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报记者 陶辉
     比起中国足球罪恶高墙里那些难以救赎的受害者，意识形态下的中国足球仍然有救赎的可能。中国足球本没有罪，有罪的是那些以“中国足球”名义建立起罪恶之墙的人与制度。十几年来，中国足球已经在完成纯粹的职业化之前先被“腐化”或者“异化”了，也许可以这么说：中国足球被关在一座以自己名义建立的监狱之中！
     人是“墙砖”，体制是“框架”，再加上时不时就来一下的外力，于是就有了这座高墙，罪恶的高墙必须被推倒，高墙的建造者也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中国足球的救赎之路不但需要《费加罗的婚礼》，更需要推倒罪恶的高墙。
变形的墙砖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角色具象：足协官员
     角色解析：之前，大多数还算明白的人认为毁灭中国足球的元凶是体制，但在前中国足协掌门人南勇落网之后，这样的观点似乎要做一些修正。如果作为中国足球权力中心的中国足协和中国足协权力中心的南勇一直能够廉洁奉公、鞠躬尽瘁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怪罪于体制，是体制像镣铐一样束缚住了人的手足。但从现在的事实来看，是人在利用体制假公济私，甚至让本不完美的体制变得更加畸形。
     南勇们是一块块变形的墙砖，他们不但让自己变形、让别人变形，也让体制变形。体制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既然南勇们可以牵着体制走向更残缺的另一个方向，那么他们也有可能利用“主观能动性”将体制引向一个更好的方向。
     形成之源：读读南勇的故事，很多人会发现，原来他本是一个“好孩子”，历史本来也给了他继续做“好孩子”甚至“好官员”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本善良”的他向现实屈服了，于是在颇为顺利的升迁过程中，他越发觉得这种屈服是对的。这就是南勇这块墙砖的“变形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无奈，比如如果不变形他这块砖就无法放进这堵墙中。也可能是这堵墙本没有歪斜，正是因为他这块砖的加入，才让其开始变得不正。
     从选择腐化到习惯腐化，再到让别人腐化，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性纠结过程。而南勇的“前辈”阎世铎和谢亚龙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他们执政期间，都有过很多次向假黑赌动手术的机会，但迫于对政绩的追求，他们妥协了。此外，作为足球的“外行”，他们又被很多抱成团的“内行”逼到了墙角，所以畏首畏尾，助长了丑恶势力的横行。
     救赎之策：新官上任的韦迪在自己的“执政纲领”中提到了中国足协的自身建设和从业人员的作风问题，显得颇为严明。但他并未将其作为首要的问题探讨，甚至还制定出了“严禁中国足协官员桑拿洗脚”的家规，令人啼笑皆非。
     中国足球的新掌门人看到了病症，却不知如何医治，所以有点乱下药的味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治理中国足协作风问题的重点也不是桑拿洗脚，而是要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潜规则，从自我做起，实行廉洁奉公，身正不怕影子斜，“根红不怕苗不正”。关键问题是：从一开始就要选对方向，现在似乎有点跑偏了。
脆弱的框架
职业化不是万恶毒药
     角色具象：足球体制
     角色解析：南勇们腐败的根本是自我的迷失、意志薄弱，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中国足球并不完美的体制给了南勇们可乘之机，加速了他们腐化的过程。说好听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化足球，说不好听点就是“伪职业化”。如果早能够建立起一套国际化的“职业化足球体制”，南勇们纵使想要腐败也没有那么简单，中国足球想要落到现在这步田地也不会那么容易。
     如果说南勇们是高墙之中为所欲为的“墙砖”，那么体制就是这堵墙的框架，正是因为体制不够健全，不够强硬，所以“墙砖”们才有了腐败的空间，发展到最后成为可以改变墙体结构的硬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