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重温《白马啸西风》,发现白马的情节基础,就是射雕三部曲里的某些关键要素,透射出金庸独有的表述风格。《白马啸西风》故事很单纯,是一个直线流畅的故事,像一把曲线均匀的汤匙,略有起伏,收束精悍,但也因此略有遗憾。但看得出笔触熟练,思想尤其熟滑,甚至到了无心曲折,直抒所想的地步。而射雕三部曲庞大精密,无数枝蔓旁逸斜出,尽管后来同归一点,中间的种种却变化曲折,无从道尽,比白马浓重许多。
当年看白,以为是梁羽生写的,那奇异绚烂的异地风光,风情浓厚的异族人,是梁羽生最喜欢着墨的,而且粗看文笔间饱含激情的语调,又有三分梁羽生的模样。但细看下去,金庸笔下那种惯有的沉浑温和之感又透纸而出,待看到金银小剑三娘子嫣然一笑,对杀了自己丈夫的师兄说:“真的吗?你又在骗人。”俨然已归正到完全的金庸艺术世界里来。
查了一下年代表,《白马啸西风》本来是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小说,后者作于1959年,但白的写作年代却标识为1961年,推知可能是雪山飞狐出版之时创作的白马啸西风。而1957年时,《射雕英雄传》已经完工,被誉为“侠文化的颂歌”,《神雕侠侣》是1959年完成,《倚天屠龙记》成于1961年。也许白马是继大部头之后的游笔之作,金庸拿此题材来锻炼一下已经圆熟的情节技巧。而梁羽生写作之时也是50年代左右,金庸算是后起之秀,虽然文学情绪上互有感染,但金庸却是自一出来风格就卓然自成的创作者。
以白马啸西风为门户,观此而牵诸其他,是个偷懒的手法,却别有妙处。
楔子一就是“合情合理”的奇遇。虽然所有的武侠小说都要奇遇,也少不了奇遇,但奇遇做得相当好的,恐怕还是金庸数一数二。巧这个东西,不用不可,滥用也不行,巧得太过分,读者都不爱信。唯有合情合理之“巧”,才如放了一根钓线下去,引动读者急不可耐往下看。白中的主人公李文秀,又是一个奇遇中成长的侠客,只不过这次性别换作女性,与射雕三部曲的男性主人公不同。父母双亡,仇敌追杀,最普通不过的背景,一代侠客总要从凄惨的身世中孕育而生,郭靖是这样,杨过是这样,张无忌是这样。但身世之不幸,又各有不同,便为各侠者的成长道路涂上了不同基色。郭靖诞生于国破家亡的危难中,杨过诞生于家仇国恨的纠葛中,张无忌诞生于门派林立、乱世飘摇的时代里,而李文秀则是诞生在私人仇杀的背景中。
说巧又不巧,这些人间事件的发生是完全可能的;说不巧又巧,不是人人都有“运气”赶上乱世,适逢家仇的。
那么奇遇又如何做到“合情合理”?金庸写法流派属于新武侠,其实新武侠这个头还是清末大翻译家林纾开的,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林纾的独具特色的“技击小说”为后世的武侠小说提供了可贵的艺术经验。除了翻译之外,对于中国后世人情小说,林纾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原创小说已初步脱离明清小说才子佳人的俗套,受西方小说影响,在《洪嫣篁》篇后,林纾写道:“余少更患难,于人情洞之了了;又心折迭更先生之文思,故所撰小说,亦附人情而生。或得新近之人言,或忆诸童时之旧闻,每于月夕灯前,坐而索之,得即命笔,不期成篇。词或臆造,然终不远于人情,较诸《齐谐》志怪,或少胜乎?”
