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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用先在天启五年（1625）左右请董其昌为吴应道作此《墓志铭》，正是魏忠贤党羽正肆虐的时候。虽然当时吴用先还在官位上，但在左光斗遇难后便愤而辞归，并于次年（1526）病卒于家。天启七年（1627）八月，天启帝驾崩。在众臣参劾下，这年十一月崇祯帝即将魏忠贤发往凤阳，随后又命锦衣卫前去逮捕，押回北京审判。魏忠贤畏罪自杀，客氏也被鞭死于浣衣局，魏氏党羽也逐步得到相应惩处。

　　崇祯二年（1629）二月，崇祯帝命大学士韩爌等人审定逆案，这才将魏忠贤的主要党羽逐出，东林党人又得以进用。但是，魏党残余仍然在朝，政局摇摆不定。与逆案有关的人图谋报复。其后温体仁、薛国观等人相继执政，暗中排挤正人，准备翻逆案。这个时期复杂的政局与《容台集》的编纂正好同期，政治趋向还不明朗。《吴应道墓志铭》牵涉到左光斗，还相当敏感。因此，删除家庭姻娅既可以免去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对吴、左两家也不会过多暴露详细家庭成员情况。

　　董其昌对旧稿的删改，符合编纂文集的惯例，也和董其昌不留底稿的习惯有关。浩繁的《容台集》应该不会完全没有底稿，但大多数应该是向亲朋好友们抄录搜集回来的。对这样的稿子，校对和修改是必然的。崇祯初年刻板付印，其搜集编纂工作必然提前几年。因此，考虑到同时期的政治状况，就不难理解《吴应道墓志铭》的删改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