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mentalisation能被称为是适宜的、不过度的?现在看来这个边界似乎是模糊不清,这似乎既不是一个思考量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因为在对内心冲突的合理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陷入矫枉过正的陷阱,如果不扩大矛盾的对立面对自己的影响,那几乎无法冲破原有桎梏去获得安宁。那么,对对立面的过度思维算是hypermentalisation吗。
如果这个陷阱也是我固有思维模式使然,那其他人的思维模式的陷阱又是什么,他们如何自我排解、自我治愈,不过度真的能让人参透矛盾的本质,并且顺从情理上的真理吗?
这个问题至今从未想明白过。
我曾和朋友说,我看似毫无脾气,但实际上我在认知事物的方式上是相对偏激的。原因在于我的思维方式已经相对固定下来,这让我很容易成为一个固执己见的人,而意识到了这一点后,唯一能让我逃避这种安于现状的模式的只有刻意的偏激。偏激存在于我认知事物的刻意状态中,但平时不开启。我能想到这种刻意其实也有焦虑释然,而是否能用焦虑去界定hypermentalisation也确实不好说,或许如我之前说的,一旦有了焦虑的底色,不论哪种行为都是对症状的命名,谈论是非需要纠正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它的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问题。所以去探索它的根源还是很重要。
如果这个陷阱也是我固有思维模式使然,那其他人的思维模式的陷阱又是什么,他们如何自我排解、自我治愈,不过度真的能让人参透矛盾的本质,并且顺从情理上的真理吗?
这个问题至今从未想明白过。
我曾和朋友说,我看似毫无脾气,但实际上我在认知事物的方式上是相对偏激的。原因在于我的思维方式已经相对固定下来,这让我很容易成为一个固执己见的人,而意识到了这一点后,唯一能让我逃避这种安于现状的模式的只有刻意的偏激。偏激存在于我认知事物的刻意状态中,但平时不开启。我能想到这种刻意其实也有焦虑释然,而是否能用焦虑去界定hypermentalisation也确实不好说,或许如我之前说的,一旦有了焦虑的底色,不论哪种行为都是对症状的命名,谈论是非需要纠正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它的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问题。所以去探索它的根源还是很重要。