我觉得林纾的这一段话可以为金庸的风格做个绝妙注解。人情小说,附人情而生,贴纹入理,需有非常阅历和极高的心智,如果一段故事完全杜撰,毫无现实基础,那么就算一个再如何高明的文人面壁九年呕血数升,也做不到合理。而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这两条在30岁的金庸身上都具备,且他还有一大优点,就是善于做白日梦,无论是具体到武学细节,还是抽象到情节走向。善于做白日梦是小说家很重要的素质,纪实作品虽然现实基础好,但不能称为小说,就是因为文章里毫无作者飞腾的想象。
当年看白,以为是梁羽生写的,那奇异绚烂的异地风光,风情浓厚的异族人,是梁羽生最喜欢着墨的,而且粗看文笔间饱含激情的语调,又有三分梁羽生的模样。但细看下去,金庸笔下那种惯有的沉浑温和之感又透纸而出,待看到金银小剑三娘子嫣然一笑,对杀了自己丈夫的师兄说:“真的吗?你又在骗人。”俨然已归正到完全的金庸艺术世界里来。
查了一下年代表,《白马啸西风》本来是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小说,后者作于1959年,但白的写作年代却标识为1961年,推知可能是雪山飞狐出版之时创作的白马啸西风。而1957年时,《射雕英雄传》已经完工,被誉为“侠文化的颂歌”,《神雕侠侣》是1959年完成,《倚天屠龙记》成于1961年。也许白马是继大部头之后的游笔之作,金庸拿此题材来锻炼一下已经圆熟的情节技巧。而梁羽生写作之时也是50年代左右,金庸算是后起之秀,虽然文学情绪上互有感染,但金庸却是自一出来风格就卓然自成的创作者。
以白马啸西风为门户,观此而牵诸其他,是个偷懒的手法,却别有妙处。
楔子一就是“合情合理”的奇遇。虽然所有的武侠小说都要奇遇,也少不了奇遇,但奇遇做得相当好的,恐怕还是金庸数一数二。巧这个东西,不用不可,滥用也不行,巧得太过分,读者都不爱信。唯有合情合理之“巧”,才如放了一根钓线下去,引动读者急不可耐往下看。白中的主人公李文秀,又是一个奇遇中成长的侠客,只不过这次性别换作女性,与射雕三部曲的男性主人公不同。父母双亡,仇敌追杀,最普通不过的背景,一代侠客总要从凄惨的身世中孕育而生,郭靖是这样,杨过是这样,张无忌是这样。但身世之不幸,又各有不同,便为各侠者的成长道路涂上了不同基色。郭靖诞生于国破家亡的危难中,杨过诞生于家仇国恨的纠葛中,张无忌诞生于门派林立、乱世飘摇的时代里,而李文秀则是诞生在私人仇杀的背景中。
说巧又不巧,这些人间事件的发生是完全可能的;说不巧又巧,不是人人都有“运气”赶上乱世,适逢家仇的。
那么奇遇又如何做到“合情合理”?金庸写法流派属于新武侠,其实新武侠这个头还是清末大翻译家林纾开的,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林纾的独具特色的“技击小说”为后世的武侠小说提供了可贵的艺术经验。除了翻译之外,对于中国后世人情小说,林纾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原创小说已初步脱离明清小说才子佳人的俗套,受西方小说影响,在《洪嫣篁》篇后,林纾写道:“余少更患难,于人情洞之了了;又心折迭更先生之文思,故所撰小说,亦附人情而生。或得新近之人言,或忆诸童时之旧闻,每于月夕灯前,坐而索之,得即命笔,不期成篇。词或臆造,然终不远于人情,较诸《齐谐》志怪,或少胜乎?”
我觉得林纾的这一段话可以为金庸的风格做个绝妙注解。人情小说,附人情而生,贴纹入理,需有非常阅历和极高的心智,如果一段故事完全杜撰,毫无现实基础,那么就算一个再如何高明的文人面壁九年呕血数升,也做不到合理。而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这两条在30岁的金庸身上都具备,且他还有一大优点,就是善于做白日梦,无论是具体到武学细节,还是抽象到情节走向。善于做白日梦是小说家很重要的素质,纪实作品虽然现实基础好,但不能称为小说,就是因为文章里毫无作者飞腾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