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安石的"由是（仁义）而之道（世界大同）焉"
     如果把二苏与王安石、司马光的政治哲学概括起来，大概属于两个类型，两种不同的出发点：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治哲学，也许可以用"由是（仁义）而之（道）焉"来概括，这句话出于韩愈的《原道》，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它的出发点也就是仁义道德，儒家在伦理取向上的一些基本概念，换一句话说是从人们主观的、既定的概念出发推而广之，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从普世价值出发，围绕社会公平和公正问题，也就是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普世价值出发，从人权至上出发，推而广之让所有人都来遵循这些神圣的原则，以达到世界大同或者是在全世界范围实现公平公正，王安石正是从寻求公正出发，同情民间的疾苦，抑制豪强兼并，增强国力，改善民生，这便是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所以他才会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说，因为在他看来，普遍真理在握，说那些惊世骇俗的大话，同样是为了推行变法的措施，希望神宗独断专行。过去我们也曾经有过"只要主义真，砍头不要紧"那种豪情，一旦取得政权，也就依靠国家的威望和自己手中的权力不顾一切地强制推行至上的主义和真理来了，这个办法对老百姓而言，那势必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它只从理念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解决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不公正；这样的理想或目标只能是逐步接近，不可能一步到位。如果真是硬要一步到位，势必天下大乱，留给世人的将只能是万世不劫的大灾难，留给推动者自己的也只能是命比纸薄。我也正是从这一点上吸取文革所以失败的历史教训，从这一点上接受历史对我个人的磨难。
     二．苏东坡的"推阐理势"--实事求是的政治哲学
     能集中反映二苏政治哲学思想的是苏东坡写的《东坡易传》，实际上这本书是他们兄弟二人合力完成的，苏辙在苏轼的墓志铭上说："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而此书的某些段落则出自苏辙之笔头，书的作者挂在苏轼名下。《四库提要》概括此书的宗旨为："推阐理势，言简意明。"从时事出发，推阐其中的理路，苏轼不喜欢空谈天道性命，苏轼的史论，是从现实生活的问题出发，总结历史上成败的经验教训，寻找政治的理路，古今治乱的轨迹是势，其所以然之故是理，这就是推阐理势的思路。用现在的话讲，办事行政，必须实事求是。
     王安石与苏东坡这两个思路的走向不同，前者是从本体论，从概念出发，后者是从时事即从实际出发，借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寻找所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路，二者相较，二苏的思路更切合实际一些。以《易传》的《无妄》卦之卦义的解释作比较，洛学的代表人物程颐偏重于前者，程颐说："无妄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万物，生生不穷，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则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也。"（《二程全书》）。古人讲天道，现代人讲普世价值，其实是一个东西。程颐的意思是人人都能遵循这天道，也就是普世价值，那就是天下大同了。苏轼则持相反的意见，关于《无妄》之卦义，苏轼说："善为天下者，不求其必然。求其必然，乃至尽丧。"换一句话说，不能只有一个尺子，强迫大家都去遵循某种尽善尽美的概念或境界，那反而是坑害人的东西。所以他说："以无妄为药，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谁安之？"强行推行人权法则，普世价值，必然是推行到哪里乱到哪里，在苏轼看来，无妄其实是一种苛刻而近乎偏执的追求绝对真理的陷阱。这样的政治追求，并不能真正达到至正无妄的境界，强力推行的结果，必然是荼毒天下。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国内还是国际的种种实践都证明了这一条简单的道理。当年《庄子》便说过以一家之至正矫拂天下万家之不正，将使天下之人尽丧其性命之情。故在政治上偏执地追求无妄的理念，也就是追求普世价值之类，在实践上只能是荼毒天下。这样讲并非否定人们的理想，理想只能是人们理念和人格上的追求；实践、政府行为只能从实际出发；做人是要有理想，要有追求；但做事、行政只能从实际出发，从已经给定的社会状况出发，具体地一件一件实事求是地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