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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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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
盛唐边塞诗指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盛唐边塞诗派诗人群创作的边塞诗。新边塞诗指本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以来的一批诗人,继承古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传统,用现代汉语创作的再现和表现西北边塞生活题材而又具有边塞气质和风骨的白话自由诗。本文从时代地域和诗人诗风等方面,将新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进行比较,并进一步探讨新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之间的继承与突破超越的关系。

一、时代与地域的可比较性

从整体上看,唐代承隋而起,重建大一统封建王朝,并且在开元、天宝时期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唐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对外空前开放,思想高度活跃,整个社会生活于是呈现出一种流动、变易的趋势,给人以蓬勃而富有生机的感受。这样的时代氛围,必然有助于打开人的眼界,充实人的生活体验,激荡起感情和想象活动的波涛,从而为艺术文化的创造开拓丰富的源泉。唐代的变革带来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兴盛局面,形成了耸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欣羡赞美的“盛唐气象”。“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唐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雄豪风貌,正是以强大帝国的综合国力和所展示的“盛唐气象”为其现实依凭的。

新边塞诗产生发展繁荣的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建立使得中国的政权体制、阶级关系、政治思想、文化意识等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有力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精神的禁锢初步打破。国门启开,八面风来,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渐趋多元、活跃。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与唐代尤其是盛唐时代确有某种相似性和可比性。在这样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民族成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开阔的襟怀与兼容并包的气派,面对无限的可能性鼓荡起开拓进取的勇气和信心,他们对远大新奇之物充满渴望神往的激情,具有以深刻现实性为理性内核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浪漫精神,表现出气势宏大地吸收外来、融汇古今的魄力。这一切由时代决定的创作主体的思想、心理、情感、气质,正是构成盛唐边塞诗和80年代新边塞诗的共同审美特质的基本内涵。

从地域角度看,自西安、兰州一路西行,沿着漫长的河西走廊,越祁连山,走嘉峪关,西出玉门阳关,右有蒙古高原,左有青藏高原,更西是新疆的吐鲁番、准噶尔、塔里木、天山南北,西北这片阔大辽远的地区,就是自古至今边塞诗绵延生长的主要地方。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大漠的壮阔,冰川的冷酷,戈壁的荒凉,生死的无常;也有草原的苍茫,绿洲的旖旎,传说的神秘,民俗的斑斓,人情的豪爽;更有敦煌佛窟千古的辉煌,三危山上不灭的佛光,逶迤绵亘的关楼边墙,戍边流放者的故事遗迹,历经岁月沧桑未被沙海湮没的高昌、交河、楼兰古城,还有丝绸之路所沟通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交往。这一切,为古今边塞诗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成为古今边塞诗表现出的基本地域文化特色。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盛唐边塞诗产生的地域尚有幽燕、朔方等地,新边塞诗产生的地域则应包括今天的西藏地区。

二、诗人的可比较性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考察,不难发现,古今边塞诗作中多种创作力量同时存在,且各有特长。一是从内地到边塞观光旅游的“行吟诗人”,他们匆匆而过,一路吟哦,对边塞风物充满陌生、新鲜、奇异之感,主客之间的距离虽说有利于诗美的生成,但观察体验和题材主题的开掘提炼却也因此而难以细致深入;二是世代生活在边塞的“土著诗人”,他们生长于斯,其边塞之作实同乡土之作,对题材主题的表现得以不断深化,但囿于见闻,无参照系,便易失却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变换的角度;三是较长时期生活在边塞的“羁旅诗人”,他们大多心性豪迈,向往异域,向往功业,向往建设,主动出塞,由初来乍到而长期居留,具有前两者的双重体验,创作上兼有二者之长。不论唐代还是当代,边塞诗的代表诗人、诗作都是这一群诗人和他们创作的优秀作品。



1楼2005-12-15 15:08回复

    复次,从景物描写或曰情景关系上看,盛唐边塞诗多把边塞的奇异景物视作单纯的风景意象摄入诗中,或以之渲染烘托背景氛围;新边塞诗则更注重于自然景物中融入深度人性。盛唐边塞诗人作为边地的外来者、异乡人,面对边地独有的景物,怀有一份内地人初来乍见的新鲜惊奇,在审美直觉的错愕中,一幅幅内地绝无、边塞特有的风光画卷,被他们手中多彩的诗笔形神毕肖地摹画而出。仅以岑参《白雪歌》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为例略作剖析,就可看出,其创作心理机制实乃乍见时的新奇,直觉中的错愕。若是土著,司空见惯,面对此景,视同寻常,审美感觉早已钝化,这由美妙的联想、比喻所构成的千古名句也就无以产生了。类似的这种由奇景引起乍见者新奇的审美心理体验而生成的边塞风景诗句,因其景物意象选取的纯粹,而使得盛唐边塞诗的写景更见精彩,更为出色。当然,盛唐边塞诗的景物描写更多是作为背景存在,为渲染烘托穷塞绝域、征战杀伐的悲凉惨烈的气氛服务的,个别篇章在景物描写中亦寓有比兴寄托之意。新边塞诗中的单纯写景或借写景渲染氛围的情形已不多见,新边塞诗人更注重在自然景物的观照中揭示深度的人性内涵——人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的价值尊严、力量信念、爱恨生死,人与自然之间的理解亲和以及对立局限。试看周涛的《野马群》:“兀立荒原/任漠风吹散长鬃/引颈怅望远方天地之交/那永远不可企及的地平线/三五成群/以空旷天地间的鼎足之势/组成一幅相依为命的画面”。自然的严酷,塑造出生命的悍强和生存的伟力。野马群由于受渗入血液和骨髓的孤独和寂寥的驱使,曾在暮色苍茫中悄悄接近牧人的帐篷;但出于对同样渗入血液和骨髓的自由与无羁的捍卫,又在一声犬吠中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是野马群的性格,又何尝不是西部人的性格这样的作品是写景,是咏物,是喻人,已很难截然区分,让人只觉得扑面而来的漠风中散发出的是浓重的人性的气息。简言之,写景在盛唐边塞诗中是相对独立的,可以和抒情和叙事等成分相区分的;在新边塞诗中,写景已很难单独区分,它已和历史、现实、社会、人性等因素糅合在一处。因此,盛唐边塞诗中的写景更纯粹,更富奇光异彩,更富地域性;新边塞诗的写景则更繁复,更富人文情思色彩,更富社会性。


    5楼2005-12-15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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