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没有末日,人类就是永恒的,一时的政权没那么重要。如果有末日,但末日是不可知的,国家就更加不重要了。因为永恒的意义,早晚要越过国家的废墟。或者说,每个人的灵魂,如一盏盏孔明灯,总有一天从国家的背景下脱颖而出,就像孩子挣脱保姆的手,奔向自己的父亲。
但一个可预知的末日,必将产生一个国家主义的世界观。国家轻易而举,就凭借它的财富和权势,僭取了在人类精神事务与永恒命运中的祭司位分。一群科学家、政治家和资本家,在那个日子行情看涨,假冒了救世主。假若末日真正来临时,如这部电影所说,科学数据、政治权势与商业财富,构成了决定人类命运的铁三角。对我来说,这幅画面,实在远比灭世的洪水更加残酷。
尽管登舟时,有一段各国政要的良知发现,但这部电影,其实不是一个挪亚方舟的人文主义版本,而是一个国家主义版本。证府造方舟,世上没有比这更大的灾难。一切专制主义,都建立在一种全知全能的国家观之上。以往的好莱坞片,倾向于把预言末日的科学家,与国家主义摆在一种对立立场。让科学家成为双重的孤胆英雄,既对抗天上的命运,又对抗地上的权势。但《2010》把这个张力化解了,倒也显得更真实。意思是说,科学主义从来都是国家主义的配角,科学是可被购买和征收的。因此,科学的全知全能,几乎就等于国家的全知全能。相信科学的万能,几乎也就等于相信国家的万能。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钱学森之于共和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