄变得一样软弱。
生命，不可能在漫长的暗夜中绽放出本来的生机；信仰，不可能在专制社会中公开地坚守；尊严，哪怕是最起码的尊严，也不可能在山寨社会中获得。于是，在山寨国度里，面对着无所顾忌的横暴权力，我们不得不一代又一代地作出同样的选择，不论是彻底放弃信仰，还是将信仰深藏在内心，我们都不得不放弃尊严，屈辱地活着。
对李庄案，再谈什么法律条文和具体事实，都已经毫无意义。即便是法律条文无上文明，即便是事实无比清晰，它们在权力面前也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在山寨国度里，为了权力的需要，可以制造出无数的“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的“铁案”，就像现在我们正在看到的李庄案一样。
李庄和我们一样选择了屈辱地活着，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热爱生命，热爱自由。尽管获得自由的方式是那么的屈辱，但是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责怪李庄？仅仅因为他的名律师身份？可是律师不正是他的职业吗？正如教师是笔者的职业一样。社会需要教师，现代社会同样需要律师，只有流氓社会才鄙视教师，正如只有山寨国度才将律师看作讼棍。
李庄有权利和我们一样以屈辱方式获取山寨国度的自由，我们没有权利要求李庄通过成为山寨夜宴的牺牲来为我们这个平庸而又乏味的社会增添悲剧性的美感。只是李庄以这种方式换取自由，却使笔者内心长时期为屈辱的感觉所折磨。
或许，这就是李庄案的真实意义：它将长期地提醒我们，在这个山寨国度里，权力和暴力的所有者才是真正的贵族，笔者和李庄这些所谓精英，在当权者面前不过是一群可以任意嘲弄的玩物，和所有平民一样，选择屈辱地活着，或许正是我们唯一的生存方式——尽管我们的内心总是屈辱的感觉所折磨。
轰动一时的李庄案将已这样的方式结束，或许会使许多善良的人们瞠目结舌，但是如此出人意料的变化，如果细细想来，却很合乎山寨版贺岁片的惯常逻辑。
不想再责备李庄的软弱和妥协，更不想再说什么“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一类的废话。因为这样的话，不仅仅适用于李庄和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还同样适用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甚至适用于中国的整个精英社会。
在无比美丽的意识形态话语符号面前，即便人家早已明确告知这些美丽的符号所表达的“策略”是某组织的生命，我们仍然和李庄一样一次次地服膺、天真幼稚地坚守着这些美丽的符号。当这些符号不再灿烂，当权力以赤裸裸的方式将这些符号刺得支离破碎时，我们也曾经和李庄变得一样软弱。
生命，不可能在漫长的暗夜中绽放出本来的生机；信仰，不可能在专制社会中公开地坚守；尊严，哪怕是最起码的尊严，也不可能在山寨社会中获得。于是，在山寨国度里，面对着无所顾忌的横暴权力，我们不得不一代又一代地作出同样的选择，不论是彻底放弃信仰，还是将信仰深藏在内心，我们都不得不放弃尊严，屈辱地活着。
对李庄案，再谈什么法律条文和具体事实，都已经毫无意义。即便是法律条文无上文明，即便是事实无比清晰，它们在权力面前也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在山寨国度里，为了权力的需要，可以制造出无数的“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的“铁案”，就像现在我们正在看到的李庄案一样。
李庄和我们一样选择了屈辱地活着，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热爱生命，热爱自由。尽管获得自由的方式是那么的屈辱，但是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责怪李庄？仅仅因为他的名律师身份？可是律师不正是他的职业吗？正如教师是笔者的职业一样。社会需要教师，现代社会同样需要律师，只有流氓社会才鄙视教师，正如只有山寨国度才将律师看作讼棍。
李庄有权利和我们一样以屈辱方式获取山寨国度的自由，我们没有权利要求李庄通过成为山寨夜宴的牺牲来为我们这个平庸而又乏味的社会增添悲剧性的美感。只是李庄以这种方式换取自由，却使笔者内心长时期为屈辱的感觉所折磨。
或许，这就是李庄案的真实意义：它将长期地提醒我们，在这个山寨国度里，权力和暴力的所有者才是真正的贵族，笔者和李庄这些所谓精英，在当权者面前不过是一群可以任意嘲弄的玩物，和所有平民一样，选择屈辱地活着，或许正是我们唯一的生存方式——尽管我们的内心总是屈辱的感觉所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