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亲戚投资当地的P2P被骗了几万块钱，那平台自称暴雷有一年时间了，公安那里也早已立案。实控人表示良退投资者的钱，经侦没有直接抓人，但是一年时间过去了，实控人清偿债权人的投资款的比例不足10%，于是，大家纷纷担心投资人追债清偿是假，转移资产，伺机跑路是真。我亲戚手里有平台的实控人写的付款保证书，但是对方没有依约履行，于是，我亲戚就想凭这个保证书起诉实控人，要求履行承诺付款。我们本意并不是很想打这个官司，因为我亲戚不太懂法，保证书签的对我们不太有利，我们凭保证书最多只能主张到本金，利息什么的一概没有。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向实控人施加压力，要求他尽快履行付款义务，双方不经过诉讼，快速解决债权纠纷。
首选，我们以将要提起民事诉讼作为施压点向P2P实控人施压要求面谈落实欠款解决方案，但发现对方毫不害怕，施压失败。后面我就思考我们施压失败的原因：一、民事诉讼的压力相对于实控人头上的刑事压力而言，对他来说，不是事儿。二、即使民事官司他输了，他就依照判决书履行付款义务，对他来说没损失。而他完全可以通过一审、二审的折腾，把这个付款期合法的延后几个月。三、我们如果选择了民事官司这条路，我们的精力都被这个诉讼所牵住了，反而会降低向他的施压，给了他喘息之机。这里要科普一下，P2P平台暴雷之后，如果经侦介入了，原来涉案的那家公司就会被查封，在经侦处理完之前，如果你主张那家公司返还投资款和利息，普通民事官司是不能打的。在中国有先刑后民的习惯。因此对于此类案件，律师很多都束手无策。面对一群投资人上亿的投资标的，并非律师不想挣这个钱，实在是这个钱很难挣到。
我起初评估诉讼是有风险，但建议冒险一试，于是我帮我亲戚准备了相关资料。我亲戚为了保险起见，又咨询了一些律师，在咨询了多家律所之后，我亲戚放弃了，主要原因是因为手里的证据有瑕疵，一些证据是实控人通过微信发的，而如果实控人在庭审时否认是他本人发的信息，我们就比较被动。我亲戚放弃诉讼的这一选择我也是支持的，因为诉讼存在风险，一旦输了官司，不仅实控人在处理我们的债权诉求时有恃无恐，而且我们失败的诉讼还会被实控人当作反面例子吓唬其它投资者，打击其它投资者维权的信心。
虽然民事诉讼放弃了，但我亲戚也没闲着，在那一周时间里，先去P2P平台的办公地点要求见实控人面谈，实控人躲着不见，期间我亲戚通过报警向实控人施压，要求面谈。后又去公安局见了负责此案件的领导反映了情况。通过一番折腾，我们确信压力已传导到实控人了。周末我发信息给实控人要求面谈，鉴于他之前一周已不回复我的信息，我在言语中稍微施加了点压力，果然，没多久，实控人给了我回复，基本确定下周面谈。在我与实控人的微信沟通中，我也补充了证据，通过微信沟通，实控人承认之前他发给我亲戚的信息是他本人发的。这样，即使谈判不成，还要重走诉讼这条路，我们也增加了胜诉的把握。
在处理我亲戚的这件事上，我也反思了一下为什么P2P维权难。我认为有如下原因：一是在于投资者标的比较小，比较分散，律师不愿意接此类案件，另外因为刑事责任在前，民事官司无法打，律师也没办法。二是投资者心不齐，P2P暴雷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大家都知道，在维权过程中，小标的客户维权态度坚决，但大标的客户往往投鼠忌器，希望平台实控人能好好经营，还他们钱。三是投资者本身缺少法律相关知识，虽然表达自己诉求，但往往话说不到点子上，无论是向实控人施压还是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往往因为表达不到位，利害关系阐述不清，达不到很好的施压效果。
因为是亲戚的事，我也很上心，不仅把涉案公司和关联公司之间的关系查了个遍，还专门去图书馆借了几本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等相关罪名的书籍研究以便寻找施压点（这也是我继2013年司考之后，第一次主动去研究刑事问题），还在一个律师群里咨询了一些接触过此类案件的律师。有的律师曾为P2P实控人当过辩护律师，在言语中很帮P2P实控人说话，而且积极打压我找实控人面谈的想法，让我一度以为他是我们找的这个P2P的代理律师。我不太认可他的说法，现在很多P2P都是庞氏骗局，无金融资质，虚假标、自融已是公开的秘密。一些P2P专门骗老年人的存款，这些人在诈骗之初就以摸准了老年人身体素质差，折腾不起风浪，他们骗到手就骗到手了，这种人最可恨。当普通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受侵害后，积极维权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大家都消极等待，对骗子宽容以待，沉默的大多数终将让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不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