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无论此曲有多少的外在动机,其内在冲动完全来自作曲家正在受伤又渴望新生的灵魂,来自作曲家对战胜命运的英雄——新的自我的企盼。从1796年开始,贝多芬的听觉出现了问题,1798年至1799年病症明显加重。到1801年,病症愈发严重起来,从而使贝多芬内心出现危机。1802年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写的遗书就是一个明证。但是他无休止的作曲欲望把他从自杀的欲望中拯救出来。“是艺术,是她留住了我。我认为,在我没有完成交给我的全部使命以前,就离开这个世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决不允许它毁灭我。”就在他精神最忧郁的时候,他却写出了充满欢乐情绪的《D大调第二交响曲》,这一交响曲第一乐章出现的英雄主题兆示着歌唱战胜命运的英雄、赞美战胜自我的英雄的交响曲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